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慶四年,韓愈去世,終年57歲.韓愈坎坷的生命曆程並不長,但他不怨天尤人,對生死有著清醒、達觀的認識,體現了儒家的理性主義精神.他臨死時很平靜,迴顧自己的一生,欣慰地說,以我的伯兄韓會那樣高的德行,又懂得養生,也隻活了43歲,而我天資不高,卻官至侍郎,享年比伯兄還高出15歲,如果還不滿足,要怎麽才滿足?並且我能在家裏壽終正寢,又沒有失去為人臣、為人子的大節,在九泉下麵對先人也可以無愧了[注].他還告訴家人,喪葬要按儒家傳統禮數舉行,"俗習夷狄、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兇,一無汙我"[注].由此事可見他對儒家傳統的維護,對佛教的排拒,至死不渝.
二、排斥異端 攘擊佛老
韓愈的曆史地位,並不是因為他是一位有影響的政治家而取得的.他在文學上和思想上的建樹,遠遠超過了他在政治上的建樹.他除了以一代文宗著稱外,還力排釋老,"扶樹教道",挽救儒家文化的危機,致力於儒學創新.在文學革新與儒學創新之間,以"文以載道"的形式貫穿了起來.唐代的古文運動與儒學複興運動,是作為一對孿生兄弟,幾乎同時誕生的.
由韓愈倡導的儒學複興運動,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
首先,佛、道二教的昌熾,給儒家文化的主體地位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佛教自傳入中國後,曆經魏晉南北朝,到唐代而發展到了高峰.與此同時,引發出一係列的社會問題.在韓愈之前,許多有識之士對佛教的危害都有所揭露.如狄仁傑曾指出:
裏巷動有經坊,囗囗亦有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官征,法事所須,嚴於製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了避罪,並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
(《舊唐書·狄仁傑傳》)
武周一世,"鑄浮屠,立廟塔,絕無虛歲",到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時,信佛佞佛之風更盛,中外臣民,‘如癡似狂,"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唐代宗"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攘之,寇去則厚加賞賜.
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門,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注].德宗貞元六年在,"詔出歧山無憂王寺佛骨迎置禁中,又送清寺以示眾,傾都瞻禮,施財巨萬"[注].德宗迎佛骨於禁中拜奉,已開憲宗迎佛骨之先河.佛教勢力的惡性發展,對封建國家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危害.加之封建帝王、大臣多焚香禮佛,將儒家思想棄之不顧,而以佛教義理作為安身立命的基礎,這勢必威脅到封建意識形態——儒家學說的生存.韓愈在一首詩中,以飽含文化憂患的筆觸寫道:"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製,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注]因此,儒家文化麵臨嚴重的挑戰.
除佛教之外,道教對唐代社會生活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因唐皇室姓李,道教徒因緣附會,造說老子(李耳)為唐室之祖先,故自唐初以降,即逐漸取得政治、社會上的地位,至玄宗時而極盛,如以道士、女冠隸宗正寺,尊崇老子以帝號,為之立廟,祀以祖宗之禮.除《老子》為《道德經》外,更名莊、文、列、庚桑諸子為《南華》、《通玄》、《沖虛》、《洞靈》等經,並設崇玄學以課生徒,同於國子監.更為可笑的是,東漢班固作《漢書·古今人表》,將老子列為第三等,唐代升為一等,並號老子妻為先天太後.塑像時還把孔子像侍於老子之側.三教序位為道教在先,儒教為次,釋教為未.唐玄宗還親自為《老子》作注,頒之全國,下詔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勸令習讀,使知指要"[注].唐代很多帝王還迷信道教長生術,服食煉丹,對唐代政治、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其次,麵對異質文化的威脅,儒家學說在此時逐漸顯得蒼白無力,缺乏應戰能力.
先秦儒學發展到漢代,經董仲舒等人的改造,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取得了獨尊的地位.但這是以犧牲它的活力為代價的.以章句訓詁為主要形式的繁瑣方法代替了對儒家義理的發揮.而佛、道二教發展到唐代,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係.特別是佛教關於心性義理之探討,較之變得刻板枯燥的儒學,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吸引力.而佛教的來世說、輪迴說,道教的長生術、神仙說,不僅招來了大批士大夫信徒,對於生活社會底層的廣大勞苦大眾,也無疑是一種精神安慰劑.因此,寺觀香火之興盛,與孔門氣氛之冷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盡管唐太宗、高宗欽定的《五經正義》被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並集漢以來註疏學之大成,促進了經學的統一,但並沒有形成一個足以與釋、老抗衡的新儒學理論體係.唐代經學隻不過承繼了南北朝以來的繁瑣方法.高宗、則天之後,偏重進士詞科之選,明經一目僅為中材以下進身之階,為人所不齒.所以到韓愈時代,已全失其社會政治地位.因此,經學統一對儒學在文化意義上的複興並無多大的作用.
儒家文化在韓愈時代大體上麵臨著上述兩個緊迫的危機.據《全唐文》卷735韓門弟子沈亞之《送洪遜師序》:
自佛行中國以來,國人為緇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專.
到於今世,則儒道少表,不能與之等矣.
同書卷686皇甫提《送孫生序》也說:
浮屠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臀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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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斥異端 攘擊佛老
韓愈的曆史地位,並不是因為他是一位有影響的政治家而取得的.他在文學上和思想上的建樹,遠遠超過了他在政治上的建樹.他除了以一代文宗著稱外,還力排釋老,"扶樹教道",挽救儒家文化的危機,致力於儒學創新.在文學革新與儒學創新之間,以"文以載道"的形式貫穿了起來.唐代的古文運動與儒學複興運動,是作為一對孿生兄弟,幾乎同時誕生的.
由韓愈倡導的儒學複興運動,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
首先,佛、道二教的昌熾,給儒家文化的主體地位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佛教自傳入中國後,曆經魏晉南北朝,到唐代而發展到了高峰.與此同時,引發出一係列的社會問題.在韓愈之前,許多有識之士對佛教的危害都有所揭露.如狄仁傑曾指出:
裏巷動有經坊,囗囗亦有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官征,法事所須,嚴於製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了避罪,並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
(《舊唐書·狄仁傑傳》)
武周一世,"鑄浮屠,立廟塔,絕無虛歲",到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時,信佛佞佛之風更盛,中外臣民,‘如癡似狂,"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唐代宗"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攘之,寇去則厚加賞賜.
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門,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注].德宗貞元六年在,"詔出歧山無憂王寺佛骨迎置禁中,又送清寺以示眾,傾都瞻禮,施財巨萬"[注].德宗迎佛骨於禁中拜奉,已開憲宗迎佛骨之先河.佛教勢力的惡性發展,對封建國家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危害.加之封建帝王、大臣多焚香禮佛,將儒家思想棄之不顧,而以佛教義理作為安身立命的基礎,這勢必威脅到封建意識形態——儒家學說的生存.韓愈在一首詩中,以飽含文化憂患的筆觸寫道:"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製,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注]因此,儒家文化麵臨嚴重的挑戰.
除佛教之外,道教對唐代社會生活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因唐皇室姓李,道教徒因緣附會,造說老子(李耳)為唐室之祖先,故自唐初以降,即逐漸取得政治、社會上的地位,至玄宗時而極盛,如以道士、女冠隸宗正寺,尊崇老子以帝號,為之立廟,祀以祖宗之禮.除《老子》為《道德經》外,更名莊、文、列、庚桑諸子為《南華》、《通玄》、《沖虛》、《洞靈》等經,並設崇玄學以課生徒,同於國子監.更為可笑的是,東漢班固作《漢書·古今人表》,將老子列為第三等,唐代升為一等,並號老子妻為先天太後.塑像時還把孔子像侍於老子之側.三教序位為道教在先,儒教為次,釋教為未.唐玄宗還親自為《老子》作注,頒之全國,下詔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勸令習讀,使知指要"[注].唐代很多帝王還迷信道教長生術,服食煉丹,對唐代政治、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其次,麵對異質文化的威脅,儒家學說在此時逐漸顯得蒼白無力,缺乏應戰能力.
先秦儒學發展到漢代,經董仲舒等人的改造,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取得了獨尊的地位.但這是以犧牲它的活力為代價的.以章句訓詁為主要形式的繁瑣方法代替了對儒家義理的發揮.而佛、道二教發展到唐代,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係.特別是佛教關於心性義理之探討,較之變得刻板枯燥的儒學,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吸引力.而佛教的來世說、輪迴說,道教的長生術、神仙說,不僅招來了大批士大夫信徒,對於生活社會底層的廣大勞苦大眾,也無疑是一種精神安慰劑.因此,寺觀香火之興盛,與孔門氣氛之冷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盡管唐太宗、高宗欽定的《五經正義》被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並集漢以來註疏學之大成,促進了經學的統一,但並沒有形成一個足以與釋、老抗衡的新儒學理論體係.唐代經學隻不過承繼了南北朝以來的繁瑣方法.高宗、則天之後,偏重進士詞科之選,明經一目僅為中材以下進身之階,為人所不齒.所以到韓愈時代,已全失其社會政治地位.因此,經學統一對儒學在文化意義上的複興並無多大的作用.
儒家文化在韓愈時代大體上麵臨著上述兩個緊迫的危機.據《全唐文》卷735韓門弟子沈亞之《送洪遜師序》:
自佛行中國以來,國人為緇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專.
到於今世,則儒道少表,不能與之等矣.
同書卷686皇甫提《送孫生序》也說:
浮屠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臀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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