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之說性,隻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注]
韓愈認為情是"接於物而生",即後天才有的.情包括喜、怒、哀、懼、愛、惡、欲七種.情也分為上中下三品,並與性之上中下三品相對應.上品之性有上品之情,中品之性有中品之情,下品之性有下品之情.他說:
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
可見,韓愈並不否認情感欲望的存在.但主張"情"要適"中",這個中就是合乎儒家的倫理規範,"性三品"與"情三品"是一致的.
韓愈的"性三品"說的思想淵源,與董仲舒把人性分為"聖人之性"、"中人之性"、"鬥筲之性"三類有密切關係.但董仲舒主張"性善情惡",把"性"、"情"對立起來,這並沒有被韓愈接受,在這一點上,韓愈比董仲舒前進了一步.
從理論上說,韓愈把封建的道德說成是人類的普遍人性,這並沒有從本質上解決人性問題,而且他將人性品級化,從社會作用上來說,在於論證封建倫理秩序合乎人性.他說:"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製也."(《原性》)對於下品之性,既然無法改變,隻有以威相加,以刑相製了.
繼先秦、兩漢以後,韓愈重提儒家人性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原性》一文寫成後,李翱、皇甫提、杜牧也寫出文章,發表了對人性問題的看法.至宋儒遂愈演愈烈,"性情"問題成為理學的主題.經韓愈倡導,宋儒的發展,佛教原有的性理之學方麵的優勢逐漸被新儒學取代,儒家文化的主體地位重新被牢固地確定了下來.
四、千秋萬歲名不寂寞
韓愈革新儒學,倡導古文,開一代新風.史學大師陳寅烙在《論韓愈》一文中,對他予以極高的評價:
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麵,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麵,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折點之人物也.
這一評價非常中肯.但是,韓愈生前生後並非一貫受人尊崇.正如李漢所說的,在他生前"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韓昌黎集》序)"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鬥雲."(《新唐書·韓愈傳》)唐末皮日休甚至請求以韓愈配享太學.
到了宋初,韓愈的地位大大下降,"號為時能文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嚐有道韓文者."到了慶曆年間,經過歐陽修、蘇軾等人的大力提倡,"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注]又重新出現了韓文熱.歐陽修尊之為文宗,石介列之於道統,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竟贊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二程則欣賞韓愈抬高孟子的做法,說"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但宋人對韓愈也不是一味推崇.如對韓愈評價極高的蘇軾,雖然肯定韓愈尊孔孟、拒佛老,但認為"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注]理學大師朱熹雖然肯定韓愈"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但又指出他"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文字言語之工",評韓愈《原道》是"無頭學問",評《讀墨》也說韓公"第一義是學文字,第二義方究道理."批評他在理論上缺乏深度和建樹.[注]王安石則對韓愈貶多褒少.他在《讀韓》一詩中寫道:"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說韓愈並沒有把握儒家真正的"道",他的努力徒勞無益.宋人評韓還涉及到韓愈的人品,如說他貪祿喜進、言行失儉、沽名釣譽等等.
如《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18引蘇軾責備韓愈"示兒皆利祿事",《河南程氏遺書》
卷18記伊川語謂"退之正在好名中",又說"退之晚來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張子韶《橫浦日新》說"韓退之求官書略不知恥".朱熹甚至說韓愈"當初本隻是要討官職做,始終隻是這心.他隻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功夫,隻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注]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對韓愈的道、文、詩、德無一褒詞,說他"所奉者義也,所誌者利也."直到現代,人們對韓愈的評價仍無定論,聚訟紛紛,真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錢鍾書語).
對韓愈評價,不能失之片麵和武斷.韓愈這個人有他的時代局限性.對他勇於進取、追逐功名這一點,我們要看到他不像後來的道學家那樣虛偽.而且他積極入世,勇於任責,對政治表現出極大的關懷,為了維護自己所懷之"道",敢於直言忤君,觸犯逆鱗,這表現了一個正直士大夫應有的品格.至於以利祿誘子一事,封建社會有幾人不是在利益驅動之下讀書做官的?
韓愈的一生,幾經浮沉.特別是處在朋黨、宦官、藩鎮鬥爭的三角關係中,個人的命運更難以捉摸.他依違其間,盡管各個集團之中都有與他交往的友人,但雙方都懷著或明或暗的戒心.因此,他有時感到非常的孤獨.他自述說:"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進學解》)"不善交人,無相生相死之友於朝."(《釋言》)"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何為乎?"(《與李翱書》)但總的來說,韓愈雖屢被貶黜,卻能得以善終,平生的名位也不為不高.他有一首《示兒詩》這樣寫道:"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可見他對自己的處境還是較為滿意的.他雖然一生汲汲追求功名,但並不滿足於個人富貴,始終保持著強烈的進取心,希望立德、立言、立功,對那些"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後遂亡"[注]的人非常輕蔑.他認為,身為素習儒業的士大夫,對社會、對封建國家應該有強烈的責任感,以天下為己任,勇於擔負起振斯溺、覺斯民的責任,雖然"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注],也在所不辭.因此,他在朝中遇事能先人之所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不甘寂寞,評議朝政,表現了一個正直的儒家士大夫應有的氣節.他還以儒家傳統的衛道士自居,把複興儒學、排低異端作為自己平生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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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認為情是"接於物而生",即後天才有的.情包括喜、怒、哀、懼、愛、惡、欲七種.情也分為上中下三品,並與性之上中下三品相對應.上品之性有上品之情,中品之性有中品之情,下品之性有下品之情.他說:
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
可見,韓愈並不否認情感欲望的存在.但主張"情"要適"中",這個中就是合乎儒家的倫理規範,"性三品"與"情三品"是一致的.
韓愈的"性三品"說的思想淵源,與董仲舒把人性分為"聖人之性"、"中人之性"、"鬥筲之性"三類有密切關係.但董仲舒主張"性善情惡",把"性"、"情"對立起來,這並沒有被韓愈接受,在這一點上,韓愈比董仲舒前進了一步.
從理論上說,韓愈把封建的道德說成是人類的普遍人性,這並沒有從本質上解決人性問題,而且他將人性品級化,從社會作用上來說,在於論證封建倫理秩序合乎人性.他說:"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製也."(《原性》)對於下品之性,既然無法改變,隻有以威相加,以刑相製了.
繼先秦、兩漢以後,韓愈重提儒家人性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原性》一文寫成後,李翱、皇甫提、杜牧也寫出文章,發表了對人性問題的看法.至宋儒遂愈演愈烈,"性情"問題成為理學的主題.經韓愈倡導,宋儒的發展,佛教原有的性理之學方麵的優勢逐漸被新儒學取代,儒家文化的主體地位重新被牢固地確定了下來.
四、千秋萬歲名不寂寞
韓愈革新儒學,倡導古文,開一代新風.史學大師陳寅烙在《論韓愈》一文中,對他予以極高的評價:
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麵,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麵,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折點之人物也.
這一評價非常中肯.但是,韓愈生前生後並非一貫受人尊崇.正如李漢所說的,在他生前"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韓昌黎集》序)"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鬥雲."(《新唐書·韓愈傳》)唐末皮日休甚至請求以韓愈配享太學.
到了宋初,韓愈的地位大大下降,"號為時能文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嚐有道韓文者."到了慶曆年間,經過歐陽修、蘇軾等人的大力提倡,"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注]又重新出現了韓文熱.歐陽修尊之為文宗,石介列之於道統,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竟贊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二程則欣賞韓愈抬高孟子的做法,說"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但宋人對韓愈也不是一味推崇.如對韓愈評價極高的蘇軾,雖然肯定韓愈尊孔孟、拒佛老,但認為"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注]理學大師朱熹雖然肯定韓愈"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但又指出他"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文字言語之工",評韓愈《原道》是"無頭學問",評《讀墨》也說韓公"第一義是學文字,第二義方究道理."批評他在理論上缺乏深度和建樹.[注]王安石則對韓愈貶多褒少.他在《讀韓》一詩中寫道:"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說韓愈並沒有把握儒家真正的"道",他的努力徒勞無益.宋人評韓還涉及到韓愈的人品,如說他貪祿喜進、言行失儉、沽名釣譽等等.
如《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18引蘇軾責備韓愈"示兒皆利祿事",《河南程氏遺書》
卷18記伊川語謂"退之正在好名中",又說"退之晚來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張子韶《橫浦日新》說"韓退之求官書略不知恥".朱熹甚至說韓愈"當初本隻是要討官職做,始終隻是這心.他隻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功夫,隻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注]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對韓愈的道、文、詩、德無一褒詞,說他"所奉者義也,所誌者利也."直到現代,人們對韓愈的評價仍無定論,聚訟紛紛,真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錢鍾書語).
對韓愈評價,不能失之片麵和武斷.韓愈這個人有他的時代局限性.對他勇於進取、追逐功名這一點,我們要看到他不像後來的道學家那樣虛偽.而且他積極入世,勇於任責,對政治表現出極大的關懷,為了維護自己所懷之"道",敢於直言忤君,觸犯逆鱗,這表現了一個正直士大夫應有的品格.至於以利祿誘子一事,封建社會有幾人不是在利益驅動之下讀書做官的?
韓愈的一生,幾經浮沉.特別是處在朋黨、宦官、藩鎮鬥爭的三角關係中,個人的命運更難以捉摸.他依違其間,盡管各個集團之中都有與他交往的友人,但雙方都懷著或明或暗的戒心.因此,他有時感到非常的孤獨.他自述說:"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進學解》)"不善交人,無相生相死之友於朝."(《釋言》)"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何為乎?"(《與李翱書》)但總的來說,韓愈雖屢被貶黜,卻能得以善終,平生的名位也不為不高.他有一首《示兒詩》這樣寫道:"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可見他對自己的處境還是較為滿意的.他雖然一生汲汲追求功名,但並不滿足於個人富貴,始終保持著強烈的進取心,希望立德、立言、立功,對那些"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後遂亡"[注]的人非常輕蔑.他認為,身為素習儒業的士大夫,對社會、對封建國家應該有強烈的責任感,以天下為己任,勇於擔負起振斯溺、覺斯民的責任,雖然"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注],也在所不辭.因此,他在朝中遇事能先人之所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不甘寂寞,評議朝政,表現了一個正直的儒家士大夫應有的氣節.他還以儒家傳統的衛道士自居,把複興儒學、排低異端作為自己平生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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