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地管朝廷竭盡委曲忍辱事仇,而"金人謀我之心烏有限製?土我上,人我人,然後彼得安枕而臥也".因此,要求孝宗皇帝"立複仇之心,行討亂之政,積精積神而化之,與民更始".
第二,整飭三綱,施行仁政.胡宏申言,"三綱"為"中國之道",治國之本,"三綱立,邊鄙之叛逆可破也".他認為,若能"定名分,正三綱",行仁政,施恩萬姓,就可使"四海歸命",收複中原,指日可待.
為此,他要求慎選官吏,"黜囗冗之官,以俟英賢;奪冒濫之職,以屈高士".
胡宏要求,"在官者按實功罪,誅賞必行.任官稱職者,使久於其位;過惡已張者,編之於民."他說:"夫國之所恃而上之所保者,億兆之心也."對於那些貪戾失職的"生民之蠢賊",若能"汰而黜之,則得民心".他規誡人君:"仁覆天下,則眾得所願而戴之;後不體元,為政不仁,無以保天下,則民擇仁厚而歸之."第三,鑑於宋室南渡之後,國家尚處於困難時期,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建議人主要關心人民,要有"愛民之心".胡宏指出,當時官府對老百姓"誅之若禽獸,取之若漁獵,發求無度,科斂無已,脅之以勢,卻之以威",使得他們"慘毒切於飢膚.凍餒迫於憂慮".因此,要求減輕人民負擔.他說:"財者,天地有時,四民致功者也,取財於四地則無窮,取財於四民則有盡."反對朝廷對人民"種斂無已"的政策.胡宏強調說:"國之有民,猶人之有腹心也;國之有兵,猶身之有手足也.手足有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四肢何有焉?是故欲富國者,務使百姓辟其地;欲兵強者,務使有司富其民.……今乃行誅剝之政,縱意侵民,以奉冗卒,使田萊多荒,萬民離散,此巨所未解者一也.……"把人民看做是國之心腹,強調愛民、富民,不能使之有所損傷,這種重民思想,是胡宏對儒家民本思相的光大和高度發揮.在萬言書中,他用了大量的筆墨揭露了南宋政權的害民之政,認為隻有認真對人民施行仁政,做到"視民如傷",實行減輕賦斂,懲貪養廉,鼓勵發展生產.隻要使"仁得加於百姓,邦本安,而討逆複仇之兵可振矣."把對人民施行仁政看做是振興社稷和實現複仇統一的根本保讓.不難看出,胡宏的建議雖然是從維護封建國家根本利益出發,但其同情和關心人民疾苦的思想也是值得贊楊的.
第四,建議孝宗皇帝重視和精選人才.他說:"夫欲成王業者,必用王佐之才,所謂王佐之才者,以其有王者事業素定於胸中者也,故一旦得君舉而措之,先後有序,綱施紀布,望道期功如臂運指,莫不從心."他認為,首先要選好輔相,"輔相者,百官之精,選才之所自進,政事之所由定",胡宏又指出:如果用人不當,"守令非其人,則政繁賦重.民力殫竭,而盜賊起於困窮矣;將帥非其人,則仇敵外縱,釁孽內生,而技枝傷心之禍萌矣.……誠得賢士舉而任之,使盡其積,則天下之善,何所不進".他認為,選好人才的關鍵在於人主,如果人主"好暴佞,惡剛直,則守正之士不可得而用矣.安齷齪而忌英果,則高才之士不可得而使矣".
對重用人才的必要性和精選人才的重要性提出的正確建議,不僅對當時,而且對後世的治國者亦有借鑑作用.
第五,他在上書中,還要求裁減冗兵,大興屯田,罷度碟,沒收天下僧尼道士之產業等開源節流的正確建議.
此外,胡宏還提出了用積極進取之策,加強邊防力量以扼製金人南侵併徐圖進取的正確意見.對於楊麽的起義軍,他建議實行招撫之策.胡宏說:"楊夭(麽)為寇,起於重斂,吏侵民急耳!"他指出,那些參加起義的人"本為農畝漁樵之人,其情不與他寇同,故治之之法,宜與他寇異."主張用寬厚之策進行招撫,實行分化瓦解.這樣的建議,說明胡宏在當時不愧是卓識遠見的學者.
三、議論別開生麵 理學獨樹一幟
胡宏的理學思想雖然基本上是對二程學說的繼承,其所探討的主要範疇仍不出道、理、心、性等內容,然而他對這些範疇的運用和發揮卻表現了許多獨到之處.
(一)性本體論
二程哲學以"理"為宇宙本體,胡宏的哲學理論則是以"性"為本體為其主要特色.
胡宏論性,不僅指人性而言,他說:"天命之謂性,一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又說:"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德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之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知言》卷4,《一氣》)他認為性即是天命,為天下之大本,萬理皆出於性.因此,這個"性"不僅僅指人性而言.
在性與心的關係問題上,胡宏以性為體,以心為用,認為性是心的本體和本原,心是性的表現和作用.二者的聯繫表現為"未發"為性,"已發"為心.他說:
"未發隻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五峰集》卷2),心是從性中萌發出來的,沒有性之體,就不會產生性之用.他又說:"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為了更明確地說明性體心用,胡宏又以水和流來比喻心性之關係,他說:"性譬諸水乎!則心猶水之下,情猶水之瀾,欲猶水之波浪."(《知言》卷3)這就是說,性的本體地位譬如水,性與心、情等的關係則是水與流的關係.如果說水是性,那麽,心、情、欲等意誌活動就像水之向下,水之有瀾、有波一樣,都是由水這一本體決定的.由此可見,在性與心的關係上,胡宏主張性體心用,即主張以性為本體,把心看做是本體的屬性和作用.不過,胡宏還說:"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其性者也."這似乎是以心為本體的說法,但仔細看來,這句話是緊接於"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之後,而後麵又說:"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宋元學案》卷44,《五峰學案》)不難看出,這是用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認識程序來說明性的本體性和本原性.其意思非常明顯,心之所以能知天地,宰萬物,是因為能盡心,即可知性知天,這並不是說"心"是天地萬物之本體.在"天"與"性"的關係上,則可從"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這一斷語中得到解釋.這就是說,認為性就是天命,他把天命和性看做是同一意義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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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整飭三綱,施行仁政.胡宏申言,"三綱"為"中國之道",治國之本,"三綱立,邊鄙之叛逆可破也".他認為,若能"定名分,正三綱",行仁政,施恩萬姓,就可使"四海歸命",收複中原,指日可待.
為此,他要求慎選官吏,"黜囗冗之官,以俟英賢;奪冒濫之職,以屈高士".
胡宏要求,"在官者按實功罪,誅賞必行.任官稱職者,使久於其位;過惡已張者,編之於民."他說:"夫國之所恃而上之所保者,億兆之心也."對於那些貪戾失職的"生民之蠢賊",若能"汰而黜之,則得民心".他規誡人君:"仁覆天下,則眾得所願而戴之;後不體元,為政不仁,無以保天下,則民擇仁厚而歸之."第三,鑑於宋室南渡之後,國家尚處於困難時期,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建議人主要關心人民,要有"愛民之心".胡宏指出,當時官府對老百姓"誅之若禽獸,取之若漁獵,發求無度,科斂無已,脅之以勢,卻之以威",使得他們"慘毒切於飢膚.凍餒迫於憂慮".因此,要求減輕人民負擔.他說:"財者,天地有時,四民致功者也,取財於四地則無窮,取財於四民則有盡."反對朝廷對人民"種斂無已"的政策.胡宏強調說:"國之有民,猶人之有腹心也;國之有兵,猶身之有手足也.手足有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四肢何有焉?是故欲富國者,務使百姓辟其地;欲兵強者,務使有司富其民.……今乃行誅剝之政,縱意侵民,以奉冗卒,使田萊多荒,萬民離散,此巨所未解者一也.……"把人民看做是國之心腹,強調愛民、富民,不能使之有所損傷,這種重民思想,是胡宏對儒家民本思相的光大和高度發揮.在萬言書中,他用了大量的筆墨揭露了南宋政權的害民之政,認為隻有認真對人民施行仁政,做到"視民如傷",實行減輕賦斂,懲貪養廉,鼓勵發展生產.隻要使"仁得加於百姓,邦本安,而討逆複仇之兵可振矣."把對人民施行仁政看做是振興社稷和實現複仇統一的根本保讓.不難看出,胡宏的建議雖然是從維護封建國家根本利益出發,但其同情和關心人民疾苦的思想也是值得贊楊的.
第四,建議孝宗皇帝重視和精選人才.他說:"夫欲成王業者,必用王佐之才,所謂王佐之才者,以其有王者事業素定於胸中者也,故一旦得君舉而措之,先後有序,綱施紀布,望道期功如臂運指,莫不從心."他認為,首先要選好輔相,"輔相者,百官之精,選才之所自進,政事之所由定",胡宏又指出:如果用人不當,"守令非其人,則政繁賦重.民力殫竭,而盜賊起於困窮矣;將帥非其人,則仇敵外縱,釁孽內生,而技枝傷心之禍萌矣.……誠得賢士舉而任之,使盡其積,則天下之善,何所不進".他認為,選好人才的關鍵在於人主,如果人主"好暴佞,惡剛直,則守正之士不可得而用矣.安齷齪而忌英果,則高才之士不可得而使矣".
對重用人才的必要性和精選人才的重要性提出的正確建議,不僅對當時,而且對後世的治國者亦有借鑑作用.
第五,他在上書中,還要求裁減冗兵,大興屯田,罷度碟,沒收天下僧尼道士之產業等開源節流的正確建議.
此外,胡宏還提出了用積極進取之策,加強邊防力量以扼製金人南侵併徐圖進取的正確意見.對於楊麽的起義軍,他建議實行招撫之策.胡宏說:"楊夭(麽)為寇,起於重斂,吏侵民急耳!"他指出,那些參加起義的人"本為農畝漁樵之人,其情不與他寇同,故治之之法,宜與他寇異."主張用寬厚之策進行招撫,實行分化瓦解.這樣的建議,說明胡宏在當時不愧是卓識遠見的學者.
三、議論別開生麵 理學獨樹一幟
胡宏的理學思想雖然基本上是對二程學說的繼承,其所探討的主要範疇仍不出道、理、心、性等內容,然而他對這些範疇的運用和發揮卻表現了許多獨到之處.
(一)性本體論
二程哲學以"理"為宇宙本體,胡宏的哲學理論則是以"性"為本體為其主要特色.
胡宏論性,不僅指人性而言,他說:"天命之謂性,一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又說:"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德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之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知言》卷4,《一氣》)他認為性即是天命,為天下之大本,萬理皆出於性.因此,這個"性"不僅僅指人性而言.
在性與心的關係問題上,胡宏以性為體,以心為用,認為性是心的本體和本原,心是性的表現和作用.二者的聯繫表現為"未發"為性,"已發"為心.他說:
"未發隻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五峰集》卷2),心是從性中萌發出來的,沒有性之體,就不會產生性之用.他又說:"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為了更明確地說明性體心用,胡宏又以水和流來比喻心性之關係,他說:"性譬諸水乎!則心猶水之下,情猶水之瀾,欲猶水之波浪."(《知言》卷3)這就是說,性的本體地位譬如水,性與心、情等的關係則是水與流的關係.如果說水是性,那麽,心、情、欲等意誌活動就像水之向下,水之有瀾、有波一樣,都是由水這一本體決定的.由此可見,在性與心的關係上,胡宏主張性體心用,即主張以性為本體,把心看做是本體的屬性和作用.不過,胡宏還說:"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其性者也."這似乎是以心為本體的說法,但仔細看來,這句話是緊接於"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之後,而後麵又說:"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宋元學案》卷44,《五峰學案》)不難看出,這是用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認識程序來說明性的本體性和本原性.其意思非常明顯,心之所以能知天地,宰萬物,是因為能盡心,即可知性知天,這並不是說"心"是天地萬物之本體.在"天"與"性"的關係上,則可從"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這一斷語中得到解釋.這就是說,認為性就是天命,他把天命和性看做是同一意義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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