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經註疏》卷帙浩繁,達數百萬言.可17歲的戴震已能"全舉其辭".他後來對段玉裁說:"餘於疏不能盡記,經注則無不能倍(背)誦也."又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他曾在給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說:"仆自十七歲時,有誌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製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揖,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為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在他看來,宋儒重義理而輕文字、音韻、訓詁,專尚空虛無用之學,是沒有在基本功上用力.他對為學先後的看法、對宋儒的批評雖然定型於晚年,但在17歲左右的讀書實踐中就已經萌芽了.
這以後,戴震隨父親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經商,廣泛接觸到社會生活.同時,他的經學也日有進步.20歲那年,迴到故鄉,此時他已經是一位飽讀詩書的青年學者了.戴家小少爺的名字慢慢地被當地的一些名流所知.同邑的程詢很喜歡這位還有些稚氣的年青人.他說:"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他看出這位博學的後生有著過人的才華,擢高第、取顯宦,如探囊中之物.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夠順利嗎?
離休寧不遠的婺源縣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學者,治經數十年,精通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以及步算、鍾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巋然大師",戴震久聞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門下,"取平時所學就正焉".當時歙縣大商人汪梧鳳建不速園,廣置圖書,招攬學者,戴震與同縣人鄭牧、歙縣人汪肇龍、方矩、程瑤田、金榜等人與江永皆"誦讀講貫其中"[注]
在這以後,戴震學術大進,尤其是在籌算、名物、訓詁等方麵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22歲時,寫成《籌算》(後更名為《策算》)一卷;23歲撰成《六書論》三卷;24歲撰成《考工記圖注》;25歲時寫成《轉語》20章;到27歲左右,撰成《爾雅文字考》十卷.作為一位青年學者,已在學術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學日進而遇日益窮",戴震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29歲時、他被補為休寧縣學生.
幹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歲,進入而立之年.這一年,休寧發生大旱,"鬥米千錢",戴震家中乏食,於是與麵鋪相約,"日取麵為饗餐,閉戶成《屈原賦注》".當時戴震在學術界雖小有名氣,但畢竟還算年輕.因此他又作《屈武音義》,假名汪梧鳳.另有《勾股割圜記》"一書,利用西洋算法進行註解,假名吳思孝.這兩個人都有一定的影響.
一場家族財產糾紛迫使戴震入京避禍.幹隆二十年,戴震狀告一個家族中強橫子弟侵占祖墳,不料這個強橫子弟倚仗財勢打通關節,反誣戴震不法,縣令準備抓他治罪.戴震聞訊,"乃脫身挾策人都",隻帶了一些書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李、衣服都沒有.他寄旅於歙縣會館,"是時紀太史陶、王太史鳴盛、錢太史大聽、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耳先生名,往訪之.叩其學,聽其言,觀其書,莫不擊節嘆賞,於是聲重京師,名公卿爭相交焉."京師之行,是戴震學術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紀昀、王鳴盛、錢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鼐、王安國、盧文(弓召)等一大批學術名流都與戴震相識.這些人對戴震的學識都很推賞,為他廣為延譽.戴震與這些堪稱海內碩儒的人交往,擴大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學術上也更為成熟.
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這時為孝廉.他傾心於戴震之學,寫信給戴,欲奉其為師.但戴震雖然學高天下,卻不好為人師.他迴信給姚鼐予以拒絕說:
至欲以仆為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為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古之所謂友,因分師之半.仆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
作師不如作友,這是戴震的看法.後來姚鼐不滿戴震之學,轉而大肆批評.此次戴震拒絕為師,使姚鼐免卻背師之譏,這是後話.在這封給姚鼐的信中,戴震還談到了治學方法:
凡仆所以尋求遺經,懼聖人之緒言暗墳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聞見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尋,循根可以達抄,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注].
在這裏,他提出了治學須有"十分之見","巨細畢究,本末兼察",不留餘義,這樣所得的結論才有堅實的基礎.
在京師期間,戴震出入名儒碩彥之門,朝夕講論.他寫了《周禮太史正歲年解》
二篇,又有《周髀北極(王玄)璣四遊解》二篇,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還寫了不少書信,在這些書信中,他反覆闡述了自己的學術主張.此外,他應王安國之邀,到其家塾課其子念孫.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後來蔚為一代考據大師,與戴震的影響分不開.
戴震在京師滯留了兩年,聲譽鵲起,名揚海內.幹隆二十二年(1757),南還,在揚州結識了惠棟.惠棟是清代漢學吳派的開創者,而戴震則是皖派宗師,二人在學術見解上有很多相似之處.戴震說:"惠君與餘相善,蓋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注]、當然皖派與吳派在治學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這隻是清代漢學內部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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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以後,戴震隨父親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經商,廣泛接觸到社會生活.同時,他的經學也日有進步.20歲那年,迴到故鄉,此時他已經是一位飽讀詩書的青年學者了.戴家小少爺的名字慢慢地被當地的一些名流所知.同邑的程詢很喜歡這位還有些稚氣的年青人.他說:"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他看出這位博學的後生有著過人的才華,擢高第、取顯宦,如探囊中之物.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夠順利嗎?
離休寧不遠的婺源縣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學者,治經數十年,精通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以及步算、鍾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巋然大師",戴震久聞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門下,"取平時所學就正焉".當時歙縣大商人汪梧鳳建不速園,廣置圖書,招攬學者,戴震與同縣人鄭牧、歙縣人汪肇龍、方矩、程瑤田、金榜等人與江永皆"誦讀講貫其中"[注]
在這以後,戴震學術大進,尤其是在籌算、名物、訓詁等方麵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22歲時,寫成《籌算》(後更名為《策算》)一卷;23歲撰成《六書論》三卷;24歲撰成《考工記圖注》;25歲時寫成《轉語》20章;到27歲左右,撰成《爾雅文字考》十卷.作為一位青年學者,已在學術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學日進而遇日益窮",戴震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29歲時、他被補為休寧縣學生.
幹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歲,進入而立之年.這一年,休寧發生大旱,"鬥米千錢",戴震家中乏食,於是與麵鋪相約,"日取麵為饗餐,閉戶成《屈原賦注》".當時戴震在學術界雖小有名氣,但畢竟還算年輕.因此他又作《屈武音義》,假名汪梧鳳.另有《勾股割圜記》"一書,利用西洋算法進行註解,假名吳思孝.這兩個人都有一定的影響.
一場家族財產糾紛迫使戴震入京避禍.幹隆二十年,戴震狀告一個家族中強橫子弟侵占祖墳,不料這個強橫子弟倚仗財勢打通關節,反誣戴震不法,縣令準備抓他治罪.戴震聞訊,"乃脫身挾策人都",隻帶了一些書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李、衣服都沒有.他寄旅於歙縣會館,"是時紀太史陶、王太史鳴盛、錢太史大聽、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耳先生名,往訪之.叩其學,聽其言,觀其書,莫不擊節嘆賞,於是聲重京師,名公卿爭相交焉."京師之行,是戴震學術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紀昀、王鳴盛、錢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鼐、王安國、盧文(弓召)等一大批學術名流都與戴震相識.這些人對戴震的學識都很推賞,為他廣為延譽.戴震與這些堪稱海內碩儒的人交往,擴大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學術上也更為成熟.
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這時為孝廉.他傾心於戴震之學,寫信給戴,欲奉其為師.但戴震雖然學高天下,卻不好為人師.他迴信給姚鼐予以拒絕說:
至欲以仆為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為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古之所謂友,因分師之半.仆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
作師不如作友,這是戴震的看法.後來姚鼐不滿戴震之學,轉而大肆批評.此次戴震拒絕為師,使姚鼐免卻背師之譏,這是後話.在這封給姚鼐的信中,戴震還談到了治學方法:
凡仆所以尋求遺經,懼聖人之緒言暗墳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聞見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尋,循根可以達抄,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注].
在這裏,他提出了治學須有"十分之見","巨細畢究,本末兼察",不留餘義,這樣所得的結論才有堅實的基礎.
在京師期間,戴震出入名儒碩彥之門,朝夕講論.他寫了《周禮太史正歲年解》
二篇,又有《周髀北極(王玄)璣四遊解》二篇,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還寫了不少書信,在這些書信中,他反覆闡述了自己的學術主張.此外,他應王安國之邀,到其家塾課其子念孫.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後來蔚為一代考據大師,與戴震的影響分不開.
戴震在京師滯留了兩年,聲譽鵲起,名揚海內.幹隆二十二年(1757),南還,在揚州結識了惠棟.惠棟是清代漢學吳派的開創者,而戴震則是皖派宗師,二人在學術見解上有很多相似之處.戴震說:"惠君與餘相善,蓋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注]、當然皖派與吳派在治學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這隻是清代漢學內部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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