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洲多次論述理氣心性之間的複雜關係,建立了理氣心性統一論.他認為,"天地之間隻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即氣之靈處……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即性也……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見,見之於氣;性不可見,見之於心,心即氣也"(《孟子師說·〈浩然〉章》).所謂"氣",是客觀物質之氣、即自然界之氣;所謂"理",即物質運動變化的客觀規律,理與氣是"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明儒學案·諸儒學案》);"在天為氣者在人為心,在天為理者在人為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也"(《諸儒學案》),理氣心性是統一的.所以,不能"離氣以求心性",也不能心外求性.
梨洲在這裏力圖用心性理氣統一論解釋曆史社會現象,以克服前人在自然觀與社會觀之間存在的理論矛盾,無疑是理論思維的一個進步,但仍然存在流於機械比附的缺陷.
其次,梨洲提出了"一本萬殊、會眾合一"的學術史觀.他在《明儒學案·發凡》中寫道:"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一本萬殊"是學術發展的客觀現實,不能強人就己,而"一偏之見"、"相反之論"也一定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內;但是,如果不加以"會眾合一"的學術歸納,混"金銀銅鐵為一器",則令人茫無頭緒,難以把握"數百年之學脈".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明儒學案》正是梨洲"一本萬殊,會眾合一"學術史觀的結晶.
梨洲一以史學為根抵"(梁啓超語),在史學領域貢獻甚偉,既撰有大量史學著作,又有一整套具有真知灼見的史學理論,實為一代史學大師;由他開山的清代浙東學派,也以史學成就最為著稱.
"經世應務"是梨洲治學不容移易的原則,因此,其治史的重點主要集中在明代,不僅著有長達244卷的《明史案》,對南明時期史料的搜集保存也極為注意,有《行朝錄》、《弘光實錄鈔》等,一方麵探討、總結有明一代"治亂之故",同時也藉以寄託故國之思.
"寓褒貶於史",是梨洲史學思想的一項重要原則.他認為史書應起到"揚善懲惡"的作用,如果"為史而使亂臣賊子得誌於天下,其不如無史之為愈也"(《晉書·史》);並且還對各種體例的史書提出適用的褒貶原則,比如他認為地方誌應"存美而去惡,有褒而無貶",不同於正史之"美惡俱載","猶其所去,是亦貶之之例也"(《再辭張郡侯修誌書》).
同時,梨洲也十分重視史料的搜求考證,提倡嚴謹求實的學風,批評那種"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談孺木墓表》)的淺陋輕躁習氣.
在梨洲自己,無論是擺述曆史,還是應人之請而作的碑誌序銘等,都是遵循了上述原則的.
為明修史,是梨洲的夙願,但是,出於民族大義,清政府幾次禮聘都被他拒絕了.然而梨洲卻始終關注《明史》的編寫情況.他認為:"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輩之手,無使淆亂,白衣從事,亦所以報故國也"(黃嗣艾《南雷學案·萬石園先生》),因而同意自己的得意門生萬斯同等參與史局(萬斯同"不署銜,不受俸",卻是事實上的修史總裁).梨洲雖身居草野,對《明史》的修撰仍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如全祖望所說:"公雖不赴征書,而史局大案,必諮於公","曆誌出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裏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地誌亦多取公《今水經》為考證.蓋自漢唐以來,大儒唯劉向著述強半登於班史……而公於二千年後起而繼之"(《神道碑》).可見《明史》無論在編撰方針上,還是具體內容上,都有不少地方得自梨洲的貢獻.
除了以上概略介紹的幾點之外,梨洲在自然科學領域也卓有成就,還為文化學術界培養了為數眾多的各種人材,同時,他又是一位文學家、詩人和文藝理論家……黃梨洲生當中國學術思想發生巨大變化的前夜,他的學術思想承先啟後,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有著崇高的地位.他的那種一生奮鬥不息、目光永遠向前、不倦追求真知的精神必將永遠激勵後來的中國人.
(邱進之 撰)
主要參考書
1.《黃梨洲先生年譜》,黃炳囗編,《梨洲遺著彙刊》本,民國四年時中書局版
2.《清史稿·黃宗羲傳》,上海古籍版
3.《南雷文定》,《四部備要》本
4.《明儒學案》,《國學基本叢書》本
5.《黃宗羲全集》第一、二冊,浙江古籍版
6.《黃宗羲論》,浙江古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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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學開山 顧炎武
(1613—1682)
顧炎武是明末蘇州府崑山縣(今江蘇崑山)人,起初名絳,後來改名繼紳,以後仍名絳,字忠清,順治二年(1645)清兵占領南京後,才改名為炎武(一作炎午),字寧人,而學者都尊稱他為亭林先生;曾經自署圭年,又因為一度僑居南京鍾山下,所以有時自號蔣山傭.炎武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在山西曲沃因病去世,按過去的習慣計算,享年7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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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洲在這裏力圖用心性理氣統一論解釋曆史社會現象,以克服前人在自然觀與社會觀之間存在的理論矛盾,無疑是理論思維的一個進步,但仍然存在流於機械比附的缺陷.
其次,梨洲提出了"一本萬殊、會眾合一"的學術史觀.他在《明儒學案·發凡》中寫道:"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一本萬殊"是學術發展的客觀現實,不能強人就己,而"一偏之見"、"相反之論"也一定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內;但是,如果不加以"會眾合一"的學術歸納,混"金銀銅鐵為一器",則令人茫無頭緒,難以把握"數百年之學脈".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明儒學案》正是梨洲"一本萬殊,會眾合一"學術史觀的結晶.
梨洲一以史學為根抵"(梁啓超語),在史學領域貢獻甚偉,既撰有大量史學著作,又有一整套具有真知灼見的史學理論,實為一代史學大師;由他開山的清代浙東學派,也以史學成就最為著稱.
"經世應務"是梨洲治學不容移易的原則,因此,其治史的重點主要集中在明代,不僅著有長達244卷的《明史案》,對南明時期史料的搜集保存也極為注意,有《行朝錄》、《弘光實錄鈔》等,一方麵探討、總結有明一代"治亂之故",同時也藉以寄託故國之思.
"寓褒貶於史",是梨洲史學思想的一項重要原則.他認為史書應起到"揚善懲惡"的作用,如果"為史而使亂臣賊子得誌於天下,其不如無史之為愈也"(《晉書·史》);並且還對各種體例的史書提出適用的褒貶原則,比如他認為地方誌應"存美而去惡,有褒而無貶",不同於正史之"美惡俱載","猶其所去,是亦貶之之例也"(《再辭張郡侯修誌書》).
同時,梨洲也十分重視史料的搜求考證,提倡嚴謹求實的學風,批評那種"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談孺木墓表》)的淺陋輕躁習氣.
在梨洲自己,無論是擺述曆史,還是應人之請而作的碑誌序銘等,都是遵循了上述原則的.
為明修史,是梨洲的夙願,但是,出於民族大義,清政府幾次禮聘都被他拒絕了.然而梨洲卻始終關注《明史》的編寫情況.他認為:"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輩之手,無使淆亂,白衣從事,亦所以報故國也"(黃嗣艾《南雷學案·萬石園先生》),因而同意自己的得意門生萬斯同等參與史局(萬斯同"不署銜,不受俸",卻是事實上的修史總裁).梨洲雖身居草野,對《明史》的修撰仍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如全祖望所說:"公雖不赴征書,而史局大案,必諮於公","曆誌出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裏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地誌亦多取公《今水經》為考證.蓋自漢唐以來,大儒唯劉向著述強半登於班史……而公於二千年後起而繼之"(《神道碑》).可見《明史》無論在編撰方針上,還是具體內容上,都有不少地方得自梨洲的貢獻.
除了以上概略介紹的幾點之外,梨洲在自然科學領域也卓有成就,還為文化學術界培養了為數眾多的各種人材,同時,他又是一位文學家、詩人和文藝理論家……黃梨洲生當中國學術思想發生巨大變化的前夜,他的學術思想承先啟後,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有著崇高的地位.他的那種一生奮鬥不息、目光永遠向前、不倦追求真知的精神必將永遠激勵後來的中國人.
(邱進之 撰)
主要參考書
1.《黃梨洲先生年譜》,黃炳囗編,《梨洲遺著彙刊》本,民國四年時中書局版
2.《清史稿·黃宗羲傳》,上海古籍版
3.《南雷文定》,《四部備要》本
4.《明儒學案》,《國學基本叢書》本
5.《黃宗羲全集》第一、二冊,浙江古籍版
6.《黃宗羲論》,浙江古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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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學開山 顧炎武
(1613—1682)
顧炎武是明末蘇州府崑山縣(今江蘇崑山)人,起初名絳,後來改名繼紳,以後仍名絳,字忠清,順治二年(1645)清兵占領南京後,才改名為炎武(一作炎午),字寧人,而學者都尊稱他為亭林先生;曾經自署圭年,又因為一度僑居南京鍾山下,所以有時自號蔣山傭.炎武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在山西曲沃因病去世,按過去的習慣計算,享年7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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