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二程的認識論也不全是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其中還包含了一些合理因素,這主要表現於他們對"聞見之知"的承認.二程把認識分為"聞見之知"和"德性之知"兩個層次.什麽是"聞見之知"?二程說:"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同上卷25)這就是說,聞見之知是人的感官與外界事物相接觸(物交物)而得到的知識,程頤說:"聞見博而智皆明"、"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同上卷18)強調要多去掌握"聞見之知,還強調多去學習前人的經驗,認為隻有這樣,才可使人從迷到語、從愚到智.在強調學習的同時,二程也重視"思",他們說:"學而善思,然後可以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同上卷25)這些都是二程認識論中的合理因素.然而,從"德性之知,不假聞見"的觀點來看,他們在認識論上終於沒有離開先驗主義的窠臼.
二程的格物致知論,同他們的道德修養論雖然不可分開,但其認識論並不是其修養論的全部,如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同上卷18)有人問二程:
"進修之術何先?"程頤答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同上)申此可見,格物致知在他們那裏雖然是涵養的基本功,但二者仍有區別.
格物致知固然是把握"天理"的基本途徑,但還必須從"主敬"入手,要從正心、誠意、修身做起.故二程說:"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隻明人理,敬而已矣."(同上卷2)從根本上講,是要通過內心的反省來體驗天理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必須做到"存天理,滅人慾",才能迴複到人的"至善"的本性.二程說:"性即理也."因為在二程看來,人生來就稟受了"天理之性",同時也稟受了"氣質之性",他們所稟受的"氣"有清、池之分,因而其性有善、惡之分,惡的方麵表現為"人慾",善的方麵表現為"天理",隻要通過認真修養,做到"存理去欲",就可以變為至善的聖人.然而,對普通人來說,所謂"存理去欲",就是要求他們按照封建的綱常倫理、道德準[注]協事,這就是"存天理";去掉一切不符合於這一要求的"私慾",這就是"滅人慾",隻有"存理去欲"才能當好封建專製主義的順民.
上述理論,無疑是二程思想中的糟粕.
四、一代儒宗紹孔孟 影響後世七百年
宋明理學是中國思想發展史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中的一種不同於以往的特殊形態.它是宋、元、明、清時期占居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也是儒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宋明理學的產生,經過了一個比較長期的醞釀、準備過程.從唐代的韓愈、李翱起、經過宋初的胡援、孫複、石介等理學先驅者之準備工作,至北宋開始形成體係.周敦頤、邵雍、司馬光、張載等人都是理學的創建者,但真正形成體係,使理學具有初步完整形態的人,則是程顥、程頤兄弟.
二程對宋明理學的開創之功表現於如下幾個方麵:
首先,他們最後確立了自韓愈開始所標榜的"道統"說,使儒家的學說在古老的中國重新樹立了自己的權威.文彥博在為程顥所寫的《墓誌銘》中說:
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使聖人之道渙然複明於世."(《宋史·程顥傳》)
二程終生精思神慮,闡發儒經之義理,又吸取佛、道學說中的一些思想成果,及其思維方法於理學之中,用以豐富和發展了儒家學說,並使之更具有理論思維的色彩,從而大大增強了儒學對讀書人的吸引力.一種學說之所以能長期獨尊於百家之上,不僅僅是靠統治者的青睞與強力推行,如果它本身不具備征服人們思想的精神力量,沒有自己的生命力和生存價值,肯定不可能長期延續下去.
二程的理學之所以能夠成立和被其後學加以繼承發揚,除了他們本身具有獨到的思維能力、具有開創學派的聰明睿智之外,還在於他們善於繼承和總結前代與同代儒學大師的成果在這方麵,張載、周敦頤、邵雍等人已經為他們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其次,在學風上,二程開創了有別於"漢學"的治經途徑.他們突破了漢人治經專重名物訓詁和嚴守師傳、不敢獨立思考的舊習,而特別注重探求義理,闡發孔、孟之道,並提出了"窮經以致用"的主張.這種治學方法雖然不為二程所獨具,但在他們那裏表現得最充分.他們所探尋的"義理"雖然集中於對儒家經典中"性與天道"和綱常倫理大義的闡發,但它卻突破了漢學不敢獨立思考的默守陳詞的治學方法,不失其為一種大的進步.當然,在理學後來被定為屬於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以後,就長期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妨礙了知識分子的思想開放,阻礙了自然科學的發展.故其消極麵仍然是不可忽視的.
最後,二程所開創的理學,被朱熹加以繼承和發展,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具有比較嚴密邏輯體係的學說之後,程朱理學從此便在中國後期封建社會的思想領域中,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理學中的"心學"一派,也是從二程那裏出來的,所謂"陸王心學",基本上導源於程顥的主觀唯心論思想,這一理學流派,也對後期封建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自北宋至清末,理學在中國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占居統治地位達七百餘年,這都和二程有著直接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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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的格物致知論,同他們的道德修養論雖然不可分開,但其認識論並不是其修養論的全部,如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同上卷18)有人問二程:
"進修之術何先?"程頤答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同上)申此可見,格物致知在他們那裏雖然是涵養的基本功,但二者仍有區別.
格物致知固然是把握"天理"的基本途徑,但還必須從"主敬"入手,要從正心、誠意、修身做起.故二程說:"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隻明人理,敬而已矣."(同上卷2)從根本上講,是要通過內心的反省來體驗天理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必須做到"存天理,滅人慾",才能迴複到人的"至善"的本性.二程說:"性即理也."因為在二程看來,人生來就稟受了"天理之性",同時也稟受了"氣質之性",他們所稟受的"氣"有清、池之分,因而其性有善、惡之分,惡的方麵表現為"人慾",善的方麵表現為"天理",隻要通過認真修養,做到"存理去欲",就可以變為至善的聖人.然而,對普通人來說,所謂"存理去欲",就是要求他們按照封建的綱常倫理、道德準[注]協事,這就是"存天理";去掉一切不符合於這一要求的"私慾",這就是"滅人慾",隻有"存理去欲"才能當好封建專製主義的順民.
上述理論,無疑是二程思想中的糟粕.
四、一代儒宗紹孔孟 影響後世七百年
宋明理學是中國思想發展史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中的一種不同於以往的特殊形態.它是宋、元、明、清時期占居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也是儒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宋明理學的產生,經過了一個比較長期的醞釀、準備過程.從唐代的韓愈、李翱起、經過宋初的胡援、孫複、石介等理學先驅者之準備工作,至北宋開始形成體係.周敦頤、邵雍、司馬光、張載等人都是理學的創建者,但真正形成體係,使理學具有初步完整形態的人,則是程顥、程頤兄弟.
二程對宋明理學的開創之功表現於如下幾個方麵:
首先,他們最後確立了自韓愈開始所標榜的"道統"說,使儒家的學說在古老的中國重新樹立了自己的權威.文彥博在為程顥所寫的《墓誌銘》中說:
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使聖人之道渙然複明於世."(《宋史·程顥傳》)
二程終生精思神慮,闡發儒經之義理,又吸取佛、道學說中的一些思想成果,及其思維方法於理學之中,用以豐富和發展了儒家學說,並使之更具有理論思維的色彩,從而大大增強了儒學對讀書人的吸引力.一種學說之所以能長期獨尊於百家之上,不僅僅是靠統治者的青睞與強力推行,如果它本身不具備征服人們思想的精神力量,沒有自己的生命力和生存價值,肯定不可能長期延續下去.
二程的理學之所以能夠成立和被其後學加以繼承發揚,除了他們本身具有獨到的思維能力、具有開創學派的聰明睿智之外,還在於他們善於繼承和總結前代與同代儒學大師的成果在這方麵,張載、周敦頤、邵雍等人已經為他們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其次,在學風上,二程開創了有別於"漢學"的治經途徑.他們突破了漢人治經專重名物訓詁和嚴守師傳、不敢獨立思考的舊習,而特別注重探求義理,闡發孔、孟之道,並提出了"窮經以致用"的主張.這種治學方法雖然不為二程所獨具,但在他們那裏表現得最充分.他們所探尋的"義理"雖然集中於對儒家經典中"性與天道"和綱常倫理大義的闡發,但它卻突破了漢學不敢獨立思考的默守陳詞的治學方法,不失其為一種大的進步.當然,在理學後來被定為屬於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以後,就長期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妨礙了知識分子的思想開放,阻礙了自然科學的發展.故其消極麵仍然是不可忽視的.
最後,二程所開創的理學,被朱熹加以繼承和發展,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具有比較嚴密邏輯體係的學說之後,程朱理學從此便在中國後期封建社會的思想領域中,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理學中的"心學"一派,也是從二程那裏出來的,所謂"陸王心學",基本上導源於程顥的主觀唯心論思想,這一理學流派,也對後期封建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自北宋至清末,理學在中國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占居統治地位達七百餘年,這都和二程有著直接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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