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努力學習當時的各種自然科學,他不象周、程那樣從佛道二家吸取宇宙本體論的內容,而是決心走自己獨立的學術道路.他把當代自然科學的成就,結合到儒家的哲學中,從儒家六經中講宇宙論哲學最多的《周易》入手,撰寫了《橫渠易說》,這是他創立自己哲學體係的開端.《宋史·張載傳》說他元花初年曾經到京城講學,坐在虎皮椅上講《周易》,聽講的人很多,可見他對自己的思想和學術是很自信的.
張載的學問沒有係統的師承,他從無所不學到返歸儒宗,與範仲淹的引導有一定關係.他研讀佛道而不援用佛道的思想內容,卻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以《周易》
為理論框架建構自己的體係,與關中傳統的學風有一定聯繫.早於張載的關中學者如申顏、侯可等人,他們的特點也是注重自然科學,講求學貴實用.張載雖然與他們沒有直接的師承關係,但地域文化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張載的學術,主要來自他自己刻苦的學習和探索,在構造新儒學的潮流中,能開風氣之先,也得益於與同代學人的交流.他與洛陽二程兄弟是親戚,論輩份,他比二程大一輩,二程稱他為表叔,年紀也比二程大十來歲,由於共同的理論愛好,他們之間過從甚密,經常討論學術問題.就在京城講易學的時間,他們一起討論了道學的宗旨.據原是張載學生、後來又為二程弟子的呂大臨描寫這次討論的情況說:
"先生渙然言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所謂"吾道自足",一方麵是說儒學的道統本來就可以包容一切,不必藉助佛教、道教等其它流派.同時也說明張載創立新的儒學體係的信心.後來二程的弟子為抬高自己學派的地位,想把張載的關學說成學自二程,被程頤本人斥為"肆無忌憚".說張載的學術學自比他少十幾歲的晚輩二程兄弟,當然是悖於事理,不過關學與洛學之間有思想交流,這倒是合乎實際.
經過多年的學習和探索,張載終於確立了自己的學術道路.嘉祐二年(1057),他已經37歲了,這一年,他考取了進士,開始走上仕宦道路.
二、躬行於禮教 經世以致用
張載一貫的主張是為學須與政術結合,他大力宏揚孔孟儒學的目的就是要有益於實際的治道.關中學風的特點除了重視自然科學外,就是特別重視"以禮為教".
還未及第時,張載在關中已經有很高的聲譽,文彥博在長安任通判時,曾聘請他到學宮講學,得到長安士子的尊重.登進士第後,開始授祁州司法參軍,以後又到丹州雲岩縣當縣令,在縣令這種親民之官的位置上,他開始貫徹自己"明禮教、敦風俗"的政治主張.他任雲岩縣令期間,經常在一個月中選擇一個好日子,準備一點酒席,召集鄉裏的老年人到縣衙裏來聚會,他親自向老人們敬酒,目的是要人們學習和發揚養老、尊老的傳統,同時藉此機會了解民間的疾苦,另外,還要藉助這些鄉老,傳播自己忠孝仁愛的政治倫理觀念.他常常發布有關道德教化的"教告",為了將這些"教告"的內容貫徹到鄉民中去,他還經常把基層的鄉長們召集起來,當麵教諭,再要他們教諭鄉裏百姓.有時走在路上遇到鄉民或者鄉民有事到縣衙裏來,他就要詢問某個時間某鄉長告訴你們某個事情沒有,如發現有些人打折扣沒有傳達,就要追究這些鄉、裏基層官吏的責任.
張載倡導的"明禮教",主要是要推行古代儒家的禮儀製度.首先,他力圖使自己的言行舉止合乎這些禮儀規範.對他的學生門徒,他教他們灑掃應對,攜老撫幼之禮;在家裏,對未嫁之女,也讓他們參加祭禮,熟悉一些日常的禮儀規則.他認為當時民間的喪葬、家祭這些大禮,不合古禮的規則,提倡改從古禮.經過他的倡導與身體力行,關中一帶形成講禮、重禮的風俗,用張載自己的話說:"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注].
張載在任地方官期間,注意道德教化的同時,也注意為人民群眾辦實際事物,如興辦學校,救災,發展農業生產.當時北宋王朝經常受到遼和西夏的侵擾,而最高統治者卻採取一種防內虛外的治策,致使對外戰爭經常失敗.張載對這種邊防積弱的局麵感到很憂慮,他青年時代那種為國效命的豪壯氣概仍然沒有消磨掉.他寫了《邊議》一文,討論守城、積蓄、擇帥、用將、養兵等邊防問題.在渭南時,他直接為渭帥蔡子正出謀畫策,對西夏的入侵提出政治、外交、軍事各方麵應採取的措施.他曾經提出在邊防城市實行族閭鄰裏自保的辦法,這個辦法是讓鄉民自己武裝起來,保家衛國,"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即可以克服朝廷國防費用龐大而邊防兵力又不足的困難,又使老百姓無顛亂之憂.這個兵民結合的主張,對於保衛國防誠然是一種有效可行的辦法,但一心隻考慮自己統治是否穩固的趙宋皇朝,不會採用這種武裝鄉民的大膽主張.張載這些建議和主張表現出他為學注重實用的精神.
他長期生活在基層,十分了解民眾的疾苦,麵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國勢,貧富尖銳對立,社會危機四伏,他深深地感到不安.遇到災荒年景,看到老百姓餓死道路的慘狀,他常常對案不能食.家中的人看他吃的糧食太粗糙了,想給他舂一下,舂細一點,他告誡家人說"到處有餓死的人,我們吃粗糧蔬菜都應感到慚愧."他試圖從古代儒學的政治理想中,尋求一種改造社會的方案,這於熙寧變法的改革思潮是同步的.不過在具體方案上,他卻不贊成王安石的變法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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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的學問沒有係統的師承,他從無所不學到返歸儒宗,與範仲淹的引導有一定關係.他研讀佛道而不援用佛道的思想內容,卻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以《周易》
為理論框架建構自己的體係,與關中傳統的學風有一定聯繫.早於張載的關中學者如申顏、侯可等人,他們的特點也是注重自然科學,講求學貴實用.張載雖然與他們沒有直接的師承關係,但地域文化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張載的學術,主要來自他自己刻苦的學習和探索,在構造新儒學的潮流中,能開風氣之先,也得益於與同代學人的交流.他與洛陽二程兄弟是親戚,論輩份,他比二程大一輩,二程稱他為表叔,年紀也比二程大十來歲,由於共同的理論愛好,他們之間過從甚密,經常討論學術問題.就在京城講易學的時間,他們一起討論了道學的宗旨.據原是張載學生、後來又為二程弟子的呂大臨描寫這次討論的情況說:
"先生渙然言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所謂"吾道自足",一方麵是說儒學的道統本來就可以包容一切,不必藉助佛教、道教等其它流派.同時也說明張載創立新的儒學體係的信心.後來二程的弟子為抬高自己學派的地位,想把張載的關學說成學自二程,被程頤本人斥為"肆無忌憚".說張載的學術學自比他少十幾歲的晚輩二程兄弟,當然是悖於事理,不過關學與洛學之間有思想交流,這倒是合乎實際.
經過多年的學習和探索,張載終於確立了自己的學術道路.嘉祐二年(1057),他已經37歲了,這一年,他考取了進士,開始走上仕宦道路.
二、躬行於禮教 經世以致用
張載一貫的主張是為學須與政術結合,他大力宏揚孔孟儒學的目的就是要有益於實際的治道.關中學風的特點除了重視自然科學外,就是特別重視"以禮為教".
還未及第時,張載在關中已經有很高的聲譽,文彥博在長安任通判時,曾聘請他到學宮講學,得到長安士子的尊重.登進士第後,開始授祁州司法參軍,以後又到丹州雲岩縣當縣令,在縣令這種親民之官的位置上,他開始貫徹自己"明禮教、敦風俗"的政治主張.他任雲岩縣令期間,經常在一個月中選擇一個好日子,準備一點酒席,召集鄉裏的老年人到縣衙裏來聚會,他親自向老人們敬酒,目的是要人們學習和發揚養老、尊老的傳統,同時藉此機會了解民間的疾苦,另外,還要藉助這些鄉老,傳播自己忠孝仁愛的政治倫理觀念.他常常發布有關道德教化的"教告",為了將這些"教告"的內容貫徹到鄉民中去,他還經常把基層的鄉長們召集起來,當麵教諭,再要他們教諭鄉裏百姓.有時走在路上遇到鄉民或者鄉民有事到縣衙裏來,他就要詢問某個時間某鄉長告訴你們某個事情沒有,如發現有些人打折扣沒有傳達,就要追究這些鄉、裏基層官吏的責任.
張載倡導的"明禮教",主要是要推行古代儒家的禮儀製度.首先,他力圖使自己的言行舉止合乎這些禮儀規範.對他的學生門徒,他教他們灑掃應對,攜老撫幼之禮;在家裏,對未嫁之女,也讓他們參加祭禮,熟悉一些日常的禮儀規則.他認為當時民間的喪葬、家祭這些大禮,不合古禮的規則,提倡改從古禮.經過他的倡導與身體力行,關中一帶形成講禮、重禮的風俗,用張載自己的話說:"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注].
張載在任地方官期間,注意道德教化的同時,也注意為人民群眾辦實際事物,如興辦學校,救災,發展農業生產.當時北宋王朝經常受到遼和西夏的侵擾,而最高統治者卻採取一種防內虛外的治策,致使對外戰爭經常失敗.張載對這種邊防積弱的局麵感到很憂慮,他青年時代那種為國效命的豪壯氣概仍然沒有消磨掉.他寫了《邊議》一文,討論守城、積蓄、擇帥、用將、養兵等邊防問題.在渭南時,他直接為渭帥蔡子正出謀畫策,對西夏的入侵提出政治、外交、軍事各方麵應採取的措施.他曾經提出在邊防城市實行族閭鄰裏自保的辦法,這個辦法是讓鄉民自己武裝起來,保家衛國,"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即可以克服朝廷國防費用龐大而邊防兵力又不足的困難,又使老百姓無顛亂之憂.這個兵民結合的主張,對於保衛國防誠然是一種有效可行的辦法,但一心隻考慮自己統治是否穩固的趙宋皇朝,不會採用這種武裝鄉民的大膽主張.張載這些建議和主張表現出他為學注重實用的精神.
他長期生活在基層,十分了解民眾的疾苦,麵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國勢,貧富尖銳對立,社會危機四伏,他深深地感到不安.遇到災荒年景,看到老百姓餓死道路的慘狀,他常常對案不能食.家中的人看他吃的糧食太粗糙了,想給他舂一下,舂細一點,他告誡家人說"到處有餓死的人,我們吃粗糧蔬菜都應感到慚愧."他試圖從古代儒學的政治理想中,尋求一種改造社會的方案,這於熙寧變法的改革思潮是同步的.不過在具體方案上,他卻不贊成王安石的變法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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