因此,他說道:"總一切的有,謂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的有.借用中國舊日哲學家的話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新知言》),此所謂"一切的有",既包括實際的有,也包括真際的有,這個"總一切的有"的"大全",就是"哲學中所說的宇宙".但這個"宇宙"並不是物理學或天文學中所說的物質的宇宙,而是"太一"或"大一".從範圍上講,它大於實際世界;從邏輯上講,他先於實際世界.它是整個世界的本原.由此看來,同前麵的理、氣、道體一樣,"大全"仍然是形式的、邏輯的觀念性存在,是將理世界與事世界通通包融於自身的所謂"哲學中所說的世界",其目的在於想依此而說明世界的統一性問題.
這就是馮氏構造的以"理"、"氣"、"道體"、"大全"為中心範疇的新形上學,它構成了馮氏"新理學"的哲學體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麽,這一套"不著實際"的新形上學體係是通過怎麽樣的方法建立起來的呢?馮認為,建立形上學的方法有兩種:一是"邏輯分析"的方法,因是從正麵提出"形上學"的觀念,所以又稱為正的方法;一是直覺的方法,因是從反麵表現"形上學",所以又稱為負的方法.他自稱,新理學的"形上學"是以正的方法為主兼采負的方法而建立的.
按照馮氏的解釋,所謂正的方法,"是以邏輯分析法講形上學,也就是對於經驗作邏輯的釋義","其方法就是以理智對於經驗作分析,綜合及解釋,這就是說以理智義釋經驗",這裏所謂"邏輯底",意思就是指"形式底"、"空底"、"沒有內容底",它與科學方法追求的"實質底"、"有內容底"目的恰相對立.
因此,邏輯分析的方法又稱為形式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突出特點在於:它說到事實,"但對於事實,隻作一種形式的說法,不能作一種積極的肯定",而它在進行概念推演時,又"隻能從分析內容多的概念,推出內容少的概念".也就是說,正的方法,乃是一種"說到事實",進行概念推論的方法.這種形式主義的正的方法,正是新理學方法論的核心.而哲學或真正的形上學之所以要採取這種形式主義的正的方法,乃是由哲學或真正的形上學的性質決定的.他說:"哲學乃自純思的觀點,對於經驗作理智底分析、總括及解釋,而又以名言說出之者."馮氏認為:
"哲學中之觀念、命題,及其推論,多是形式的、邏輯的,而不是事實的、經驗的."(《三鬆堂全集》卷4)哲學的觀念、命題和推論,對於實際並無所主張,無所肯定,亦沒有或甚少實際的內容.哲學的內容就是以涵蓋一切之"共相"或"真際"為對象.而對於"真際"或"共相",也隻形式地有所肯定,而不事實地有所肯定.因此,哲學的或形上學的方法(即形式的正的方法),說到底就是囿於名詞概念的邏輯分析方法.
所謂負的方法,就是"講形上學不能講.講形上學不能講,亦是一種講形上學的方法".他認為,沒有講"形上學",不等於否認"形上學",而恰恰是從反麵表顯肯定了"形上學".這種用直覺主義講"形上學",猶如畫家"烘雲托月"的表現手法,"畫家畫月的一種方法,是隻在紙上烘雲,於所烘雲中留一圓的空白,其空白即是月."這就是說,對於"真際"這樣的本體界,"不能說它是什麽,隻能說它不是什麽",而至於它到底是什麽,則隻可意會,不能言傳.因此,"負的方法,在實質上是神秘主義的方法".馮氏這裏所謂"神秘主義",無非是指肯定有某些不能夠完全為人們的思想所能把握,或者不能夠完全為人們的語言概念所能表達的存在或境界,也就是肯定某種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的存在.
馮氏認為,就總體特徵而言,兩種方法正體現了中西方不同的哲學傳統,西方哲學長於分析,正的方法占支配地位;中國哲學崇尚直覺,負的方法則充分發展.
馮氏在新理學中兩種方法的運用,目的在於體現其"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精神,並試圖通過調解邏輯與直覺、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對立來達到會通中西哲學的目的,但他並沒有獲得完全的成功.在他的新理學中,邏輯分析的方法最終還是屈從於直覺的方法,從而使新理學的方法論帶上了濃厚的非理性主義的神秘色彩.
馮氏以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建構起來的這一套"不著實際"的形上邏輯體係,究竟有什麽意義呢?馮氏的迴答非常明確:沒在什麽實際的用途和意義,唯一的作用在於能提高人的境界.他說:"新理學知道它所講的是哲學,知道哲學本來隻能提高人的境界,本來不能使人有對於實際事物的積極的知識,因此亦不能使人有駕馭實際事物的能力",但是:"這些觀念可以使人知天、事天、樂天以至於同天.
這些觀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於自然、功利及道德諸境界……,則哲學的無用之用,也可稱為大用"(《新原道》).這就是說,哲學之所以為哲學,並不在於能使人獲得任何具體的才能、知識、經驗和智慧,而隻在能使人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為此,他提出了體現其哲學功能的人生境界說.
馮氏認為:"人對於宇宙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所有底黨解,因此宇宙人生對於人所有底某種不同底意義,即構成人所有底某種境界."(《新原人》)馮氏這裏所謂"覺解",在功能上類似於"自我意識",在本質上同"直覺"沒有多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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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馮氏構造的以"理"、"氣"、"道體"、"大全"為中心範疇的新形上學,它構成了馮氏"新理學"的哲學體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麽,這一套"不著實際"的新形上學體係是通過怎麽樣的方法建立起來的呢?馮認為,建立形上學的方法有兩種:一是"邏輯分析"的方法,因是從正麵提出"形上學"的觀念,所以又稱為正的方法;一是直覺的方法,因是從反麵表現"形上學",所以又稱為負的方法.他自稱,新理學的"形上學"是以正的方法為主兼采負的方法而建立的.
按照馮氏的解釋,所謂正的方法,"是以邏輯分析法講形上學,也就是對於經驗作邏輯的釋義","其方法就是以理智對於經驗作分析,綜合及解釋,這就是說以理智義釋經驗",這裏所謂"邏輯底",意思就是指"形式底"、"空底"、"沒有內容底",它與科學方法追求的"實質底"、"有內容底"目的恰相對立.
因此,邏輯分析的方法又稱為形式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突出特點在於:它說到事實,"但對於事實,隻作一種形式的說法,不能作一種積極的肯定",而它在進行概念推演時,又"隻能從分析內容多的概念,推出內容少的概念".也就是說,正的方法,乃是一種"說到事實",進行概念推論的方法.這種形式主義的正的方法,正是新理學方法論的核心.而哲學或真正的形上學之所以要採取這種形式主義的正的方法,乃是由哲學或真正的形上學的性質決定的.他說:"哲學乃自純思的觀點,對於經驗作理智底分析、總括及解釋,而又以名言說出之者."馮氏認為:
"哲學中之觀念、命題,及其推論,多是形式的、邏輯的,而不是事實的、經驗的."(《三鬆堂全集》卷4)哲學的觀念、命題和推論,對於實際並無所主張,無所肯定,亦沒有或甚少實際的內容.哲學的內容就是以涵蓋一切之"共相"或"真際"為對象.而對於"真際"或"共相",也隻形式地有所肯定,而不事實地有所肯定.因此,哲學的或形上學的方法(即形式的正的方法),說到底就是囿於名詞概念的邏輯分析方法.
所謂負的方法,就是"講形上學不能講.講形上學不能講,亦是一種講形上學的方法".他認為,沒有講"形上學",不等於否認"形上學",而恰恰是從反麵表顯肯定了"形上學".這種用直覺主義講"形上學",猶如畫家"烘雲托月"的表現手法,"畫家畫月的一種方法,是隻在紙上烘雲,於所烘雲中留一圓的空白,其空白即是月."這就是說,對於"真際"這樣的本體界,"不能說它是什麽,隻能說它不是什麽",而至於它到底是什麽,則隻可意會,不能言傳.因此,"負的方法,在實質上是神秘主義的方法".馮氏這裏所謂"神秘主義",無非是指肯定有某些不能夠完全為人們的思想所能把握,或者不能夠完全為人們的語言概念所能表達的存在或境界,也就是肯定某種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的存在.
馮氏認為,就總體特徵而言,兩種方法正體現了中西方不同的哲學傳統,西方哲學長於分析,正的方法占支配地位;中國哲學崇尚直覺,負的方法則充分發展.
馮氏在新理學中兩種方法的運用,目的在於體現其"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精神,並試圖通過調解邏輯與直覺、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對立來達到會通中西哲學的目的,但他並沒有獲得完全的成功.在他的新理學中,邏輯分析的方法最終還是屈從於直覺的方法,從而使新理學的方法論帶上了濃厚的非理性主義的神秘色彩.
馮氏以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建構起來的這一套"不著實際"的形上邏輯體係,究竟有什麽意義呢?馮氏的迴答非常明確:沒在什麽實際的用途和意義,唯一的作用在於能提高人的境界.他說:"新理學知道它所講的是哲學,知道哲學本來隻能提高人的境界,本來不能使人有對於實際事物的積極的知識,因此亦不能使人有駕馭實際事物的能力",但是:"這些觀念可以使人知天、事天、樂天以至於同天.
這些觀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於自然、功利及道德諸境界……,則哲學的無用之用,也可稱為大用"(《新原道》).這就是說,哲學之所以為哲學,並不在於能使人獲得任何具體的才能、知識、經驗和智慧,而隻在能使人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為此,他提出了體現其哲學功能的人生境界說.
馮氏認為:"人對於宇宙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所有底黨解,因此宇宙人生對於人所有底某種不同底意義,即構成人所有底某種境界."(《新原人》)馮氏這裏所謂"覺解",在功能上類似於"自我意識",在本質上同"直覺"沒有多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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