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啖助所論的《春秋》宗旨,趙匡略有異議.他認為"《春秋》因史製經,以明王道",其方法大略有二:興常典、著權製.如凡是郊廟、喪紀、朝聘、搜狩、婚娶違禮則譏之,這是"興常典".至於"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因為《春秋》之作,目的在於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也就是通過"例"、"體"而寓褒貶.他說:"故褒貶之指在乎例,綴敘之意在乎體""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可知趙匡比啖助更強調"褒貶"[注].
其次,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後,就對"三傳"進行嚴厲的批評.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三傳並不完全否定.雖然用了比較尖刻的言詞大肆批評,但還是有所肯定的.他們認為,古人對《春秋》的解說,本來都是口口相傳,自漢以後才有章句,著於竹帛.關於《左傳》,他們認為它博採當時文籍,敘事尤其詳備,能使百代之下詳知春秋曆史本末,通過它的敘事去探求《春秋》經文的意旨.何況它"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亦以原情為說,欲令後人推此以及餘事",因此"比餘二傳,其功最高".在這裏啖助等人並沒有完全抹殺《左傳》
敘事詳贍的功勞,甚至認為它比公、穀二傳對《春秋》的貢獻更高.但是,他們又批評《左傳》"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即對《春經》經旨的闡述遠遠不夠,而且是非混雜,讓人難以把握.
關於公、穀二傳,啖助等人認為,最初也是以口相傳,後人根據先儒口授的大義,將它散配入經文之下,因此乖謬頗多,並沒有把握其綱領.不過,他們認為,其大指還是子夏傳授下來的,所以,二傳從"傳經"這一方麵說,比《左傳》要嚴密,即"《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釋,往往約深",對聖人微言大義的發明,往往有得.但是,他們又批評二傳"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複強通,囗駁不倫,或至矛盾",太拘泥穿鑿於文句,遇有說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聖人夷曠之體".啖助特別批評二傳處處以"一字褒貶"之說釋經.他雖然不反對《春秋》寓褒貶,但認為其中也有"文異而意不異"的,"褒貶"說並不普遍適用.所以,他批評二傳"繁碎甚於左氏."[注]
在解經時,他們大膽對三傳的經說提出質疑.如《纂例》卷2釋"望",陸淳記趙匡說:
三望之名,公羊雲泰山、河、海也,而左氏、穀梁無其名.說左氏者雲"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說穀梁者雲"泰山、淮、海".據禮篇雲,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魯之封內.公羊雲山川不在其封內則不祭,而雲祀河、海,則三家之義皆可疑也.對三傳及各注家之說,不盲從,經過自己的考證,得出了自己的判斷,說明三傳不可盡信.
除了批評"三傳"之外,啖助等人對兩漢以來釋"三傳"者也進行了抨擊.在當時學術界中,《左傳》杜預注,《穀梁傳》範寧注,《公羊傳》何體注最為流行.
要否定前人的失誤,就首先要向杜、範、何三家開火.啖助等人認為,註疏之學"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門也",即三家沒有找到正確的途徑,去理解聖人的深意,在註解過程中糾正誤說,以"王道"作為指歸.他們進而指出:"兩漢專門,傳之於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注],他們對傳注的批評可謂夠嚴厲的了.
再次,啖助等人在指出了"三傳"及註疏的失誤後,得出結論說:"傳已互失經指,注又不盡傳意,《春秋》之義幾乎泯滅."三傳沒有把握"聖人"作經的宗旨,而註疏又沒有發揮出三傳的大意,致使《春秋》的真正目的被掩蓋了.因此,他們要捨棄傳注、直求經意.他們認為,《春秋》經文並不像有的傳注者理解的那樣"文義隱密",如果這樣的話就無人能解了.啖助說:
《春秋》之文簡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仇讎不若,詭辭迂說,附會本學,鱗雜米聚,難見易滯,益令後人不識宗本,因注迷經,因疏迷注,黨於所習,其俗若此[注].
傳注者把本來"簡易著明"的一部《春秋》經弄得晦澀難懂.不僅如此,《春秋》一經而分三傳,每傳自兩漢以來又各有許多家注,注又有疏,強調"疏不破注",不離師說,家法、師法門戶之見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擊,搞亂了人們的視聽.平心而論,啖助等人對兩漢以來經學的批評是有道理的.經學作為官方扶持的學術,其末路流於繁瑣、晦澀,異說紛陳.唐初雖有《五經正義》統一經學,但隻是對文句的解釋有了一個統一的標準,談經學者"不複知有《春秋》徽旨".啖助等人抨擊傳注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一種更加簡便的解經模式,"但以通經為意",不講家法,不根師說,兼取三傳,合而為一.啖助說:
予所注經傳,若舊注理通,則依而書之;小有不安,則隨文改易;若理不盡者,則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則全削而別注;其未詳者則據舊說而已[注].
所謂"理",實際上是他們這一學派的一種主觀方法.藉助於他們標舉的"理",以此作為標準,去衡量前人傳注的是非,"考核三傳,捨短取長",直接為《春秋》
</br>
其次,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後,就對"三傳"進行嚴厲的批評.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三傳並不完全否定.雖然用了比較尖刻的言詞大肆批評,但還是有所肯定的.他們認為,古人對《春秋》的解說,本來都是口口相傳,自漢以後才有章句,著於竹帛.關於《左傳》,他們認為它博採當時文籍,敘事尤其詳備,能使百代之下詳知春秋曆史本末,通過它的敘事去探求《春秋》經文的意旨.何況它"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亦以原情為說,欲令後人推此以及餘事",因此"比餘二傳,其功最高".在這裏啖助等人並沒有完全抹殺《左傳》
敘事詳贍的功勞,甚至認為它比公、穀二傳對《春秋》的貢獻更高.但是,他們又批評《左傳》"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即對《春經》經旨的闡述遠遠不夠,而且是非混雜,讓人難以把握.
關於公、穀二傳,啖助等人認為,最初也是以口相傳,後人根據先儒口授的大義,將它散配入經文之下,因此乖謬頗多,並沒有把握其綱領.不過,他們認為,其大指還是子夏傳授下來的,所以,二傳從"傳經"這一方麵說,比《左傳》要嚴密,即"《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釋,往往約深",對聖人微言大義的發明,往往有得.但是,他們又批評二傳"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複強通,囗駁不倫,或至矛盾",太拘泥穿鑿於文句,遇有說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聖人夷曠之體".啖助特別批評二傳處處以"一字褒貶"之說釋經.他雖然不反對《春秋》寓褒貶,但認為其中也有"文異而意不異"的,"褒貶"說並不普遍適用.所以,他批評二傳"繁碎甚於左氏."[注]
在解經時,他們大膽對三傳的經說提出質疑.如《纂例》卷2釋"望",陸淳記趙匡說:
三望之名,公羊雲泰山、河、海也,而左氏、穀梁無其名.說左氏者雲"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說穀梁者雲"泰山、淮、海".據禮篇雲,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魯之封內.公羊雲山川不在其封內則不祭,而雲祀河、海,則三家之義皆可疑也.對三傳及各注家之說,不盲從,經過自己的考證,得出了自己的判斷,說明三傳不可盡信.
除了批評"三傳"之外,啖助等人對兩漢以來釋"三傳"者也進行了抨擊.在當時學術界中,《左傳》杜預注,《穀梁傳》範寧注,《公羊傳》何體注最為流行.
要否定前人的失誤,就首先要向杜、範、何三家開火.啖助等人認為,註疏之學"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門也",即三家沒有找到正確的途徑,去理解聖人的深意,在註解過程中糾正誤說,以"王道"作為指歸.他們進而指出:"兩漢專門,傳之於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注],他們對傳注的批評可謂夠嚴厲的了.
再次,啖助等人在指出了"三傳"及註疏的失誤後,得出結論說:"傳已互失經指,注又不盡傳意,《春秋》之義幾乎泯滅."三傳沒有把握"聖人"作經的宗旨,而註疏又沒有發揮出三傳的大意,致使《春秋》的真正目的被掩蓋了.因此,他們要捨棄傳注、直求經意.他們認為,《春秋》經文並不像有的傳注者理解的那樣"文義隱密",如果這樣的話就無人能解了.啖助說:
《春秋》之文簡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仇讎不若,詭辭迂說,附會本學,鱗雜米聚,難見易滯,益令後人不識宗本,因注迷經,因疏迷注,黨於所習,其俗若此[注].
傳注者把本來"簡易著明"的一部《春秋》經弄得晦澀難懂.不僅如此,《春秋》一經而分三傳,每傳自兩漢以來又各有許多家注,注又有疏,強調"疏不破注",不離師說,家法、師法門戶之見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擊,搞亂了人們的視聽.平心而論,啖助等人對兩漢以來經學的批評是有道理的.經學作為官方扶持的學術,其末路流於繁瑣、晦澀,異說紛陳.唐初雖有《五經正義》統一經學,但隻是對文句的解釋有了一個統一的標準,談經學者"不複知有《春秋》徽旨".啖助等人抨擊傳注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一種更加簡便的解經模式,"但以通經為意",不講家法,不根師說,兼取三傳,合而為一.啖助說:
予所注經傳,若舊注理通,則依而書之;小有不安,則隨文改易;若理不盡者,則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則全削而別注;其未詳者則據舊說而已[注].
所謂"理",實際上是他們這一學派的一種主觀方法.藉助於他們標舉的"理",以此作為標準,去衡量前人傳注的是非,"考核三傳,捨短取長",直接為《春秋》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