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集傳纂例》卷6《改革例第二十三》中,趙匡說:
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況淫君邪臣從而壞之哉!故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
政治生活中不斷出現各種弊端,必須通過變革來加以革除,使天下重歸於治.
變革與否,是治亂所係的重大問題.從中可以看出興亡的跡象.如果說柳宗元等人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麽啖助等人則走在學術變革的前沿,他們的變革思想,為改革派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四、重義理開宋學先河 是與非待後人評說
啖、趙、陸的《春秋》學研究,是從漢學向宋學過渡時期的產物.他們本人被當時看作"異儒",他們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人.不僅柳宗元師事陸淳,大和年間著名學者劉囗《春秋》對策,許多觀點與他們的精神一致.陳商、陸龜蒙等都信仰陸氏學說.因此,啖助等人的《春秋》學出現,帶動了整個經學的蛻變,是《春秋》
學史的一個轉折點.通過這次蛻變,經學在一定程度上又恢複了麵向現實的能力.
從文化意義上說,啖助等人的《春秋》學研究,是韓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學複興運動的前奏,並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
啖助等人的經學革新,對後代特別是宋代《春秋》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反映在以下幾個轉變上.
第一,從章句訓詁向義理的轉變.啖助以前的《春秋》學研究多拘泥於對字句的闡釋,較少對義理的探討.事實上,《春秋》作為儒學"五經"之一,研究者必須對其中隱含的義理作出自己的闡釋.經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為社會政治提供理論依據.而政治形勢又是不斷變化的.因此,意識形態中的觀念也要不斷變化,否則會成為僵死的教條,難以占領人們的精神領域.經學義理化,有助於建立起一個不斷適應形勢變化的意識形態體係.因為總體來說,談義理比講訓詁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與自由度,使經學更有實用價值.
第二,從《春秋》三傳分立走向三傳統一,變專門之學為通學.自漢代以來,《春秋》分為三派,左氏偏重於補充史實,公羊氏則著重對"微言大義"的闡發,穀梁氏介於二者之間,三派互不相容,壁壘森嚴,互相排斥,互相攻擊.即使一傳之下,也有若幹家,如一個《公羊傳》,就有胡毋氏、董氏、嚴氏、顏氏等不同的派別,使《春秋》學成為聚訟之學,讀書人莫知誰是.啖助等人研究《春秋》,不再死守傳注,而依自己的理解直接去解釋經文,即"舍傳求經".但他們並不完全棄傳注於不顧.對於三傳,史實取左氏最多,義理則不論左、公、穀,合則留,不合則別出胸臆,另作解釋,以期融為一家之學.啖助、趙匡、陸淳這種"會通三傳"的《春秋》學出現以後,三傳分立的時代就基本結束了.
自啖、趙、陸開創新《春秋》學派之後,繼起者大有其人.盧仝著《春秋摘微》,韓愈贈詩說"《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始終",可知台傳注經更為徹底.
馮伉有《三傳異同》,劉軻有《三傳指要》,韋表微有《春秋三傳總例》,陳嶽有《春秋折衷論》.這類書意在調和三傳,對它們進行裁決,目的是"幸是非殆乎息矣"[注].由此可見,會通三傳或捨棄三傳,是中唐以來《春秋》經學的總趨勢.
宋代學者繼承了啖助、趙匡、陸淳的治學傳統,在《春秋》經學研究中往往棄傳就經或輕傳重經,注重以經求經,直尋《春秋》大義.如孫複、孫覺、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張洽、程公說、呂大圭、家鉉毅等,是其中較為著名的人物.皮錫瑞說:"宋人說《春秋》,本啖、趙、陸一派,而不知啖、趙、陸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傳而外,陸淳、啖助可兼治’.
程子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朱子曰:‘趙、啖、陸淳皆說得好.’
吳澄曰:‘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注]啖、趙、陸的《春秋》學方法的影響還波及到五經.北宋初,李之才教邵雍學《易》,就先給他讀陸淳等人的著作[注].
啖、趙、陸的《春秋》學雖然得到部分勇於創新的學者的熱烈喝采,但是,他們受到的批評也是很嚴厲的.如歐陽修等人在《新唐書》啖助等人傳贊中評論說:
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拙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日‘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唿!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困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團,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垢前人,合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這番嚴厲的批評,從某些方麵擊中了啖助、趙匡、陸淳等人《春秋》學的要害.
他們雖然克眼了過去經學中繁瑣、拘泥的弊病,卻往往又走入另一個極端,造成解經時的主觀隨意性.這種主觀隨意性在今存陸氏三書中多有反映.因此,對他們的經學研究的評價,應該一分為二.
(楊世文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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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道巨擘 韓愈
(769—824)
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顯著地位.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一文中讚揚說:"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曆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複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盡管韓愈生前生後,褒貶莫一,但總的說來,一直享有很高的聲名.在明朝以後,甚至被當作神在吏部和學府中供奉.韓愈不僅是唐宋古文運動中的一員健將,也是由漢唐註疏之學向宋明新儒學轉變過程中的一位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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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況淫君邪臣從而壞之哉!故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
政治生活中不斷出現各種弊端,必須通過變革來加以革除,使天下重歸於治.
變革與否,是治亂所係的重大問題.從中可以看出興亡的跡象.如果說柳宗元等人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麽啖助等人則走在學術變革的前沿,他們的變革思想,為改革派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四、重義理開宋學先河 是與非待後人評說
啖、趙、陸的《春秋》學研究,是從漢學向宋學過渡時期的產物.他們本人被當時看作"異儒",他們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人.不僅柳宗元師事陸淳,大和年間著名學者劉囗《春秋》對策,許多觀點與他們的精神一致.陳商、陸龜蒙等都信仰陸氏學說.因此,啖助等人的《春秋》學出現,帶動了整個經學的蛻變,是《春秋》
學史的一個轉折點.通過這次蛻變,經學在一定程度上又恢複了麵向現實的能力.
從文化意義上說,啖助等人的《春秋》學研究,是韓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學複興運動的前奏,並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
啖助等人的經學革新,對後代特別是宋代《春秋》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反映在以下幾個轉變上.
第一,從章句訓詁向義理的轉變.啖助以前的《春秋》學研究多拘泥於對字句的闡釋,較少對義理的探討.事實上,《春秋》作為儒學"五經"之一,研究者必須對其中隱含的義理作出自己的闡釋.經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為社會政治提供理論依據.而政治形勢又是不斷變化的.因此,意識形態中的觀念也要不斷變化,否則會成為僵死的教條,難以占領人們的精神領域.經學義理化,有助於建立起一個不斷適應形勢變化的意識形態體係.因為總體來說,談義理比講訓詁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與自由度,使經學更有實用價值.
第二,從《春秋》三傳分立走向三傳統一,變專門之學為通學.自漢代以來,《春秋》分為三派,左氏偏重於補充史實,公羊氏則著重對"微言大義"的闡發,穀梁氏介於二者之間,三派互不相容,壁壘森嚴,互相排斥,互相攻擊.即使一傳之下,也有若幹家,如一個《公羊傳》,就有胡毋氏、董氏、嚴氏、顏氏等不同的派別,使《春秋》學成為聚訟之學,讀書人莫知誰是.啖助等人研究《春秋》,不再死守傳注,而依自己的理解直接去解釋經文,即"舍傳求經".但他們並不完全棄傳注於不顧.對於三傳,史實取左氏最多,義理則不論左、公、穀,合則留,不合則別出胸臆,另作解釋,以期融為一家之學.啖助、趙匡、陸淳這種"會通三傳"的《春秋》學出現以後,三傳分立的時代就基本結束了.
自啖、趙、陸開創新《春秋》學派之後,繼起者大有其人.盧仝著《春秋摘微》,韓愈贈詩說"《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始終",可知台傳注經更為徹底.
馮伉有《三傳異同》,劉軻有《三傳指要》,韋表微有《春秋三傳總例》,陳嶽有《春秋折衷論》.這類書意在調和三傳,對它們進行裁決,目的是"幸是非殆乎息矣"[注].由此可見,會通三傳或捨棄三傳,是中唐以來《春秋》經學的總趨勢.
宋代學者繼承了啖助、趙匡、陸淳的治學傳統,在《春秋》經學研究中往往棄傳就經或輕傳重經,注重以經求經,直尋《春秋》大義.如孫複、孫覺、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張洽、程公說、呂大圭、家鉉毅等,是其中較為著名的人物.皮錫瑞說:"宋人說《春秋》,本啖、趙、陸一派,而不知啖、趙、陸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傳而外,陸淳、啖助可兼治’.
程子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朱子曰:‘趙、啖、陸淳皆說得好.’
吳澄曰:‘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注]啖、趙、陸的《春秋》學方法的影響還波及到五經.北宋初,李之才教邵雍學《易》,就先給他讀陸淳等人的著作[注].
啖、趙、陸的《春秋》學雖然得到部分勇於創新的學者的熱烈喝采,但是,他們受到的批評也是很嚴厲的.如歐陽修等人在《新唐書》啖助等人傳贊中評論說:
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拙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日‘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唿!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困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團,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垢前人,合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這番嚴厲的批評,從某些方麵擊中了啖助、趙匡、陸淳等人《春秋》學的要害.
他們雖然克眼了過去經學中繁瑣、拘泥的弊病,卻往往又走入另一個極端,造成解經時的主觀隨意性.這種主觀隨意性在今存陸氏三書中多有反映.因此,對他們的經學研究的評價,應該一分為二.
(楊世文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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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道巨擘 韓愈
(769—824)
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顯著地位.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一文中讚揚說:"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曆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複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盡管韓愈生前生後,褒貶莫一,但總的說來,一直享有很高的聲名.在明朝以後,甚至被當作神在吏部和學府中供奉.韓愈不僅是唐宋古文運動中的一員健將,也是由漢唐註疏之學向宋明新儒學轉變過程中的一位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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