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梁啓超都曾對戴、惠之間的差別有所論述.章太炎說:"惠氏溫故,故其徒敦守舊貫,多不仕進;戴氏知新,而隱有所痛於時政,則《孟子字義疏證》所為作也."[注]梁啓超以"譯言"為喻,說明皖、吳二派之差別:"惠派之治經也,如不通歐語之人讀歐書,機譯人為神聖,漢儒則其澤人也,故信憑之不敢有所出入.
戴派不然,對於譯人不輕信焉,求原文之正確,然後即安.惠派所得,則斷章零句,援古正後而已;戴派每發明一義例,則通諸群書,而皆得其讀.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漢學,戴派則確為清學,而非漢學."[注]章、梁二人的論述非常確切.
揚州的學術空氣非常濃厚,是當時的一個學術中心.戴震結識惠棟以後,錢穆認為他的論學宗旨發生一大變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說,謂於義理製數互有得失者;今則並歸一途,所得盡在漢,所失盡在宋.義理統於故訓典製,不啻日即故訓即典製而義理矣."[注]戴震在揚州客居達4年之久.
戴震雖然博學多聞,名滿海內,但科舉之途對他來說卻比登天還難了直到40歲時,才考中舉人.以後六次入京參加會試,但每次都名落孫山.畢竟科舉考試所需要的是能夠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經學、講訓詁,作出來的八股文未免多了一些學究氣,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從31歲到41歲,戴震撰寫了一係列學術著作,比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篇,《尚書今文古文考》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據段玉裁記載,戴震曾說過:"作《原善》首篇成,樂不可言,吃飯亦別有甘味."又說:"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數十篇,《春秋》全經之大義舉矣."又說:"《尚書今文古文考》,此篇極認真."可見戴震對自己這些作品的重視.
戴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義疏證》.該書撰成於幹隆三十一年,戴震44歲之時.關於他的寫作動機,段玉裁是這樣說的:
蓋先生《原善》三篇、《論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揉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慾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所謂理者,必求諸人情之無憾,而後即安,不得謂性為理.
可知戴震此作,是要從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學的哲學基礎.如果說戴震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一方麵是為了打倒理學權威而作的基礎工作,另一方麵是為了建構新的哲學體係而進行的必要準備,那麽《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就標誌著戴震哲學體係的形成.
戴震精通輿地之學.在京師期間,他應直隸總督方觀承的聘請,纂修《直隸河渠書》111卷.此書尚未修成,方觀承就去世了,接任者對戴震不能禮敬,他於是辭去此事.後來又遊山西,修成《汾州府誌》三十四卷及《汾陽縣誌》,"其書之詳核,自古地誌所未有"[注].
由於屢試不第,戴震隻好南下,主講浙江金華書院,這一年他已50歲了.他從37歲參加鄉試,40歲時才考中舉人.以後十年之間,他汲汲科舉,希望能在科場上獲得成功.但每次都失望而歸.直到幹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的命運才稍稍有些轉機.
早在幹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曆(幹隆帝)打著"稽古右文"的旗號,命各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第二年,又命儒臣從《永樂大典》等書中鉤輯佚書,並開四庫館,準務修纂《四庫全書》.四庫館網羅了一大批著名學者.戴震當時已名重海內,連幹隆帝也風聞過他的大名.這時,紀購、裘修等人在幹隆麵前力薦,於是特召戴震入京,充四庫館纂修官.
戴震進入四庫館後,參加了校訂群書的工作.當時由於大量書籍已經散佚,而明代所修《永樂大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貴文獻,由此《四庫全書》中很大一部分書籍都需從《永樂大典》中輯佚."戴震於幹隆三十九年中成《水經注》的校勘工作.
他分別經、注,並歸納出三種原則,訂正經、注之互偽.《永樂大典》本《水經注》
較勝各本,又有部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補其缺漏者2128個字,刪其妄增者1448個字,正其進改得3715個字[注].該校本頗獲幹隆帝的嘉賞,當戴震把它進獻給他後,他龍顏大悅,這位愛附庸風雅的皇帝親撰禦詩褒揚說:
悉心編纂誠堪獎,觸目研摩亦可親.
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
戴震除校勘《水經注》外,還校勘了《九章算術》等古代數學著作.他在四庫館中所校之書還很多.據段玉裁《年譜》,從幹隆三十八年戴震入四庫館,到幹隆四十二年戴震去世,這5年時間裏,他還校勘了《海島算經》、《儀禮識誤》、《周辟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儀禮釋宮》、《五曹算經》、《儀禮集釋》、《項氏家說》、《蒙需中庸講義》、《大戴禮》、《方言》等官書,並撰寫《提要》.戴展所校官書大體上都是天文、算法、地理、水經、小學、方言、禮製諸書.他的校勘態度非常認真,悉心考訂,正偽、補脫、刪衍,力求其實,堪稱幹嘉學風的榜樣.
即使進入了四庫館,戴震仍然沒有放棄作為一個讀書人的理想目的——考取進士.幹隆四十年,他已經53歲了,這年秋閉,他去會試,但命運仿佛偏要捉弄這位名重一時的著名學者,他又一次落第.這一迴,幹隆皇帝格外開恩,準許他與本年貢士一起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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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派不然,對於譯人不輕信焉,求原文之正確,然後即安.惠派所得,則斷章零句,援古正後而已;戴派每發明一義例,則通諸群書,而皆得其讀.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漢學,戴派則確為清學,而非漢學."[注]章、梁二人的論述非常確切.
揚州的學術空氣非常濃厚,是當時的一個學術中心.戴震結識惠棟以後,錢穆認為他的論學宗旨發生一大變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說,謂於義理製數互有得失者;今則並歸一途,所得盡在漢,所失盡在宋.義理統於故訓典製,不啻日即故訓即典製而義理矣."[注]戴震在揚州客居達4年之久.
戴震雖然博學多聞,名滿海內,但科舉之途對他來說卻比登天還難了直到40歲時,才考中舉人.以後六次入京參加會試,但每次都名落孫山.畢竟科舉考試所需要的是能夠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經學、講訓詁,作出來的八股文未免多了一些學究氣,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從31歲到41歲,戴震撰寫了一係列學術著作,比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篇,《尚書今文古文考》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據段玉裁記載,戴震曾說過:"作《原善》首篇成,樂不可言,吃飯亦別有甘味."又說:"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數十篇,《春秋》全經之大義舉矣."又說:"《尚書今文古文考》,此篇極認真."可見戴震對自己這些作品的重視.
戴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義疏證》.該書撰成於幹隆三十一年,戴震44歲之時.關於他的寫作動機,段玉裁是這樣說的:
蓋先生《原善》三篇、《論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揉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慾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所謂理者,必求諸人情之無憾,而後即安,不得謂性為理.
可知戴震此作,是要從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學的哲學基礎.如果說戴震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一方麵是為了打倒理學權威而作的基礎工作,另一方麵是為了建構新的哲學體係而進行的必要準備,那麽《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就標誌著戴震哲學體係的形成.
戴震精通輿地之學.在京師期間,他應直隸總督方觀承的聘請,纂修《直隸河渠書》111卷.此書尚未修成,方觀承就去世了,接任者對戴震不能禮敬,他於是辭去此事.後來又遊山西,修成《汾州府誌》三十四卷及《汾陽縣誌》,"其書之詳核,自古地誌所未有"[注].
由於屢試不第,戴震隻好南下,主講浙江金華書院,這一年他已50歲了.他從37歲參加鄉試,40歲時才考中舉人.以後十年之間,他汲汲科舉,希望能在科場上獲得成功.但每次都失望而歸.直到幹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的命運才稍稍有些轉機.
早在幹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曆(幹隆帝)打著"稽古右文"的旗號,命各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第二年,又命儒臣從《永樂大典》等書中鉤輯佚書,並開四庫館,準務修纂《四庫全書》.四庫館網羅了一大批著名學者.戴震當時已名重海內,連幹隆帝也風聞過他的大名.這時,紀購、裘修等人在幹隆麵前力薦,於是特召戴震入京,充四庫館纂修官.
戴震進入四庫館後,參加了校訂群書的工作.當時由於大量書籍已經散佚,而明代所修《永樂大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貴文獻,由此《四庫全書》中很大一部分書籍都需從《永樂大典》中輯佚."戴震於幹隆三十九年中成《水經注》的校勘工作.
他分別經、注,並歸納出三種原則,訂正經、注之互偽.《永樂大典》本《水經注》
較勝各本,又有部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補其缺漏者2128個字,刪其妄增者1448個字,正其進改得3715個字[注].該校本頗獲幹隆帝的嘉賞,當戴震把它進獻給他後,他龍顏大悅,這位愛附庸風雅的皇帝親撰禦詩褒揚說:
悉心編纂誠堪獎,觸目研摩亦可親.
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
戴震除校勘《水經注》外,還校勘了《九章算術》等古代數學著作.他在四庫館中所校之書還很多.據段玉裁《年譜》,從幹隆三十八年戴震入四庫館,到幹隆四十二年戴震去世,這5年時間裏,他還校勘了《海島算經》、《儀禮識誤》、《周辟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儀禮釋宮》、《五曹算經》、《儀禮集釋》、《項氏家說》、《蒙需中庸講義》、《大戴禮》、《方言》等官書,並撰寫《提要》.戴展所校官書大體上都是天文、算法、地理、水經、小學、方言、禮製諸書.他的校勘態度非常認真,悉心考訂,正偽、補脫、刪衍,力求其實,堪稱幹嘉學風的榜樣.
即使進入了四庫館,戴震仍然沒有放棄作為一個讀書人的理想目的——考取進士.幹隆四十年,他已經53歲了,這年秋閉,他去會試,但命運仿佛偏要捉弄這位名重一時的著名學者,他又一次落第.這一迴,幹隆皇帝格外開恩,準許他與本年貢士一起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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