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斥逐阮大鋮的行動,是宗羲首次投身於實際的政治鬥爭,充分顯示了宗羲及複社誌士們"但知為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的浩然正氣,使南京的閹黨殘餘噤若寒蟬,對朝野及社會各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也替自己種下了禍根.這一年為崇禎十一年(1638),宗羲29歲.
崇禎十五年(1642),黃宗羲來到北京,參加北闈鄉試,一同下場的,還有好友周延柞.這是宗羲一生當中最後一次遊京師.本年,薊遼總督洪承疇和錦州鎮總兵祖大壽先後降清,李自成張獻忠兩支農民軍又縱橫中原腹地、大江南北;大明帝國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這是誰都不會懷疑的了.
三場試畢,宗羲依舊名落孫山,將束裝南返.已在上年重新入閣的大學士周延儒意欲推薦宗羲為中書舍人.然而,一個從七品的內閣小書記對大局何有裨益?況且夫子早就說過"邦無道,穀,恥也"這樣的話,保持自己的超然地位、置身於朝廷之外,倒可以更自由地發表意見以盡忠忱,此外,舉主是周延儒,這大約也是宗羲所不能接受的;於是,宗羲力辭不就.
冬月初十,宗羲迴到餘姚家中.
第三年便是甲申(1644).三月十七,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十九日城破,隨著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自縊煤山,傳國276年、曆16帝的明朝就此畫上句號;四月甘九,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在山海關一片石大敗李自成;五月初二,清睿親王多爾袞入北京.
自此以後,整個形勢急轉直下.激昂然而安寧的生活氛圍不複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刀光劍氣、血雨腥風.
三、落戈奔走 誌圖恢複
京師失陷的消息傳來,黃宗羲立即隨劉宗周赴杭州,在海會寺與章正宸(字羽侯)、朱大典(字未孩)、熊汝霖(字雨殷)等日夜籌畫"召募義旅".五月初四,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字完之,號道鄰,河南祥符人,1601—1645)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字瑤草,貴州貴陽人,阮大鋮死黨,約1591—1646)領銜,擁立逃難至南京的福王朱由崧(崇禎從兄,1607—1646,史稱弘光帝)為監國;五月十五,由崧即帝位,召劉宗周為左都禦史,章正宸等亦恢複原官,宗羲便隨老師來到南京.
這時,阮大鋮已複起,為兵部右侍郎.當初阮避居南京,即與削職流寓金陵的馬士英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崇禎十四年(1641)周延儒內召將入閣,途經揚州,阮大鋮以重金行賄,求周幫忙,周延儒說:"吾此行謬為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阮沉吟良久,說:"瑤草何如?"馬士英乃得為鳳陽總督、不久又升兵部左侍郎.所以,馬士英一朝掌權,便拉阮大鋮上台;而阮大鋮一上台,便對複社人士進行報複.他故技重施,將列名於《目都防亂公揭》之140位複社成員的姓名編成"蝗蝻錄",誣衊東林、複社人士為蝗蟲,意欲一網打盡.結果陳貞慧被捕、周鑣入獄後被害死,署名揭首的顧果和黃宗羲則因掌管刑部的鄒虎臣與顧家有姻親關係而僥幸逃脫.劉宗周因為是宗羲的老師,也被閹黨糾彈;此前宗周曾幾次諫勸弘光帝,說"不去阮大鋮,江左不得安寧",但弘光帝置若罔聞.於是,劉宗周亦辭官歸裏.
清順治二年(1645),史可法在揚州殉國,清兵渡江,相繼攻下南京、蘇州及杭州;馬士英、阮大鋮臨陣脫逃,錢謙益投降,弘光帝則做了俘虜.劉宗周在紹興聽到這些不幸的消息,決意自盡明誌.黃宗羲得知宗周絕食,立即徒步200餘裏,趕去見老師最後一麵.當時宗周水米不進已有20來天,看到宗羲時已經說不出話了,隻能微微點頭;宗羲強忍眼淚,與老師訣別.
這一時期,江南烽煙遍地,各處士民紛紛揭竿而起,組成抗清義軍.閏六月,舉人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浙江鄞縣人,1620一1664)在台州(今浙江臨海)擁立魯王朱以海(朱元璋第十子朱檀之後,1609—1662)為監國,前支科給事中熊汝霖和前九江道企事孫嘉績(字碩膚)也在餘姚舉起義旗;宗羲馬上積極響應,與宗炎、宗會"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駐軍江上,被人們稱為"世忠營"……在這幾支勢力的擁戴下,監國移駐紹興.不久,馬士英、阮大鋮等率其殘部,也來依附監國.
第二年二月,監國授予黃宗羲兵部職方司主事之職,宗羲推辭再三,請求仿照"李泌客從"[注]的前例,以平民身分為國家效力;然而監國不同意,還給宗羲加上一個監察禦史的職銜.麵對採取包圍戰略的清軍,宗羲曾多次建議應主動出擊,他寫信給將領王之仁,希望之仁"沉舟決戰,由赭山(在浙江蕭山縣,為江海門戶)直趨浙西",才有可能取得戰場上的主動權;或者以小股兵力進逼崇明縣(今屬上海市),亦足以打亂敵人部署,減輕紹興一線所承受的壓力.王之仁深以為然,於是上流魯王說:"……臣為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沉船一戰"(《明季南略·王之仁請戰》),可惜魯王拒而不納.
前景是極為黯淡的——稍早於魯王以海監國紹興,皇室的另一成員唐王聿鍵(朱元璋第二十三子朱鬆之後,是以海的叔輩,1602—1646)在福州被總兵鄭芝龍(字飛皇,福建南安人,鄭成功之父,1604—1661)等人擁立為帝,年號隆武.大敵當前,危若累卵,即使齊心協力,至多也不過苟延殘喘於一時,而朱家這些不肖子孫竟囗囗於爭"正統",加之馬阮等小人挑撥其間,以至閩浙叔侄之間勢同水火,甚至不惜同室操戈、兵戎相見;文武臣屬之中,雖不乏宗羲、之仁等忠勇之士,更多的人卻貪生怕死、心存觀望,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武將如方國安輩,他們"未建寸功輒封侯伯……平日驕橫,卑視朝廷,一聞敵至,莫不逃降"(同上),在這種局麵之下,無論宗羲等一班孽子孤臣如何嘔心瀝血慘澹經營,其必然的結果都將註定是枉費心力.應當說,宗羲對這一點早就看得相當清楚,40年後,他在為孫嘉績撰寫的墓誌銘中寫道:"血路心城,豈論修短?……從未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就算國脈隻能延長一天,他也認為自己的心血沒有白費!宗羲和他的同誌們不愧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殉道者,對他們所作的一切,如果用"成敗利鈍"之類的字眼加以簡單評估,則未免過於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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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十五年(1642),黃宗羲來到北京,參加北闈鄉試,一同下場的,還有好友周延柞.這是宗羲一生當中最後一次遊京師.本年,薊遼總督洪承疇和錦州鎮總兵祖大壽先後降清,李自成張獻忠兩支農民軍又縱橫中原腹地、大江南北;大明帝國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這是誰都不會懷疑的了.
三場試畢,宗羲依舊名落孫山,將束裝南返.已在上年重新入閣的大學士周延儒意欲推薦宗羲為中書舍人.然而,一個從七品的內閣小書記對大局何有裨益?況且夫子早就說過"邦無道,穀,恥也"這樣的話,保持自己的超然地位、置身於朝廷之外,倒可以更自由地發表意見以盡忠忱,此外,舉主是周延儒,這大約也是宗羲所不能接受的;於是,宗羲力辭不就.
冬月初十,宗羲迴到餘姚家中.
第三年便是甲申(1644).三月十七,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十九日城破,隨著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自縊煤山,傳國276年、曆16帝的明朝就此畫上句號;四月甘九,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在山海關一片石大敗李自成;五月初二,清睿親王多爾袞入北京.
自此以後,整個形勢急轉直下.激昂然而安寧的生活氛圍不複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刀光劍氣、血雨腥風.
三、落戈奔走 誌圖恢複
京師失陷的消息傳來,黃宗羲立即隨劉宗周赴杭州,在海會寺與章正宸(字羽侯)、朱大典(字未孩)、熊汝霖(字雨殷)等日夜籌畫"召募義旅".五月初四,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字完之,號道鄰,河南祥符人,1601—1645)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字瑤草,貴州貴陽人,阮大鋮死黨,約1591—1646)領銜,擁立逃難至南京的福王朱由崧(崇禎從兄,1607—1646,史稱弘光帝)為監國;五月十五,由崧即帝位,召劉宗周為左都禦史,章正宸等亦恢複原官,宗羲便隨老師來到南京.
這時,阮大鋮已複起,為兵部右侍郎.當初阮避居南京,即與削職流寓金陵的馬士英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崇禎十四年(1641)周延儒內召將入閣,途經揚州,阮大鋮以重金行賄,求周幫忙,周延儒說:"吾此行謬為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阮沉吟良久,說:"瑤草何如?"馬士英乃得為鳳陽總督、不久又升兵部左侍郎.所以,馬士英一朝掌權,便拉阮大鋮上台;而阮大鋮一上台,便對複社人士進行報複.他故技重施,將列名於《目都防亂公揭》之140位複社成員的姓名編成"蝗蝻錄",誣衊東林、複社人士為蝗蟲,意欲一網打盡.結果陳貞慧被捕、周鑣入獄後被害死,署名揭首的顧果和黃宗羲則因掌管刑部的鄒虎臣與顧家有姻親關係而僥幸逃脫.劉宗周因為是宗羲的老師,也被閹黨糾彈;此前宗周曾幾次諫勸弘光帝,說"不去阮大鋮,江左不得安寧",但弘光帝置若罔聞.於是,劉宗周亦辭官歸裏.
清順治二年(1645),史可法在揚州殉國,清兵渡江,相繼攻下南京、蘇州及杭州;馬士英、阮大鋮臨陣脫逃,錢謙益投降,弘光帝則做了俘虜.劉宗周在紹興聽到這些不幸的消息,決意自盡明誌.黃宗羲得知宗周絕食,立即徒步200餘裏,趕去見老師最後一麵.當時宗周水米不進已有20來天,看到宗羲時已經說不出話了,隻能微微點頭;宗羲強忍眼淚,與老師訣別.
這一時期,江南烽煙遍地,各處士民紛紛揭竿而起,組成抗清義軍.閏六月,舉人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浙江鄞縣人,1620一1664)在台州(今浙江臨海)擁立魯王朱以海(朱元璋第十子朱檀之後,1609—1662)為監國,前支科給事中熊汝霖和前九江道企事孫嘉績(字碩膚)也在餘姚舉起義旗;宗羲馬上積極響應,與宗炎、宗會"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駐軍江上,被人們稱為"世忠營"……在這幾支勢力的擁戴下,監國移駐紹興.不久,馬士英、阮大鋮等率其殘部,也來依附監國.
第二年二月,監國授予黃宗羲兵部職方司主事之職,宗羲推辭再三,請求仿照"李泌客從"[注]的前例,以平民身分為國家效力;然而監國不同意,還給宗羲加上一個監察禦史的職銜.麵對採取包圍戰略的清軍,宗羲曾多次建議應主動出擊,他寫信給將領王之仁,希望之仁"沉舟決戰,由赭山(在浙江蕭山縣,為江海門戶)直趨浙西",才有可能取得戰場上的主動權;或者以小股兵力進逼崇明縣(今屬上海市),亦足以打亂敵人部署,減輕紹興一線所承受的壓力.王之仁深以為然,於是上流魯王說:"……臣為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沉船一戰"(《明季南略·王之仁請戰》),可惜魯王拒而不納.
前景是極為黯淡的——稍早於魯王以海監國紹興,皇室的另一成員唐王聿鍵(朱元璋第二十三子朱鬆之後,是以海的叔輩,1602—1646)在福州被總兵鄭芝龍(字飛皇,福建南安人,鄭成功之父,1604—1661)等人擁立為帝,年號隆武.大敵當前,危若累卵,即使齊心協力,至多也不過苟延殘喘於一時,而朱家這些不肖子孫竟囗囗於爭"正統",加之馬阮等小人挑撥其間,以至閩浙叔侄之間勢同水火,甚至不惜同室操戈、兵戎相見;文武臣屬之中,雖不乏宗羲、之仁等忠勇之士,更多的人卻貪生怕死、心存觀望,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武將如方國安輩,他們"未建寸功輒封侯伯……平日驕橫,卑視朝廷,一聞敵至,莫不逃降"(同上),在這種局麵之下,無論宗羲等一班孽子孤臣如何嘔心瀝血慘澹經營,其必然的結果都將註定是枉費心力.應當說,宗羲對這一點早就看得相當清楚,40年後,他在為孫嘉績撰寫的墓誌銘中寫道:"血路心城,豈論修短?……從未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就算國脈隻能延長一天,他也認為自己的心血沒有白費!宗羲和他的同誌們不愧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殉道者,對他們所作的一切,如果用"成敗利鈍"之類的字眼加以簡單評估,則未免過於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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