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以後,戴震在北京去世,一終年55歲.


    戴震一生著作繁富,涉及學科非常廣泛,包括數學(《策算》)、古文字學(《六書論》、《爾雅文字考》)、古語音學(《轉請》)、語言學(《聲的考入《聲類表孔《方言疏證時、考證(《考工記圖人《屈原賦注入《詩補傳》)、天算(《勾股割囗記》)、天文學(《原象》、《迎日推策記》、《續天文略》)、地理學(《校正水經注》、《直隸河渠書》、《汾州府誌》、《汾陽縣誌》)、經學(《經考》、《尚書義考》)及哲學(《法象論》、《原善》、《緒言》、《孟子私淑錄》、《孟子字義疏證》).從他治學的深度和廣度來說,不愧為幹、嘉學者之第一人.


    下篇:批判程朱理學 複歸儒學原旨


    如果僅僅把戴震看成是一位埋頭考據的樸學家,這是對他的最大誤解.事實上盡管戴震在經學、小學、數學、天文學等領域內達到了很少有人能夠達到的深度,但他的最主要的貢獻卻是哲學上的建樹,這也是他區別於其他幹嘉學者的主要方麵.


    宋明理學發展到末流,往往空談心性,束書不觀.程朱主張"性即理",陸王高談"心即理",兩派的後學者不再去"自家體貼",各誦先師之言,互相駁難,往往難以論定軌是孰非,逐漸形成了一種"寧道孔孟誤,諱說程朱非"的社會風氣,儒家原旨晦而不彰.自明代中葉以後,一些學者逐漸認識到要解決儒學內部的紛爭,必須"取證於經書",考據之風慢慢形成.經過明清嬗代之巨變,一些學者認識到空談足以亡國,因此在考據的基礎上,又注意"經世致用",力圖使儒學成為對國家、對百姓有用的學問.他們在自己的學術主張中,或糾程、朱之偏、或矯陸、王之失,對宋明以來的理學思想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評,希望恢複孔孟儒學的本來麵目.戴震的學術思想就是這一時代思潮下的產物.


    1.故訓名物:明道之具


    自宋儒將"道問學"與"尊德性"判為兩途,後世儒者專重於"尊德性",不重視"聞見之知",舍訓詁、名物而空談義理.宋代學者黃震曾說,本朝經學"擺落訓詁,直尋義理".明代心學獨盛,好講現成"良知",不需要"工夫"就可以直透"本體",隻要靜坐就可以"致良知".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針對明代學風之流弊,提出"經學即理學",主張"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注],戴震繼承了自顧炎武以來的學術傳統,加以發展,提出"由故訓以明義理"、"執義理而後能考核"的學術思想,把"義理"建立在紮紮實實的考據基礎上.


    戴震認為,孔孟之道就在《六經》之中.他在《沈學士文集序》中說:


    以今之去古既遠,聖人之道在《六經》也.當其時,不過據夫共聞習知,以闡幽而表微.然其名義製度,自千百世下,遙溯之至於英之能通.


    "聖人之道"在聖人之世雖為人所"共聞習知",但傳之既久,千百年以後,其"名義製度"往往"莫之能通".因此,他認為"是以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他解釋說:


    離詞,則舍小學故訓無所借.辨言,則合其立言之體無從而相接以心.


    離詞、辨言是"聞道"的必由之路.因此,戴震特別推崇"六經尊眼、鄭"的惠棟.在《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文中,他痛心地指出,"《六經》微言,後人以歧趨而失之".他批評有人區分漢來,將故訓與義理截然判為兩途的議論,指出:


    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於義.此試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憑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雲乎哉!


    他反對舍經學而空談義理,主張賢人、聖人之理義須"求之古經".但"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還必須"求之故訓".他說:


    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那麽,賢人、聖人之理義在哪裏?戴震認為"存乎典章製度者也".這些"典章製度"不是空虛無物的,而是賢人聖人的大製作,它可以施之於今,經世致用.


    他批評那些將故訓、典章製度和理義截然分開的人說:


    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為;理義不存平典章製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


    戴震感嘆說:"夫今人讀書,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有通,妄謂通其心誌,而日傅合不謬,吾不敢知也."[注]數百年以來,學風日壞,特別是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往往流於"鑿空",各家所說的"道"已非儒家的原旨.士生千載之後,求道於典章製度之中,但遺文垂絕,今古縣隔,因此,研究古代的訓詁、名物就顯得特別重要.戴震反覆申明這一點.作為他的最基本的學術主張.如在《古經解鈞沉序》一文中,他說:


    後之論漢儒者輒曰:故訓之學雲耳,未與於理精而義明.則詰之以求理義於古經之外乎?若猶存古經中也,則鑿空得之乎?嗚唿!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誌,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他把小學、文字作為理解"聖賢之心誌"的必由之路,正如舍舟揖無以渡江河、舍台階無以至堂壇一樣.從他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明白,他強調"明道"的工具是踏踏實實的學問,而不是束書不觀的空談.他希望通過文字訓詁的功夫,以上窺儒家賢人聖人的"心誌",以恢複儒學的原旨,這是對宋明儒學的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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