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開設史局修《明史》,修史總裁徐元文(字公肅,號玄齋,江蘇崑山人,1634—1691)又欲聘請黃宗羲出山,宗羲仍然拒絕.當萬斯同應聘入京時,宗羲送行之詩說:"不放河汾聲價倒,太平有策莫輕題",明白地表示了自己不與朝廷合作的態度.季野入京後,也執意"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
康熙十八年(1680),徐元文再次向皇帝建議聘宗羲修史,於是,旨下浙江督撫"以禮敦請",宗羲以"老病"為由,堅執不就;皇帝又下特旨,令地方官把黃宗羲關於明史的所有論著"抄錄來京,宣付史館"(《年譜》).徐又一力延請黃百家,宗羲不得已而同意——也許,還因為宗羲認為"國可亡,史不可亡"(《南雷文定·次公董公墓誌銘》),並給徐元文寫信說:"現在我把兒子交給你,總可以因此放過我了吧!"……
不過,由於黃宗羲不反對自己的門生和兒子參與史局,同時,他本人的文章中也有一些讚揚康熙皇帝及當時大臣如葉方藹和徐氏兄弟等人的文字,所以也有一些人認為黃宗羲"大節不虧,小節可議",甚至認為"失節".這種看法,恐怕也未必全麵、允當.
清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即1695年8月12日,一代哲人黃宗羲停止了唿吸,享年86歲.遵照宗羲"不用棺槨,不作佛事"(《年譜》,參見《南雷文定·梨洲末命》及《喪製或問》)的遺命,七月初四,黃百家率家人以極其簡樸的禮儀,將梨洲老人安葬在化安山黃尊素墓北側.
五、學術泰鬥 思想巨人
作為博學多才的一代大儒,作為中國文化學術史上傑出的思想家,梨洲先生的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麵的,其中最重要的,當推政治思想哲學、史學三個領域.
梨洲有關政治思想的論著不少,而《明夷待訪錄》則奠定了他的民主啟蒙思想家的曆史地位.《待訪錄》包括《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等共13篇,對數千年來政製、法律、教育、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麵加以理性的反省和批判,從而提出了一個富含民主意識的全方位的政治大綱.
中央政製的核心是最高統治者——君.梨洲在《原君》篇中提出,君應該做到"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而己又不享其利",這才是"君之道",才是"君之職分";隻有合乎這個標準,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君.由此引申,"君"與"天下"的關係應該是"天下為主,君為客"——人民是主人翁,君則是為主人翁獲利釋害而勤勞的人.這是一部《待訪錄》開宗明義的總綱.然而曆史的現實卻是"君為主,天下為客",他們"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而且"視為當然";梨洲認為,這樣的君不折不扣是"天下之大害".正因為自秦漢以來都顛倒了這個關係,為君者都視天下為自己的產業,做了君主就應當占有一切,所以才會演出一幕緊接著一幕的為爭奪這個產業而血肉崩潰的慘劇!
這裏不存在什麽"華""夷"的區別,作者的批判鋒芒是指向曆代一切統治者的.
僅此一點,就高過同時代的許多思想家.梨洲還從根本上否定"君為臣綱".他說:
臣的職責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原臣》,下同),臣不是"君之仆妾",而是"君之師友",臣與君的關係是平等的:"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都是為著萬民的利益來同心協力治理國家;若不出仕為臣.於君則為"路人"——這已跟"公僕"的含義頗為接近了.至於"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更是對忠君觀念的徹底批判.關於法律,梨洲認為"貴不在朝廷,賤不在草莽"(《原法》,下同),含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意味;主張"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與儒家傳統思想"有治人而無治法"也針鋒相對.在《學校》篇中,梨洲認為學校不僅僅是培養人才的場所,而更應該是立法議政的機構,他寫道:"必也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
大政出於學校,天下事的是和非,要由學校來裁判,這種"學校"及功能不正是近現代議會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態基本職能嗎?梨洲先生的膽略和見識不能不令人敬佩.
這些凝聚著民主啟蒙思想精華的議論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是空前絕後的,跟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產生相比,也要早一個世紀.
《待訪錄》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梁啓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於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還說:"我自己的政治活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待訪錄》內容豐富,有些觀點也不免幼稚,不免帶有理想甚至空想的色彩.這是曆史的、社會的局限使然.
在哲學上,梨洲受蕺山先生的影響極深.然而,在生存的曆史環境與經曆的曆史事件這兩大方麵,師生之間畢竟有著天壤之別,因此,梨洲哲學思想不盡同於蕺山,也不全來自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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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八年(1680),徐元文再次向皇帝建議聘宗羲修史,於是,旨下浙江督撫"以禮敦請",宗羲以"老病"為由,堅執不就;皇帝又下特旨,令地方官把黃宗羲關於明史的所有論著"抄錄來京,宣付史館"(《年譜》).徐又一力延請黃百家,宗羲不得已而同意——也許,還因為宗羲認為"國可亡,史不可亡"(《南雷文定·次公董公墓誌銘》),並給徐元文寫信說:"現在我把兒子交給你,總可以因此放過我了吧!"……
不過,由於黃宗羲不反對自己的門生和兒子參與史局,同時,他本人的文章中也有一些讚揚康熙皇帝及當時大臣如葉方藹和徐氏兄弟等人的文字,所以也有一些人認為黃宗羲"大節不虧,小節可議",甚至認為"失節".這種看法,恐怕也未必全麵、允當.
清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即1695年8月12日,一代哲人黃宗羲停止了唿吸,享年86歲.遵照宗羲"不用棺槨,不作佛事"(《年譜》,參見《南雷文定·梨洲末命》及《喪製或問》)的遺命,七月初四,黃百家率家人以極其簡樸的禮儀,將梨洲老人安葬在化安山黃尊素墓北側.
五、學術泰鬥 思想巨人
作為博學多才的一代大儒,作為中國文化學術史上傑出的思想家,梨洲先生的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麵的,其中最重要的,當推政治思想哲學、史學三個領域.
梨洲有關政治思想的論著不少,而《明夷待訪錄》則奠定了他的民主啟蒙思想家的曆史地位.《待訪錄》包括《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等共13篇,對數千年來政製、法律、教育、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麵加以理性的反省和批判,從而提出了一個富含民主意識的全方位的政治大綱.
中央政製的核心是最高統治者——君.梨洲在《原君》篇中提出,君應該做到"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而己又不享其利",這才是"君之道",才是"君之職分";隻有合乎這個標準,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君.由此引申,"君"與"天下"的關係應該是"天下為主,君為客"——人民是主人翁,君則是為主人翁獲利釋害而勤勞的人.這是一部《待訪錄》開宗明義的總綱.然而曆史的現實卻是"君為主,天下為客",他們"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而且"視為當然";梨洲認為,這樣的君不折不扣是"天下之大害".正因為自秦漢以來都顛倒了這個關係,為君者都視天下為自己的產業,做了君主就應當占有一切,所以才會演出一幕緊接著一幕的為爭奪這個產業而血肉崩潰的慘劇!
這裏不存在什麽"華""夷"的區別,作者的批判鋒芒是指向曆代一切統治者的.
僅此一點,就高過同時代的許多思想家.梨洲還從根本上否定"君為臣綱".他說:
臣的職責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原臣》,下同),臣不是"君之仆妾",而是"君之師友",臣與君的關係是平等的:"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都是為著萬民的利益來同心協力治理國家;若不出仕為臣.於君則為"路人"——這已跟"公僕"的含義頗為接近了.至於"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更是對忠君觀念的徹底批判.關於法律,梨洲認為"貴不在朝廷,賤不在草莽"(《原法》,下同),含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意味;主張"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與儒家傳統思想"有治人而無治法"也針鋒相對.在《學校》篇中,梨洲認為學校不僅僅是培養人才的場所,而更應該是立法議政的機構,他寫道:"必也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
大政出於學校,天下事的是和非,要由學校來裁判,這種"學校"及功能不正是近現代議會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態基本職能嗎?梨洲先生的膽略和見識不能不令人敬佩.
這些凝聚著民主啟蒙思想精華的議論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是空前絕後的,跟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產生相比,也要早一個世紀.
《待訪錄》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梁啓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於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還說:"我自己的政治活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待訪錄》內容豐富,有些觀點也不免幼稚,不免帶有理想甚至空想的色彩.這是曆史的、社會的局限使然.
在哲學上,梨洲受蕺山先生的影響極深.然而,在生存的曆史環境與經曆的曆史事件這兩大方麵,師生之間畢竟有著天壤之別,因此,梨洲哲學思想不盡同於蕺山,也不全來自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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