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馮友蘭學成迴國,始任開封中州大學哲學教授,併兼任文學院院長.
1925年又到廣州廣東大學任教授.次年離開廣東大學到燕京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在此期間,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學》.此書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中譯本,後半部分《一種人生觀》是他根據1923年冬在山東曹州省立六中演講人生哲學的講稿整理擴充而成.馮友蘭在後來迴憶說:"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勢,後來是新實在論占優勢"(《三鬆堂自序》),他的這種由實用主義到新實在論的思想轉變,在《人生哲學》中就已明顯地體現出來.在這本書中,他自稱持新實在主義觀點,併力圖把新實在主義同中國傳統哲學結合起來,這一思想在他後來建構的新理學體係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1928年,馮友蘭離開燕大到清華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併兼任哲學係主任.後來還擔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秘書長和文學院院長.在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出版問世.該書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後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書後來還被馮的美國學生卜德譯成英文,成為現今西方人係統了解中國哲學的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在這部巨著中,他自稱為"釋古派"而與胡適的"疑古派"相區別.他著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這為他後來創立新理學思想體係積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論準備.
在清華任教期間,馮友蘭曾於1934年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並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哲學在現代中國》的學術報告.會後,他又通過申請獲準訪問蘇聯.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的國土.
馮先生後來迴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於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麽樣子."通過耳聞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三鬆堂自序》)馮生先的這種印象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他還通過橫向比較,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迴國後,馮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學係,以"秦漢曆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曆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譁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於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天後,遂被釋放.對於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魯迅書信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也頗大,但他並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係即在此間創製而成.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麵展開,清華大學被迫南遷.先遷往湖南長沙嶽麓山下,後又遷往雲南昆明,並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併,組成西南聯合大學.馮友蘭任聯大哲學係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同當時大多數學者一樣,馮友蘭雖身處後方,卻心繫國事,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淒涼.在暫避長沙時,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二賢祠裏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遊南嶽耳,江山半壁太淒涼."其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到昆明後不久,他又為剛創立的西南聯大寫了校歌的歌詞,調寄《滿江紅》:"萬裏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
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檄移栽禎幹質,九洲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需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複神京,還燕碣."歌詞充分表現出作者鮮明的愛國主義立場和終將戰勝日寇、收複祖國失地的信心.他始終有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在一直支撐著他,他堅信:有著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礎的中華民族絕不會滅亡,困厄隻是暫時的,很快就會過去,抗日戰爭勝利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複興之時!正是憑此堅定信念,馮氏更加勤奮地鑽研學問,埋首著述,潛心整理中國傳統文化.從1939年起,他先後出版了《新理學》、《新事論》(1940年)、《新事訓》(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這六部書,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新理學"哲學思想體係,馮先生將這些著作總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或"貞元六書",表示其中華民族一定要複興的堅定信念.關於馮友蘭著此六書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確的表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水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非日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這充分展現了馮氏的宏大抱負和深切願望.
</br>
1925年又到廣州廣東大學任教授.次年離開廣東大學到燕京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在此期間,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學》.此書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中譯本,後半部分《一種人生觀》是他根據1923年冬在山東曹州省立六中演講人生哲學的講稿整理擴充而成.馮友蘭在後來迴憶說:"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勢,後來是新實在論占優勢"(《三鬆堂自序》),他的這種由實用主義到新實在論的思想轉變,在《人生哲學》中就已明顯地體現出來.在這本書中,他自稱持新實在主義觀點,併力圖把新實在主義同中國傳統哲學結合起來,這一思想在他後來建構的新理學體係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1928年,馮友蘭離開燕大到清華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併兼任哲學係主任.後來還擔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秘書長和文學院院長.在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出版問世.該書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後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書後來還被馮的美國學生卜德譯成英文,成為現今西方人係統了解中國哲學的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在這部巨著中,他自稱為"釋古派"而與胡適的"疑古派"相區別.他著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這為他後來創立新理學思想體係積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論準備.
在清華任教期間,馮友蘭曾於1934年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並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哲學在現代中國》的學術報告.會後,他又通過申請獲準訪問蘇聯.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的國土.
馮先生後來迴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於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麽樣子."通過耳聞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三鬆堂自序》)馮生先的這種印象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他還通過橫向比較,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迴國後,馮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學係,以"秦漢曆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曆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譁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於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天後,遂被釋放.對於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魯迅書信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也頗大,但他並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係即在此間創製而成.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麵展開,清華大學被迫南遷.先遷往湖南長沙嶽麓山下,後又遷往雲南昆明,並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併,組成西南聯合大學.馮友蘭任聯大哲學係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同當時大多數學者一樣,馮友蘭雖身處後方,卻心繫國事,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淒涼.在暫避長沙時,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二賢祠裏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遊南嶽耳,江山半壁太淒涼."其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到昆明後不久,他又為剛創立的西南聯大寫了校歌的歌詞,調寄《滿江紅》:"萬裏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
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檄移栽禎幹質,九洲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需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複神京,還燕碣."歌詞充分表現出作者鮮明的愛國主義立場和終將戰勝日寇、收複祖國失地的信心.他始終有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在一直支撐著他,他堅信:有著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礎的中華民族絕不會滅亡,困厄隻是暫時的,很快就會過去,抗日戰爭勝利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複興之時!正是憑此堅定信念,馮氏更加勤奮地鑽研學問,埋首著述,潛心整理中國傳統文化.從1939年起,他先後出版了《新理學》、《新事論》(1940年)、《新事訓》(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這六部書,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新理學"哲學思想體係,馮先生將這些著作總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或"貞元六書",表示其中華民族一定要複興的堅定信念.關於馮友蘭著此六書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確的表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水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非日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這充分展現了馮氏的宏大抱負和深切願望.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