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熊十力進入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大師研習佛學.其間首尾三年,潛心苦修,獨具慧心,頗有創穫,而生活卻艱苦異常,唯一的一條中裝長褲,常是洗了之後要等幹了才有穿的.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揚與舉薦,熊十力被蔡元培聘為北大主講佛家法相唯識的特約講師.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師生蟻聚一堂"之學院式教學方式,而採取古代師生朝夕相處,自由隨和的書院式教學,力主道德與學問並重,生活與學習一致.在主講《唯識學概論》的過程中,他對唯識論逐漸由懷疑而至展開批判,並開始構造他獨出心裁的"新唯識論"哲學體係.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識論》(文言文本)出版,這標誌著蜚聲中外的"新唯識論"哲學體係的誕生.但此書一出,即刻遭到佛學界人士尤其是內學院師友之群起攻擊.其師歐陽閱後痛言:"滅棄聖言,唯子真為尤",措辭嚴厲.歐陽弟子劉衡如更著《破新唯識論》對熊氏其書進行係統破斥,指責他"於唯識學幾乎全無知曉",並指斥其書乃"雜取中土儒道兩家之義,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談,懸揣佛法,臆當亦爾".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應戰,並著成《破(破新唯識論)》一書,對劉氏之斥逐一破解.他為自己辯護說,《新》著"義既遠離唯識,旨亦上符般若",認為自己非但沒有離經叛道,反而是對佛學的維護和發展,與歐陽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馬一孚等人卻對此書推崇備至,評價甚高.
蔡元培稱熊氏乃二千年來以哲學家之立場闡揚佛學最精深之第一人.馬一孚先生更在序言中將熊十力與王弼、龍樹並提,稱其學識創見乃超越於道生、玄類、窺基等古代佛學大師之上,真可謂推崇至極!
熊十力在為學之餘,喜善交學界朋友,與時賢如黃季剛、馬敘倫、梁漱溟、胡適之、張東蘇、張申府、錢穆、湯用彤、蒙文通、張君勵、馮友蘭、金嶽霖、朱光潛、賀麟等人,時相過從,切磋學問.尤其是與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時間裏交往甚密,"無有睽違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輒詰難橫生,餘亦縱橫酬對,時或嘯聲出戶外.漱溟則默然寡言,間解紛難,片言扼要.餘嚐衡論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確乎其嚴,宰平戲謂曰:老熊眼在天上.餘亦戲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這種詰難攻訐的論學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淺,他的許多論點就是在這種辯難中產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與同鄉人廢名(馮文炳,文學家)的交往,據他迴憶說,兩人一當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當爭論起學術問題來,經常是各不相讓,始則麵紅耳赤,大叫大嚷,繼則扭成一團、拳腳相加,最後是不歡而散,然過一二日再聚時,則又談笑風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達大度之人,真可謂古之罕有,今亦絕無!
抗日戰爭爆發後,熊十力並沒有隨北大南遷昆明,而是先迴原籍黃岡,繼則避難四川,任教於馬一李主持的樂山複性書院,講授宋明理學.此時的熊十力,雖身處後方,卻痛感外侮日迫,族類益危,常因想起淪陷區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聲痛哭.為此,他撰寫了《中國曆史講話》一書,大講漢、滿、蒙、迴、藏五族同源,意在為各民族團結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論與曆史依據.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長蔣夢麟聘他為文學院教授的聘書,並被特準可暫時不到校上課.此間,因與馬一孚先生學術見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慶北碚的勉仁書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將其滿腔真情都傾注在中華文化的存亡絕續之上.
他認為,一個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須要有自己的哲學,自己的文化.為此,他開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學說,並寫成《讀經示要》等關於儒學的著作.他對胡適等人"全盤西化"的主張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於聖賢經典之中,而是對傳統儒學作較徹底的反思,併吞吐百家,融鑄儒佛,獨創一思辨縝密的中國化的哲學,1944年,熊氏《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殺青付梓,由重慶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哲學會中國哲學叢書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書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學著作,它標誌著熊十力哲學思想體係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據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學者的話,那麽,以語體文本為界,則應當視其為"新儒家"學者.此書與稍後出版的《十力語要》、《十力語要初續》等書一起,構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
1948年,國共戰事日激,國民黨節節敗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廣州郊外化龍鄉黃民庸家.全國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迴北大或老家湖北,專心治學,但又心存疑慮,曾動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共產黨並沒有忘記他這位時賢大哲.1949年10月在廣州解放之後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聯名電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國是,並同時關照沿途各級政府,熱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到車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變後扒煤車逃離北平而路遇暴雨,渾身濕透的淒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緒翻滾.他由此確信: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祖國任人宰割的曆史從此將一去不複返!
熊十力抵京後,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剎海後海大金絲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離京為止,此處風景宜人,且毗鄰多為舊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張申府、賀麟等,而舊時弟子亦時常登門拜謁;同時,黨內外許多高級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濟深、陳銘樞、艾思奇等新朋舊友也常來探望,這使熊先生心情甚為舒暢.在這難得的安定環境中,不但繼續著書立說,先後寫就《與友人論張江陵》、《與友人論六經》、《新唯識論》刪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還非常關心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多次致函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出謀劃策.1954年,因各種原因,熊十力漸感孤獨,同時亦難耐北方冬天寒冷幹燥的氣候,遂於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後,仍筆耕不輟,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書的下卷,並將上下卷同時印刷出版.全書共33萬餘字,重點發掘了儒學中有價值的部分,並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經注我"的精神,重新闡釋了儒學經典和儒學史.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為新儒家學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繼此書之後,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體用論》、《明心篇》、《幹坤衍》等著作的撰寫,前後共8種,凡130萬言,真可謂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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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識論》(文言文本)出版,這標誌著蜚聲中外的"新唯識論"哲學體係的誕生.但此書一出,即刻遭到佛學界人士尤其是內學院師友之群起攻擊.其師歐陽閱後痛言:"滅棄聖言,唯子真為尤",措辭嚴厲.歐陽弟子劉衡如更著《破新唯識論》對熊氏其書進行係統破斥,指責他"於唯識學幾乎全無知曉",並指斥其書乃"雜取中土儒道兩家之義,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談,懸揣佛法,臆當亦爾".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應戰,並著成《破(破新唯識論)》一書,對劉氏之斥逐一破解.他為自己辯護說,《新》著"義既遠離唯識,旨亦上符般若",認為自己非但沒有離經叛道,反而是對佛學的維護和發展,與歐陽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馬一孚等人卻對此書推崇備至,評價甚高.
蔡元培稱熊氏乃二千年來以哲學家之立場闡揚佛學最精深之第一人.馬一孚先生更在序言中將熊十力與王弼、龍樹並提,稱其學識創見乃超越於道生、玄類、窺基等古代佛學大師之上,真可謂推崇至極!
熊十力在為學之餘,喜善交學界朋友,與時賢如黃季剛、馬敘倫、梁漱溟、胡適之、張東蘇、張申府、錢穆、湯用彤、蒙文通、張君勵、馮友蘭、金嶽霖、朱光潛、賀麟等人,時相過從,切磋學問.尤其是與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時間裏交往甚密,"無有睽違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輒詰難橫生,餘亦縱橫酬對,時或嘯聲出戶外.漱溟則默然寡言,間解紛難,片言扼要.餘嚐衡論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確乎其嚴,宰平戲謂曰:老熊眼在天上.餘亦戲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這種詰難攻訐的論學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淺,他的許多論點就是在這種辯難中產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與同鄉人廢名(馮文炳,文學家)的交往,據他迴憶說,兩人一當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當爭論起學術問題來,經常是各不相讓,始則麵紅耳赤,大叫大嚷,繼則扭成一團、拳腳相加,最後是不歡而散,然過一二日再聚時,則又談笑風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達大度之人,真可謂古之罕有,今亦絕無!
抗日戰爭爆發後,熊十力並沒有隨北大南遷昆明,而是先迴原籍黃岡,繼則避難四川,任教於馬一李主持的樂山複性書院,講授宋明理學.此時的熊十力,雖身處後方,卻痛感外侮日迫,族類益危,常因想起淪陷區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聲痛哭.為此,他撰寫了《中國曆史講話》一書,大講漢、滿、蒙、迴、藏五族同源,意在為各民族團結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論與曆史依據.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長蔣夢麟聘他為文學院教授的聘書,並被特準可暫時不到校上課.此間,因與馬一孚先生學術見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慶北碚的勉仁書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將其滿腔真情都傾注在中華文化的存亡絕續之上.
他認為,一個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須要有自己的哲學,自己的文化.為此,他開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學說,並寫成《讀經示要》等關於儒學的著作.他對胡適等人"全盤西化"的主張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於聖賢經典之中,而是對傳統儒學作較徹底的反思,併吞吐百家,融鑄儒佛,獨創一思辨縝密的中國化的哲學,1944年,熊氏《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殺青付梓,由重慶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哲學會中國哲學叢書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書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學著作,它標誌著熊十力哲學思想體係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據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學者的話,那麽,以語體文本為界,則應當視其為"新儒家"學者.此書與稍後出版的《十力語要》、《十力語要初續》等書一起,構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
1948年,國共戰事日激,國民黨節節敗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廣州郊外化龍鄉黃民庸家.全國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迴北大或老家湖北,專心治學,但又心存疑慮,曾動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共產黨並沒有忘記他這位時賢大哲.1949年10月在廣州解放之後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聯名電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國是,並同時關照沿途各級政府,熱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到車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變後扒煤車逃離北平而路遇暴雨,渾身濕透的淒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緒翻滾.他由此確信: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祖國任人宰割的曆史從此將一去不複返!
熊十力抵京後,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剎海後海大金絲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離京為止,此處風景宜人,且毗鄰多為舊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張申府、賀麟等,而舊時弟子亦時常登門拜謁;同時,黨內外許多高級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濟深、陳銘樞、艾思奇等新朋舊友也常來探望,這使熊先生心情甚為舒暢.在這難得的安定環境中,不但繼續著書立說,先後寫就《與友人論張江陵》、《與友人論六經》、《新唯識論》刪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還非常關心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多次致函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出謀劃策.1954年,因各種原因,熊十力漸感孤獨,同時亦難耐北方冬天寒冷幹燥的氣候,遂於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後,仍筆耕不輟,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書的下卷,並將上下卷同時印刷出版.全書共33萬餘字,重點發掘了儒學中有價值的部分,並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經注我"的精神,重新闡釋了儒學經典和儒學史.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為新儒家學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繼此書之後,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體用論》、《明心篇》、《幹坤衍》等著作的撰寫,前後共8種,凡130萬言,真可謂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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