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梁又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與著名軍事家蔣百裏一起巡曆華北華東各山地,長達八月之久.途中曆經千辛萬苦,曾幾次與日寇遭遇,險遭不測.在這次考察中,他痛感國共摩擦嚴重,深為統一戰線內部隱藏的危機而憂慮,尤其是1941年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使形勢更加嚴峻,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1年3月19日,以梁漱溟、張瀾、黃炎培等人為首,秘密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之前身),旨在聯合各民主力量,促進國共合作與團結,黃炎培被推為主席,梁漱溟作為發起人,既是13位中央執行委員之一,也是5個中央常委之一.1941年5月,梁漱溟受"同盟"委派,克服重重困難,衝破國民黨設置的各種關卡,隻身一人遠赴香港,在朋友的幫助下,創辦了同盟的機關報《光明報》,公開發表了同盟之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宣傳同盟之政治主張.此事令國民黨大為惱火,對梁極盡百般刁難、威脅、利誘,但梁始終不為所動.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光明報》才被迫停刊.梁漱溟亦曆經艱險,經澳門返迴桂林.
抗戰勝利後,梁漱溟二訪延安,在國共兩黨之間斡旋,希望維持國內和平.1946年,他出任民盟秘書長,參加舊政協,並擔負起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調停人之重任.盡管他多方奔走,盡心竭力,卻因國民黨多次背信棄義,屢起事端而終未能扭轉政局.梁漱溟痛感和平無望,迴天乏術,遂在1946年10月力辭民盟秘書長一職,並公開宣布退出民盟,離開政治舞台,並申明從此以後對國"隻言論,不行動".
梁漱溟於11月6日離開南京,來到重慶,在他創辦的勉仁書院,一麵講學授業,一麵撰寫《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冀以我對於老中國之認識,求教於世."1949年6月,此書寫成並正式出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麵對這個曆史巨變,梁氏並未感到不安.他自認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並為中國的前途操過心、盡過力的炎黃子孫,一生所行,問心無愧.為此,當有人力勸其遠赴香港時,他堅決拒絕,執意留在了大陸.
新中國並未忘記梁漱溟這位愛國人士,就在1949年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的莊嚴時刻,周恩來還在天安門城樓上,頗有感慨地對各界朋友說:"今天梁漱溟先生沒有來,很遺憾!"毛澤東亦有同感,並指示有關部門務必盡快把梁漱溟請到北京,共商建國大計.
1950年1月,梁應中國共產黨之邀,離渝赴京,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但他對毛澤東邀請他參加新政府一事,卻以"如參加政府就不便說話"為由,敬辭不受.
後接受周恩來之建議,從4月到9月,梁漱溟到華北、華東、東北等地參觀,深感新中國氣象萬新,遂漸改初衷,表示願與共產黨共事.1951年,梁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
梁漱溟作事極為認真,秉性剛直,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是黨和政府難得的諍友.
1953年9月16日,梁以政協委員資格列席中央人民政府第27次會議,會議主旨是討論"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梁漱溟聯繫自己的所見所聞,就"總路線"中過分突出重工業而忽視農業、輕工業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並針對當時社會上已相當明顯的"工農差別",提醒共產黨不要"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而應適當照顧他們的利益.但遺憾的是,梁漱溟的耿耿直言,卻招致眾口批判,毛澤東更作《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公開發表,從而把梁漱溟推入了一場以他為主角的批判運動大潮中.各種批判文章和專著接踵而出,鋪天蓋地而來,步步升級,並無限地"上綱上線".這是梁漱溟始料所不及的.但他對這些批判心不悅,口亦不眼,並以沉默作為迴答!
1966年,中國大地開演了一場曠古絕後的大悲劇!在這場大悲劇中,年逾古稀、息居多年的梁漱溟再次罹難.不但家被抄了,三代珍藏的古籍、字畫和手稿被燒個精光;連衰朽之軀也倍受折磨、白天拉出去遊街、批鬥不說,晚上還被鎖在一間小屋裏,勒令寫"交代",交代一生的"罪行"……梁漱溟身錮陋室,麵對一疊白紙,思潮起伏,感慨萬千!但縈繞他腦際的卻始終是這樣的信念:"書籍燒了,但思想是銷毀不了的!"正是憑著這一信念,從1966年9月21日開始,在沒有一本參考書的情況下,憑其淵博的學識和驚人的記憶,用寫"交代"的紙、筆,偷偷地撰寫《儒佛異同論》,曆時月餘,全文四萬餘字.接著又馬不停蹄地撰寫《東方學術概觀》.
1986年,巴蜀書社終於將這兩部著作合而為一,正式出版.
1973年10月4日,是夏曆重陽節,梁漱溟剛在家中寂寥地度過他的80壽辰.中國大地又狂飆突起.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懷著卑劣的政治目的,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批林批孔"的運動.梁漱溟對此深不以為然,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他隻能"腹非",而不便"明言".故在政協、民主黨派的學習會上.他雖每會必到,卻隻洗耳恭聽,緘口不言.一他不願隨流而進,講違心話.然而,樹欲靜卻風不止,沉重的政治壓迫和某些與會者的軟硬兼施.逼得他非開口不可.君子坦蕩蕩,言則言矣,何懼之有!他明確表示:"我對當前的批林批孔運動持保留態度!"並在次年2月24日、25日,以81歲之高齡,手拿皮包,身穿長袍,衣冠整潔儀態莊嚴地站在政協會議室的講台上,就像當年在北京大學授課那樣,以《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為題,繪聲繪色地講了兩個半天,為孔子辯護.並在最後公開宣稱:"我的態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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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後,梁漱溟二訪延安,在國共兩黨之間斡旋,希望維持國內和平.1946年,他出任民盟秘書長,參加舊政協,並擔負起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調停人之重任.盡管他多方奔走,盡心竭力,卻因國民黨多次背信棄義,屢起事端而終未能扭轉政局.梁漱溟痛感和平無望,迴天乏術,遂在1946年10月力辭民盟秘書長一職,並公開宣布退出民盟,離開政治舞台,並申明從此以後對國"隻言論,不行動".
梁漱溟於11月6日離開南京,來到重慶,在他創辦的勉仁書院,一麵講學授業,一麵撰寫《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冀以我對於老中國之認識,求教於世."1949年6月,此書寫成並正式出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麵對這個曆史巨變,梁氏並未感到不安.他自認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並為中國的前途操過心、盡過力的炎黃子孫,一生所行,問心無愧.為此,當有人力勸其遠赴香港時,他堅決拒絕,執意留在了大陸.
新中國並未忘記梁漱溟這位愛國人士,就在1949年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的莊嚴時刻,周恩來還在天安門城樓上,頗有感慨地對各界朋友說:"今天梁漱溟先生沒有來,很遺憾!"毛澤東亦有同感,並指示有關部門務必盡快把梁漱溟請到北京,共商建國大計.
1950年1月,梁應中國共產黨之邀,離渝赴京,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但他對毛澤東邀請他參加新政府一事,卻以"如參加政府就不便說話"為由,敬辭不受.
後接受周恩來之建議,從4月到9月,梁漱溟到華北、華東、東北等地參觀,深感新中國氣象萬新,遂漸改初衷,表示願與共產黨共事.1951年,梁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
梁漱溟作事極為認真,秉性剛直,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是黨和政府難得的諍友.
1953年9月16日,梁以政協委員資格列席中央人民政府第27次會議,會議主旨是討論"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梁漱溟聯繫自己的所見所聞,就"總路線"中過分突出重工業而忽視農業、輕工業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並針對當時社會上已相當明顯的"工農差別",提醒共產黨不要"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而應適當照顧他們的利益.但遺憾的是,梁漱溟的耿耿直言,卻招致眾口批判,毛澤東更作《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公開發表,從而把梁漱溟推入了一場以他為主角的批判運動大潮中.各種批判文章和專著接踵而出,鋪天蓋地而來,步步升級,並無限地"上綱上線".這是梁漱溟始料所不及的.但他對這些批判心不悅,口亦不眼,並以沉默作為迴答!
1966年,中國大地開演了一場曠古絕後的大悲劇!在這場大悲劇中,年逾古稀、息居多年的梁漱溟再次罹難.不但家被抄了,三代珍藏的古籍、字畫和手稿被燒個精光;連衰朽之軀也倍受折磨、白天拉出去遊街、批鬥不說,晚上還被鎖在一間小屋裏,勒令寫"交代",交代一生的"罪行"……梁漱溟身錮陋室,麵對一疊白紙,思潮起伏,感慨萬千!但縈繞他腦際的卻始終是這樣的信念:"書籍燒了,但思想是銷毀不了的!"正是憑著這一信念,從1966年9月21日開始,在沒有一本參考書的情況下,憑其淵博的學識和驚人的記憶,用寫"交代"的紙、筆,偷偷地撰寫《儒佛異同論》,曆時月餘,全文四萬餘字.接著又馬不停蹄地撰寫《東方學術概觀》.
1986年,巴蜀書社終於將這兩部著作合而為一,正式出版.
1973年10月4日,是夏曆重陽節,梁漱溟剛在家中寂寥地度過他的80壽辰.中國大地又狂飆突起.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懷著卑劣的政治目的,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批林批孔"的運動.梁漱溟對此深不以為然,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他隻能"腹非",而不便"明言".故在政協、民主黨派的學習會上.他雖每會必到,卻隻洗耳恭聽,緘口不言.一他不願隨流而進,講違心話.然而,樹欲靜卻風不止,沉重的政治壓迫和某些與會者的軟硬兼施.逼得他非開口不可.君子坦蕩蕩,言則言矣,何懼之有!他明確表示:"我對當前的批林批孔運動持保留態度!"並在次年2月24日、25日,以81歲之高齡,手拿皮包,身穿長袍,衣冠整潔儀態莊嚴地站在政協會議室的講台上,就像當年在北京大學授課那樣,以《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為題,繪聲繪色地講了兩個半天,為孔子辯護.並在最後公開宣稱:"我的態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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