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袁世凱帝製失敗,梁漱溟也度過了自己的精神危機,經過一番痛苦的思索,他終於出佛入儒,選定儒學作為自己的哲學信仰.這種思想轉變最終在他任教北大期間完成.
1917年10月,梁漱溟因《究元決疑論》(發表在《東方雜誌》第5、6、7月號上)而得識於蔡元培,並受蔡之邀到北大擔任講師,主講印度哲學.他到北大的第一天就向蔡元培慎重聲明:"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在北大先後開設了印度哲學概論、儒家哲學、孔學意旨等課程.其講授深入淺出,說理透徹,見解精到,常發人之未發,決世人未決之疑,深受學生歡迎.後來成為一代宗師的馮友蘭就是他這時的得意門生.
在進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開始了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就開始在北大係統地講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首次運用比較方法學,對中國、西方、印度三方文化產生的曆史淵源,它們各自的哲學根據及它們在人類曆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麵而係統的分析.並在最後大膽斷言: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複興!
1921年暑假,梁漱溟應山東省教育廳的邀請在濟南講授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一連講了40天,最後由陳政、羅常培將記錄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此書一出,即因其全新的理論視角和獨到的見解,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到1929年,此書即已印行八版,並被翻譯成12國文字.此書的出版,把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之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也標誌著一種新的治學方向即現代新儒家哲學的產生.
1924年夏,梁漱溟為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辭去北大教席,遠赴山東曹州中學試辦高中部,並想以此為基礎成立曲阜大學.但不到一年,他又懷著失望的心情迴到北京,先客居清華園,編印其父遺稿.後又與十多位從山東追隨而來的學生在什剎海共住共讀,互相敬勉.在這段時間裏,形成了梁漱溟獨特的教學方式——朝會.
他後來迴憶說:每天清晨,天將明未明之時,師生共在月台上團坐.其時疏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一片寂靜;唯間聞更雞喔喔作啼.身處此境,頓覺心地清明、精神振奮,且有眾睡而我獨醒之感,並由此而倍感自身於世人於社會責任之重大.
大家或講話或沉思反省,盡情地利用這人生最可寶貴的一剎那,抑揚朝氣,錘鍊心誌.朝會製度從此開始,以後他在山東主辦鄉村建設研究院時仍堅持不懈,後來還將朝會所講輯成《朝話》一書出版.
1927年5月,梁受友人李濟深(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廣東任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籌辦鄉治講習所,並任省立一中校長.在這裏,他首次明確地提出並闡述了自己的鄉治理論,主張從鄉村自治入手,改造舊中國,建立一個新中國.簡而言之,就是"以農立國".1930年1月,由他參與籌辦的河南村治學院開學,梁擔任教務主任並主講鄉村自治組織等課程.是年暑假,又應邀到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作題為《中國問題之解決》的講演.闡述他的"村治主義".他明確指出:
"我眼中的鄉治,是看作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新方向",鄉村運動的實質就是一場文化複興運動.
1931年,因蔣馮間中原大戰.河南村治學院停辦.同年1月,受山東省主席韓複榘之邀,梁漱溟帶領部分同仁赴山東籌辦鄉村建設研究院,並以此為中心,以鄒平縣(後增至14縣)為基地,廣泛地展開了他的"鄉村建設實驗".他主張以"鄉學"代替區公所,以"村學"代替鄉公所,建立教育和行政合一的農村基層政權組織.
實際上,所謂"鄉村建設"就是他的新孔學思想在政治方麵的貫徹.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以一種近乎傳教士般的自我犧牲精神,與一批誌同道合者在山東鄒平度過了2500多個日日夜夜.在這期間,他還先後寫作並出版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2)、《鄉村建設文集》(1934)、《鄉村建設大意》(1936)、《鄉村建設理論》(又名《中國民族之前途》,1937)等著作,全麵而係統地闡述了鄉村建設的理論及其具體實踐方案.他試圖通過鄉村建設這一帶有宗教意味的群眾運動,藉著創造根本的道德共識和精神凝聚,重整業已崩潰的鄉村社區,以達到複興中國固有的倫理社會結構,挽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落後狀況的目的.
1937年,日寇全麵侵華的隆隆炮聲中斷了他那田園牧歌式的鄉建運動.一浪高過一浪的救亡唿聲,使他再也無法沉醉於他那塊藉以恢複"聖道"的樂土,而毅然投身於抗日救國的洪流中,開始他長達十餘年的為國事奔走的傳奇.
是年8月11日,梁在上海《大公報》上發表《怎樣應付當前的大戰》一文,提出抗戰"要實行係統化、民主化、國力化"的觀點,並提出了實行戰時教育製度改革的14條具體主張.8月14日,應蔣介石電邀,赴南京參加最高國防會議參議會,共商國事.山東淪陷後,又親率山東鄉建院之學生兩百餘人投入軍事委員會戰幹團第一團,在武昌軍訓後遂組成軍委會政治部直屬第三政治大隊,開赴山東抗日.1938年1月,梁漱溟又以"國防參議員"的特殊身份赴延安考察、訪問.他訪問延安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看共產黨轉變得如何,二是希望同中共領導人就實現國家進一步的統一交換意見.在三周時間的考察訪問中,延安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極苦的物質環境中,那裏的氣象確是活潑,精神確是發揚……事實上證明,他們是成功的."尤其令梁漱溟難忘的是與毛澤東的八次長談(其中兩次竟是通宵!)內容廣泛涉及中國的現實命運與前途及未來新中國的建設問題.談話氣氛極為和諧、融洽,最後雖未達成完全共識,卻堅定了梁氏抗戰的信心,加深了對中共的了解,相信中國共產黨反對內戰、主張聯合抗日是堅決而真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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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梁漱溟因《究元決疑論》(發表在《東方雜誌》第5、6、7月號上)而得識於蔡元培,並受蔡之邀到北大擔任講師,主講印度哲學.他到北大的第一天就向蔡元培慎重聲明:"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在北大先後開設了印度哲學概論、儒家哲學、孔學意旨等課程.其講授深入淺出,說理透徹,見解精到,常發人之未發,決世人未決之疑,深受學生歡迎.後來成為一代宗師的馮友蘭就是他這時的得意門生.
在進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開始了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就開始在北大係統地講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首次運用比較方法學,對中國、西方、印度三方文化產生的曆史淵源,它們各自的哲學根據及它們在人類曆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麵而係統的分析.並在最後大膽斷言: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複興!
1921年暑假,梁漱溟應山東省教育廳的邀請在濟南講授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一連講了40天,最後由陳政、羅常培將記錄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此書一出,即因其全新的理論視角和獨到的見解,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到1929年,此書即已印行八版,並被翻譯成12國文字.此書的出版,把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之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也標誌著一種新的治學方向即現代新儒家哲學的產生.
1924年夏,梁漱溟為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辭去北大教席,遠赴山東曹州中學試辦高中部,並想以此為基礎成立曲阜大學.但不到一年,他又懷著失望的心情迴到北京,先客居清華園,編印其父遺稿.後又與十多位從山東追隨而來的學生在什剎海共住共讀,互相敬勉.在這段時間裏,形成了梁漱溟獨特的教學方式——朝會.
他後來迴憶說:每天清晨,天將明未明之時,師生共在月台上團坐.其時疏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一片寂靜;唯間聞更雞喔喔作啼.身處此境,頓覺心地清明、精神振奮,且有眾睡而我獨醒之感,並由此而倍感自身於世人於社會責任之重大.
大家或講話或沉思反省,盡情地利用這人生最可寶貴的一剎那,抑揚朝氣,錘鍊心誌.朝會製度從此開始,以後他在山東主辦鄉村建設研究院時仍堅持不懈,後來還將朝會所講輯成《朝話》一書出版.
1927年5月,梁受友人李濟深(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廣東任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籌辦鄉治講習所,並任省立一中校長.在這裏,他首次明確地提出並闡述了自己的鄉治理論,主張從鄉村自治入手,改造舊中國,建立一個新中國.簡而言之,就是"以農立國".1930年1月,由他參與籌辦的河南村治學院開學,梁擔任教務主任並主講鄉村自治組織等課程.是年暑假,又應邀到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作題為《中國問題之解決》的講演.闡述他的"村治主義".他明確指出:
"我眼中的鄉治,是看作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新方向",鄉村運動的實質就是一場文化複興運動.
1931年,因蔣馮間中原大戰.河南村治學院停辦.同年1月,受山東省主席韓複榘之邀,梁漱溟帶領部分同仁赴山東籌辦鄉村建設研究院,並以此為中心,以鄒平縣(後增至14縣)為基地,廣泛地展開了他的"鄉村建設實驗".他主張以"鄉學"代替區公所,以"村學"代替鄉公所,建立教育和行政合一的農村基層政權組織.
實際上,所謂"鄉村建設"就是他的新孔學思想在政治方麵的貫徹.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以一種近乎傳教士般的自我犧牲精神,與一批誌同道合者在山東鄒平度過了2500多個日日夜夜.在這期間,他還先後寫作並出版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2)、《鄉村建設文集》(1934)、《鄉村建設大意》(1936)、《鄉村建設理論》(又名《中國民族之前途》,1937)等著作,全麵而係統地闡述了鄉村建設的理論及其具體實踐方案.他試圖通過鄉村建設這一帶有宗教意味的群眾運動,藉著創造根本的道德共識和精神凝聚,重整業已崩潰的鄉村社區,以達到複興中國固有的倫理社會結構,挽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落後狀況的目的.
1937年,日寇全麵侵華的隆隆炮聲中斷了他那田園牧歌式的鄉建運動.一浪高過一浪的救亡唿聲,使他再也無法沉醉於他那塊藉以恢複"聖道"的樂土,而毅然投身於抗日救國的洪流中,開始他長達十餘年的為國事奔走的傳奇.
是年8月11日,梁在上海《大公報》上發表《怎樣應付當前的大戰》一文,提出抗戰"要實行係統化、民主化、國力化"的觀點,並提出了實行戰時教育製度改革的14條具體主張.8月14日,應蔣介石電邀,赴南京參加最高國防會議參議會,共商國事.山東淪陷後,又親率山東鄉建院之學生兩百餘人投入軍事委員會戰幹團第一團,在武昌軍訓後遂組成軍委會政治部直屬第三政治大隊,開赴山東抗日.1938年1月,梁漱溟又以"國防參議員"的特殊身份赴延安考察、訪問.他訪問延安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看共產黨轉變得如何,二是希望同中共領導人就實現國家進一步的統一交換意見.在三周時間的考察訪問中,延安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極苦的物質環境中,那裏的氣象確是活潑,精神確是發揚……事實上證明,他們是成功的."尤其令梁漱溟難忘的是與毛澤東的八次長談(其中兩次竟是通宵!)內容廣泛涉及中國的現實命運與前途及未來新中國的建設問題.談話氣氛極為和諧、融洽,最後雖未達成完全共識,卻堅定了梁氏抗戰的信心,加深了對中共的了解,相信中國共產黨反對內戰、主張聯合抗日是堅決而真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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