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西南聯大因抗戰勝利而解散,清華大學亦遷迴北京.同年,馮友蘭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邀請,赴美作為期一年的講學,講授中國哲學史,並將講稿整理成《中國哲學簡史》一書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在美講學期間,馮友蘭深深感到:"我在國外講些中國的舊東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館裏的陳列品了,心裏很不是滋味.當時我想,還是得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樓賦》裏的兩句話: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馮友蘭生怕新中國成立後中美斷交,於是,婉言謝絕了至親好友的挽留,毅然決然地返迴了祖國.
1948年秋天,馮友蘭迴國後,當選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並被選為院士會議評議會委員.1949年初,馮友蘭辭去本兼各職,專任教授.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整,他調至北京大學哲學係任教授,併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還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常務委員,還先後被選為第二、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然而,在學術上,馮友蘭卻很不順利.在剛剛解放的1950年,哲學界即展開了對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以及後來的曆次反右運動中,馮友蘭都首當其衝.不但其思想被當作唯心主義的代表而屢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成為批鬥的重點對象,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還是讓他們當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馮氏才得以離開牛棚,勉強恢複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森訪華,馮家被定為外賓訪問的開放戶時,才算過上比較正常的生活.
綜觀馮友蘭解放後的學術活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他開始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馮氏後來迴憶說:"當時正在提倡向蘇聯學習,我也向蘇聯的‘學術權威’學習,看他們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我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寫了《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到第二冊,十年浩劫就開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鬆堂自序》)在這一時期,整個學術界都被一種僵化、教條的學術空氣所籠罩,哲學史研究由於其與政治過於緊密的關係更是如此.一部豐富多彩的哲學史被簡化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史,並被圖式化地定為唯物主義戰勝唯心義的曆史,馮友蘭身處其時,亦頗受這種氛圍的影響.第二階段是70年代,代表作為《論孔丘》.
其時,"四人幫"為達到個人目的,大搞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將哲學史、思想史的發展,簡化、歪曲為儒法鬥爭史,厚誣古人,捏造事實,影射史學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時間,整個學術界風聲鶴唳,硝煙驟起.在"四人幫"的"順者昌,逆者亡"的強大政治壓力下,許多學術趨尚世風,違心地寫了許多應時之作.馮友蘭當時壓力極大,他雖然從心底裏極為反感"四人幫"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的思想指導下,也不得已"依傍黨內的‘權威’的現成說法,或者據說是他們的說法"而寫了《對子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複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兩篇文章在《北大學報》上發表.不久,《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即予全文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1975年,他的《論孔丘》一書正式出版.書中觀點與以前迥然不同.這顯然是在強大政治壓力下的違心之作.他後來亦坦誠地說道:"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譁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三鬆堂自序》)這既是馮氏個人的無奈,也是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大悲劇.1972年,身處逆境中的馮友蘭曾賦詩一首,其中有雲:"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裏尋."對解放後事態紛壇和自己哲學思想之多變,頗多感嘆!
第三階段是80年代,隨著"四人幫"的垮台,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馮友蘭迎來了自己的學術春天.經過50—60年代的教訓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騰,馮氏決意空所依傍,直陳己見,決意重寫中國哲學史,以舒解胸中積壓多年之鬱悶.自1980年開始,馮友蘭以耄耋之年,展老驥之誌,手握如椽巨筆,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並明確申明隻寫"自己在現有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從而真正把自己80年來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體會寫出來,成為一家之言.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了卻了一大心願.
"學海無涯生有涯".馮友蘭在曆經近一個世紀的世事遷變,人世滄桑之後,終於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盡頭.1990年11月26日,在95歲華誕的前夕,這位現代中國的一代大哲安然地離開了這個紛攘多變的世界.
二、融會中西 構建新理學
劃分四界 覺解新人格
馮友蘭一生勤勉,著述宏富.畢生以複興中華傳統文化、宏揚儒家哲學思想為己任.如果說,馮氏前期(抗戰以前)的治學旨趣在於整理研究中國傳統哲學,而直可稱其為哲學史家的話,那麽,他後期(抗戰爆發後,尤其是抗戰期間)的為學進路則重在以"六經注我"的精神,運用西方新實在論哲學重新詮釋、闡發儒家思想,以作為複興中華民族之理論基礎.這一時期寫成的《新理學》為核心的"貞元六書"構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學思想體係.它既是馮氏哲學思想成熟的標誌,也是他一生治學的最高成就,並因此而奠定了他作為"現代新儒家"的地位,成為一位繼往開來,具有國際聲譽的一代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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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馮友蘭生怕新中國成立後中美斷交,於是,婉言謝絕了至親好友的挽留,毅然決然地返迴了祖國.
1948年秋天,馮友蘭迴國後,當選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並被選為院士會議評議會委員.1949年初,馮友蘭辭去本兼各職,專任教授.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整,他調至北京大學哲學係任教授,併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還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常務委員,還先後被選為第二、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然而,在學術上,馮友蘭卻很不順利.在剛剛解放的1950年,哲學界即展開了對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以及後來的曆次反右運動中,馮友蘭都首當其衝.不但其思想被當作唯心主義的代表而屢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成為批鬥的重點對象,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還是讓他們當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馮氏才得以離開牛棚,勉強恢複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森訪華,馮家被定為外賓訪問的開放戶時,才算過上比較正常的生活.
綜觀馮友蘭解放後的學術活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他開始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馮氏後來迴憶說:"當時正在提倡向蘇聯學習,我也向蘇聯的‘學術權威’學習,看他們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我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寫了《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到第二冊,十年浩劫就開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鬆堂自序》)在這一時期,整個學術界都被一種僵化、教條的學術空氣所籠罩,哲學史研究由於其與政治過於緊密的關係更是如此.一部豐富多彩的哲學史被簡化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史,並被圖式化地定為唯物主義戰勝唯心義的曆史,馮友蘭身處其時,亦頗受這種氛圍的影響.第二階段是70年代,代表作為《論孔丘》.
其時,"四人幫"為達到個人目的,大搞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將哲學史、思想史的發展,簡化、歪曲為儒法鬥爭史,厚誣古人,捏造事實,影射史學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時間,整個學術界風聲鶴唳,硝煙驟起.在"四人幫"的"順者昌,逆者亡"的強大政治壓力下,許多學術趨尚世風,違心地寫了許多應時之作.馮友蘭當時壓力極大,他雖然從心底裏極為反感"四人幫"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的思想指導下,也不得已"依傍黨內的‘權威’的現成說法,或者據說是他們的說法"而寫了《對子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複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兩篇文章在《北大學報》上發表.不久,《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即予全文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1975年,他的《論孔丘》一書正式出版.書中觀點與以前迥然不同.這顯然是在強大政治壓力下的違心之作.他後來亦坦誠地說道:"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譁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三鬆堂自序》)這既是馮氏個人的無奈,也是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大悲劇.1972年,身處逆境中的馮友蘭曾賦詩一首,其中有雲:"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裏尋."對解放後事態紛壇和自己哲學思想之多變,頗多感嘆!
第三階段是80年代,隨著"四人幫"的垮台,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馮友蘭迎來了自己的學術春天.經過50—60年代的教訓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騰,馮氏決意空所依傍,直陳己見,決意重寫中國哲學史,以舒解胸中積壓多年之鬱悶.自1980年開始,馮友蘭以耄耋之年,展老驥之誌,手握如椽巨筆,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並明確申明隻寫"自己在現有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從而真正把自己80年來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體會寫出來,成為一家之言.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了卻了一大心願.
"學海無涯生有涯".馮友蘭在曆經近一個世紀的世事遷變,人世滄桑之後,終於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盡頭.1990年11月26日,在95歲華誕的前夕,這位現代中國的一代大哲安然地離開了這個紛攘多變的世界.
二、融會中西 構建新理學
劃分四界 覺解新人格
馮友蘭一生勤勉,著述宏富.畢生以複興中華傳統文化、宏揚儒家哲學思想為己任.如果說,馮氏前期(抗戰以前)的治學旨趣在於整理研究中國傳統哲學,而直可稱其為哲學史家的話,那麽,他後期(抗戰爆發後,尤其是抗戰期間)的為學進路則重在以"六經注我"的精神,運用西方新實在論哲學重新詮釋、闡發儒家思想,以作為複興中華民族之理論基礎.這一時期寫成的《新理學》為核心的"貞元六書"構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學思想體係.它既是馮氏哲學思想成熟的標誌,也是他一生治學的最高成就,並因此而奠定了他作為"現代新儒家"的地位,成為一位繼往開來,具有國際聲譽的一代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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