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改革綱領共24項,對行政、經濟、財政、軍事、法製、風俗等各個方麵都提出了比較全麵的改革建議.陳亮在這篇《中興論》中充滿信心地說,隻要做到以上各點,"不出數日紀綱自定,比及兩撚,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中興之功,可躋足而須也"(同上).
《中興五論》發表於宋孝宗幹道五年(公元1169年).這時陳亮26歲,此次上書未被採納,事隔十年,即淳熙五年再次上書,又把他的改革方案歸納為三項:一是鼓動抗金複仇的士氣;二是"國家之規模"即國家體製的改革;三是"任人之道"即對人才的任用製度的改革.除第一項之外,第二和第三項體現了陳亮革新思想重點.
關於"國家之規模"即國家體製改革,陳亮的目標主要是針對宋朝高度的中央集權造成的"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萎靡而不振"(《上孝宗皇帝第三書》)的衰敗局麵.指出:在高度中央集權下,"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禦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中興五論》).這樣,就形成了"聖斷裁判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囗茸"(《上孝宗皇帝第一書》)的局麵.這種情況不僅使整個國家機器死氣沉沉沒有生機,各級官吏不能充分地發揮其主動作用,"群臣救過之不及,而何暇展布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上孝宗皇帝第三書》)針對這種情況,他要求取消皇帝個人獨裁;一切政事"付之會議",主張給中央各部和地方官以應有的權力.提出"重六卿之權""置大帥以總邊陲","住文武以分邊郡",充分發揮中央各部分和地方各級行政機構官吏的作用.他認為,如果能如此,就可達到"財自阜""兵自強""利自興""守自固".使國富民強的目的.北宋王朝在建國之初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目的是為了徹底結束地方割據,鞏固國家統一.高宗南渡以後,為了推行對金人妥協投降的路線,防止主戰派將帥專權抗戰,死抱中央集權不放,大大削弱了抗金力量,由於將帥無主動權,因而屢戰屢敗.陳亮的改良主張,不僅可以糾正君主集權造成的種種弊端,而且還對於加強發展抗金的軍事力量有著積極的作用.由此可見,陳亮的分權主張,在南宋更有其特殊意義.
對於"任人之道",陳亮認為,南宋之所以萎靡不振,也與"任人之道"不當有著密切關係,這種"任人不當"首先表現於"以儒立國"(《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以儒家經典為內容進行科舉取士,形成了使士大夫"宛轉於文法之中","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不知形勢之為何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造就了大批的"儒庸萎(王肖)之人"(《中興五論》)使之充斥朝廷,那能為國家辦好事?
在這樣的用人製度下,許多有真才實學的能人受到排斥.其次表現在用人不信,不能"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中興五論》),這就使得天下的英豪之士不能為朝廷所用.針對這些問題,陳亮提出了"疑則無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間以言"(同上)的建議,這種建議是要求放手發揮各級官吏的作用,使人盡其才.
在選用人才上,陳亮認為"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中興遺傳序》),他講了一個善於選求人才的寓言故事:
昔人有以千金求千裏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逾期,而千裏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
生者之思奮,因也.(《英豪錄序》)
這個故事含義深刻,說明隻要能真正愛護人才和真心實意求取人才,就不會憂慮沒有人才,他有一句名言"何世不生才",關鍵在於善於發現和求取.他提出要"任賢使能""以清宦官",就是要對舊的官吏進行清理整頓,對那些賢能之才要加以重用,對那些名不當實的庸人要加以摒棄,為此,他還要求廢除腐朽的"恩蔭"製度,不能再給皇族、官僚子孫不通過嚴格考核而靠祖、父輩特權為官的機會.
在對人才的考核上,陳亮主張通過實際使用來進行檢驗.提出了"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和"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英豪錄序》),對在職官員的考核、升降、賞罰、陳亮提出了"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的原則.
陳亮的改革思想見地雖高,意見雖好,可惜終未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和採納.然而,他的一片愛國熱忱和金玉良言卻在曆史上,留下了長久不息的光輝.
三、批判理學 論說"王霸""事功"
陳亮的思想.有一個從淺到深的發展過程.
在初期階段,即青年時期,他對南宋在抵抗金人入侵的鬥爭中軟弱無力,在戰場上連連失敗的原因認識不深,僅僅歸結為軍事上的處置不當.因此從"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出發,寫出了《酌古論》,用單純的軍事觀點考察補救之方.隨著其社會閱曆的增加,他才察知若要取得抗金事業的勝利,還必須解決政治上的積弊,在他的五次《上孝宗皇帝書》中,表現了他的思路從軍事轉向了政治的發展.在其思想發展的第二階段,不僅提出了抗金的戰略、策略,同時還著重研究了政治問題,提出了許多解救南宋萎靡頹敗局麵,使國家重新統一的變革主張.這些思想都包含在他對皇帝的上書之中,這在前文已有評述.陳亮思想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他的哲學思想的成熟,這一更深刻的轉變,表現在用唯物主義的功利思想為武器,對理學唯心主義批判之中.在當時,理學已被抬到壓倒一切學術思想的地位,它不僅形成為一種學術思潮而且成了可以左右輿論,定奪是非的政治勢力,成了士大夫們獵取官職,攫取權力利祿的資借物.對於這種瀰漫於天下的社會思潮,陳亮自青年時期起便置身於冷靜觀察的地位,不肯盲從附和.經過長期的觀察分析,終於認識到這種脫離社會實際,空談心性的理學不但無補於實際,反而與南宋統治者在政治上的因循苟且.對金人侵略的忍辱求降有著緊密的聯繫,"始悟今日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他同當時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進行了激烈的論戰,雙方壁壘森嚴,互不退讓,在辯論中對理學進行了係統的批判.後來,陳亮又經過了反覆研究,終於建立了與理學相抗衡的永康學派,在社會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竟然使朱熹為之驚恐聲言其"可畏!可畏!"(《朱子語類》卷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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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五論》發表於宋孝宗幹道五年(公元1169年).這時陳亮26歲,此次上書未被採納,事隔十年,即淳熙五年再次上書,又把他的改革方案歸納為三項:一是鼓動抗金複仇的士氣;二是"國家之規模"即國家體製的改革;三是"任人之道"即對人才的任用製度的改革.除第一項之外,第二和第三項體現了陳亮革新思想重點.
關於"國家之規模"即國家體製改革,陳亮的目標主要是針對宋朝高度的中央集權造成的"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萎靡而不振"(《上孝宗皇帝第三書》)的衰敗局麵.指出:在高度中央集權下,"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禦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中興五論》).這樣,就形成了"聖斷裁判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囗茸"(《上孝宗皇帝第一書》)的局麵.這種情況不僅使整個國家機器死氣沉沉沒有生機,各級官吏不能充分地發揮其主動作用,"群臣救過之不及,而何暇展布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上孝宗皇帝第三書》)針對這種情況,他要求取消皇帝個人獨裁;一切政事"付之會議",主張給中央各部和地方官以應有的權力.提出"重六卿之權""置大帥以總邊陲","住文武以分邊郡",充分發揮中央各部分和地方各級行政機構官吏的作用.他認為,如果能如此,就可達到"財自阜""兵自強""利自興""守自固".使國富民強的目的.北宋王朝在建國之初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目的是為了徹底結束地方割據,鞏固國家統一.高宗南渡以後,為了推行對金人妥協投降的路線,防止主戰派將帥專權抗戰,死抱中央集權不放,大大削弱了抗金力量,由於將帥無主動權,因而屢戰屢敗.陳亮的改良主張,不僅可以糾正君主集權造成的種種弊端,而且還對於加強發展抗金的軍事力量有著積極的作用.由此可見,陳亮的分權主張,在南宋更有其特殊意義.
對於"任人之道",陳亮認為,南宋之所以萎靡不振,也與"任人之道"不當有著密切關係,這種"任人不當"首先表現於"以儒立國"(《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以儒家經典為內容進行科舉取士,形成了使士大夫"宛轉於文法之中","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不知形勢之為何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造就了大批的"儒庸萎(王肖)之人"(《中興五論》)使之充斥朝廷,那能為國家辦好事?
在這樣的用人製度下,許多有真才實學的能人受到排斥.其次表現在用人不信,不能"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中興五論》),這就使得天下的英豪之士不能為朝廷所用.針對這些問題,陳亮提出了"疑則無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間以言"(同上)的建議,這種建議是要求放手發揮各級官吏的作用,使人盡其才.
在選用人才上,陳亮認為"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中興遺傳序》),他講了一個善於選求人才的寓言故事:
昔人有以千金求千裏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逾期,而千裏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
生者之思奮,因也.(《英豪錄序》)
這個故事含義深刻,說明隻要能真正愛護人才和真心實意求取人才,就不會憂慮沒有人才,他有一句名言"何世不生才",關鍵在於善於發現和求取.他提出要"任賢使能""以清宦官",就是要對舊的官吏進行清理整頓,對那些賢能之才要加以重用,對那些名不當實的庸人要加以摒棄,為此,他還要求廢除腐朽的"恩蔭"製度,不能再給皇族、官僚子孫不通過嚴格考核而靠祖、父輩特權為官的機會.
在對人才的考核上,陳亮主張通過實際使用來進行檢驗.提出了"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和"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英豪錄序》),對在職官員的考核、升降、賞罰、陳亮提出了"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的原則.
陳亮的改革思想見地雖高,意見雖好,可惜終未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和採納.然而,他的一片愛國熱忱和金玉良言卻在曆史上,留下了長久不息的光輝.
三、批判理學 論說"王霸""事功"
陳亮的思想.有一個從淺到深的發展過程.
在初期階段,即青年時期,他對南宋在抵抗金人入侵的鬥爭中軟弱無力,在戰場上連連失敗的原因認識不深,僅僅歸結為軍事上的處置不當.因此從"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出發,寫出了《酌古論》,用單純的軍事觀點考察補救之方.隨著其社會閱曆的增加,他才察知若要取得抗金事業的勝利,還必須解決政治上的積弊,在他的五次《上孝宗皇帝書》中,表現了他的思路從軍事轉向了政治的發展.在其思想發展的第二階段,不僅提出了抗金的戰略、策略,同時還著重研究了政治問題,提出了許多解救南宋萎靡頹敗局麵,使國家重新統一的變革主張.這些思想都包含在他對皇帝的上書之中,這在前文已有評述.陳亮思想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他的哲學思想的成熟,這一更深刻的轉變,表現在用唯物主義的功利思想為武器,對理學唯心主義批判之中.在當時,理學已被抬到壓倒一切學術思想的地位,它不僅形成為一種學術思潮而且成了可以左右輿論,定奪是非的政治勢力,成了士大夫們獵取官職,攫取權力利祿的資借物.對於這種瀰漫於天下的社會思潮,陳亮自青年時期起便置身於冷靜觀察的地位,不肯盲從附和.經過長期的觀察分析,終於認識到這種脫離社會實際,空談心性的理學不但無補於實際,反而與南宋統治者在政治上的因循苟且.對金人侵略的忍辱求降有著緊密的聯繫,"始悟今日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他同當時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進行了激烈的論戰,雙方壁壘森嚴,互不退讓,在辯論中對理學進行了係統的批判.後來,陳亮又經過了反覆研究,終於建立了與理學相抗衡的永康學派,在社會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竟然使朱熹為之驚恐聲言其"可畏!可畏!"(《朱子語類》卷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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