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兄弟自幼熟讀聖賢之書.《宋史·道學傳》說:"程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誌.泛濫於諸家,出人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學者."後來,兄弟二人終於成一代儒學大師,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紛紛拜師於其門下.二人不僅竭盡全力為之傳道受業,並開創了自己的學派——洛學.程頤年輕時在太學一舉成名,20餘歲就開始接納門生,教授儒學.程灝自詡於"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二程集》第638頁)文彥博稱大程子"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旁經,誌將以斯道覺斯民."(同上第640頁)程穎於1072年退休迴鄉,便同其弟住在一起,二人日以讀書勸學為事,當時"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由於兄弟二人長期講學於洛陽,其所形成的學派才被稱為"洛學",這個學派在中國學術思想上具有重大的影響.
關於"洛學"興起的情況,範祖禹作了如下記載:
先生(程顥)以親老求為間官,居洛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裏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為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道不傳,後世之士不循之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有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誌定而言勵,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其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伊洛淵源錄》卷2《門人朋友敘述》)上麵的記載,概括了"洛學"的興趣及其特點,同時還指出了程穎作為一代儒學宗師的學問、道德風貌和師表範式.
"洛學"在學風上不像兩漢以來的儒生那樣,隻埋頭於對儒家經典的訓詁考釋,而是著眼於根本,追尋其精神實質,著重於對儒學經典之精妙奧義的探索與發掘,抓住關鍵,"直睹堂奧",從而達到了"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的目的.在學風上,程頤同程顥一樣,認為"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二程集》第577頁)他認為,學聖人之道,如果"隻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二程集》第671頁)他們認為,讀書是為了窮理、致用,如果僅僅"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同上第1187頁)他們也提倡學以致用,二程說:"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為也.學而無用,學將何也?"(同上第1189頁)以為求學治道,在於實用,就象工匠製造用具一樣,如果無用,工匠就不造它,學而無用等於白學.然而二程所講的致用,主要是指把孔孟之道的"義理"及其所體現的封建道德、綱常倫理用之於修身治國.
二程從事學術活動多年,培養了一大批理學人才,特別是跟隨程頤求學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人物謝良佐、楊時、遊酢、呂大中、呂大均、呂大臨、邵伯溫、蘇囗、尹(火享)、張繹等人.在這些人之中,又以楊時和謝良佐最為出色,此二人對洛學的貢獻、對二程學說的承傳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洛學"的著作計有二程的《遺書》25卷,《外書》12卷,《文集》12卷,以及《易傳》、《經說》、《粹言》等.《文集》的前四卷是程灝的詩文集,後八卷是程頤的詩文集.《經說》中的《繫辭》、《書》、《詩》、《春秋》、《論語》
為程頤所作.《改正大學》為二程所作.《伊川易傳》是程頤對《易經》的註解,這部書集中體現了二程的理學思想,是程頤平生用力最多的著作.《粹言》是由楊時精選後編寫出來的二程語錄.以上各種著作,現已被合編為《二程集》,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於世.
三、天理學說有層次 格物致知明本末
從哲學角度講,理學所探討的中心問題仍然是宇宙自然和人生的問題,其著重點主要是探討社會人生問題,對於宇宙自然的探討在儒家來說,曆來重視不夠.
《論語·公冶長》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對於人的本性問題,孔子隻講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句,他基本上不講天道,對自然和社會的關係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這大概是受子產"天道遠,人道邇"這一思想影響.然而,孔子很重視"天命",相信命運之天或主宰之天,因為這個"天"是不可捉摸、不可駕馭的.從經驗上講,天似乎有意誌又似乎無意誌,故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至而致者,命也"(《孟子·萬章上》),孔子強調盡人事、知天命,對有益社會國家的正義事業,要竭盡全力去做,作一個"君子",應該對社會負責到底,做得到的,則是"天命"可為,如果失敗了,也"不怨天,不尤人".荀子十分重視對天人關係的研究,提出了"天人相分"和"製天命而用之"的學說,他不相信"天命",認為天是自然現象,沒有意誌,特別強調人的地位和作用.漢代的董仲舒從神學角度鼓吹"天人合一",斷言天有意誌,能主宰萬物、主宰社會人事,把一切自然現象都說成是天的意誌所為,乃至說人是天的副本,是天依照自己的模樣複製的.他還提出"天人感應"的說教,斷言一切人事皆由上天支配.他從《公羊春秋》出發,把儒學思想同天命神學相結合,從而神化了儒家學說.這種理論經不起社會發展和人類社會實踐的檢驗,因而失去了它作為封建統治者的精神支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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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洛學"興起的情況,範祖禹作了如下記載:
先生(程顥)以親老求為間官,居洛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裏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為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道不傳,後世之士不循之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有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誌定而言勵,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其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伊洛淵源錄》卷2《門人朋友敘述》)上麵的記載,概括了"洛學"的興趣及其特點,同時還指出了程穎作為一代儒學宗師的學問、道德風貌和師表範式.
"洛學"在學風上不像兩漢以來的儒生那樣,隻埋頭於對儒家經典的訓詁考釋,而是著眼於根本,追尋其精神實質,著重於對儒學經典之精妙奧義的探索與發掘,抓住關鍵,"直睹堂奧",從而達到了"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的目的.在學風上,程頤同程顥一樣,認為"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二程集》第577頁)他認為,學聖人之道,如果"隻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二程集》第671頁)他們認為,讀書是為了窮理、致用,如果僅僅"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同上第1187頁)他們也提倡學以致用,二程說:"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為也.學而無用,學將何也?"(同上第1189頁)以為求學治道,在於實用,就象工匠製造用具一樣,如果無用,工匠就不造它,學而無用等於白學.然而二程所講的致用,主要是指把孔孟之道的"義理"及其所體現的封建道德、綱常倫理用之於修身治國.
二程從事學術活動多年,培養了一大批理學人才,特別是跟隨程頤求學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人物謝良佐、楊時、遊酢、呂大中、呂大均、呂大臨、邵伯溫、蘇囗、尹(火享)、張繹等人.在這些人之中,又以楊時和謝良佐最為出色,此二人對洛學的貢獻、對二程學說的承傳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洛學"的著作計有二程的《遺書》25卷,《外書》12卷,《文集》12卷,以及《易傳》、《經說》、《粹言》等.《文集》的前四卷是程灝的詩文集,後八卷是程頤的詩文集.《經說》中的《繫辭》、《書》、《詩》、《春秋》、《論語》
為程頤所作.《改正大學》為二程所作.《伊川易傳》是程頤對《易經》的註解,這部書集中體現了二程的理學思想,是程頤平生用力最多的著作.《粹言》是由楊時精選後編寫出來的二程語錄.以上各種著作,現已被合編為《二程集》,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於世.
三、天理學說有層次 格物致知明本末
從哲學角度講,理學所探討的中心問題仍然是宇宙自然和人生的問題,其著重點主要是探討社會人生問題,對於宇宙自然的探討在儒家來說,曆來重視不夠.
《論語·公冶長》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對於人的本性問題,孔子隻講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句,他基本上不講天道,對自然和社會的關係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這大概是受子產"天道遠,人道邇"這一思想影響.然而,孔子很重視"天命",相信命運之天或主宰之天,因為這個"天"是不可捉摸、不可駕馭的.從經驗上講,天似乎有意誌又似乎無意誌,故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至而致者,命也"(《孟子·萬章上》),孔子強調盡人事、知天命,對有益社會國家的正義事業,要竭盡全力去做,作一個"君子",應該對社會負責到底,做得到的,則是"天命"可為,如果失敗了,也"不怨天,不尤人".荀子十分重視對天人關係的研究,提出了"天人相分"和"製天命而用之"的學說,他不相信"天命",認為天是自然現象,沒有意誌,特別強調人的地位和作用.漢代的董仲舒從神學角度鼓吹"天人合一",斷言天有意誌,能主宰萬物、主宰社會人事,把一切自然現象都說成是天的意誌所為,乃至說人是天的副本,是天依照自己的模樣複製的.他還提出"天人感應"的說教,斷言一切人事皆由上天支配.他從《公羊春秋》出發,把儒學思想同天命神學相結合,從而神化了儒家學說.這種理論經不起社會發展和人類社會實踐的檢驗,因而失去了它作為封建統治者的精神支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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