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料記載看,陸淳任太子侍讀並不是很受尊崇.當時順宗身患重病,經過激烈的鬥爭,宦官與保守派集團立李純為太子.王叔文集團預謀另立皇嗣的計劃失敗,因此,李純對王叔文集團沒什麽好感.陸淳被改革派派去做太子侍讀,原打算通過他對太子施加影響,但事與願違,更引起李純的反感.《舊唐書·陸淳傳》以貶斥的筆調記述了這一過程:"時(韋)執誼得幸,順宗寢疾,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
上(指李純)在春宮,執誼懼,質已用事,故令質入侍,而潛伺上意,因用解.及質發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義,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說明他與李純的關係並不融洽.
貞元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柳宗元、劉禹錫等人被憲宗逐出朝廷,王叔文等人發動的永貞革新宣告失敗.兩天後,陸淳去世[注],門人私諡為文通先生.
啖、趙二人的著作已經亡佚.陸淳的著作,今存有三種:《春秋集傳纂例》10卷、《春秋集傳辨疑》10卷及《春秋集傳微旨》3卷.這與柳宗元說的陸淳有"《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不合.事實上,《春秋集注》即《纂例》,其他二書卷篇不合,當為後人傳寫割析而致.這三種書集中了啖、趙、陸三人的《春秋》學研究成果,並在啖助舊稿的基礎上作一分為三處理而成的.據他在《春秋集傳辨疑·凡例》中說:
《集傳》取捨三傳之義,可入條例者於《纂例》諸篇言之備矣.其有隨文解釋,非例可舉者,恐有疑難,故纂啖、趙之說,著《辨疑》.
這就明白地說了《纂例》、《辨疑》是綜合了啖、趙二人的研究成果,並加以擴大而成的.但其中也包含了陸淳個人的心得,書中多處標明"陸淳曰"即是明證.
至於《春秋集傳微旨》,則先列三傳異同,參以啖、趙之說,而斷其是非.他在自序中說:"其有事或反經而誌協乎道,這雖近義而意實蘊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終是,"介於疑似之間者,並委曲發明,故曰微旨.可知這部書為陸淳自撰.
但每條必稱"淳聞於師曰",以示不忘本.總之,從三書來看,《纂例》以啖說為多,《辨疑》以趙說為多,而《微旨》則較多地保留了陸淳的觀點.事實上,三人的觀點大同小異,無法分述.而啖、陸二人的觀點更為接近.下麵就將三人的學術思想合在一起論述.
二、論麟經別出勝義 疑三傳釋滯指迷
在《春秋集傳纂例》第1卷中,陸淳以8篇文字,比較詳細地敘述了啖、趙及本人對《春秋》及《三傳》的理解.這是他們學術觀點的總結,也是他們著作的綱領.
首先,孔子修《春秋》的用意究竟是什麽?過去《左傳》學者認為是為了"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以上遵周公之遺製,下以明將來之法",《公羊》學者認為是為了"將以黜周正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穀梁》學者則認為是為了"明黜涉、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啖助卻認為,三家之說都"未達乎《春秋》之大宗",因此不可能真正理解夫子作《春秋》的深刻用意.他認為,《春秋》之作,是為了"救時之弊,革禮之薄".他具體論證說:
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亻寒,救亻寒莫若以忠,複當從夏政.
夏文化以"忠"為其特色,殷文化以"敬"為其特色,周文化以"文"為其特色.到了春秋時代,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麵,表明以"周禮"為主要內容的周文化已失去了其應有的社會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權輔正,以誠斷禮",正是以"忠道原情"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從宜救亂,因時黜涉,或貴非禮勿動,或貴貞而不諒,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所以說孔子作《春秋》是為了"救周之弊,革禮之薄".
這樣,啖助把前人的種種《春秋》宗旨說統統打倒.前人多認為《春秋》之旨在於複興周禮,而啖助卻強調《春秋》之作在於用夏政求周失.他說:.
《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啖助認為在這一認識上,杜預所言全失,而何休所說"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然話是說對了,但"用非其所",即不從"性情"上去說,卻從"名位"上去說,這樣,就沒有把握關鍵所在.喚氏所說的關鍵之點,不是"改革爵列,損益禮樂",不是從外在的虛文出發,而在於"立忠為教,原情為本".
所謂"立忠為教",是說孔子作《春秋》,在於樹立"忠道"進行教化,所謂"原情為本",是說孔子所倡的"忠道"源於人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思想動機,將目的與手段分開,強調"權"、"宜",這樣,對經文的闡釋、對人物的評價比純粹用事實、用效果、用"禮法"去衡量,要靈活得多,主觀隨意性也更大.闡釋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評判標準及價值觀任意發揮,寄託自己的政治主張,以舊瓶裝新酒.這種一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被啖助等人用於《春秋》學研究.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左氏引用孔子的話批評晉文公"以臣召君,不可以訓",陸淳《微旨》則說:"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則晉侯請王以狩,忠亦至矣."這樣,通過發揮曆史人物的心理動機,宣傳"尊王"的"忠道".所以陸淳說:"凡事不合常禮,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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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指李純)在春宮,執誼懼,質已用事,故令質入侍,而潛伺上意,因用解.及質發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義,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說明他與李純的關係並不融洽.
貞元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柳宗元、劉禹錫等人被憲宗逐出朝廷,王叔文等人發動的永貞革新宣告失敗.兩天後,陸淳去世[注],門人私諡為文通先生.
啖、趙二人的著作已經亡佚.陸淳的著作,今存有三種:《春秋集傳纂例》10卷、《春秋集傳辨疑》10卷及《春秋集傳微旨》3卷.這與柳宗元說的陸淳有"《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不合.事實上,《春秋集注》即《纂例》,其他二書卷篇不合,當為後人傳寫割析而致.這三種書集中了啖、趙、陸三人的《春秋》學研究成果,並在啖助舊稿的基礎上作一分為三處理而成的.據他在《春秋集傳辨疑·凡例》中說:
《集傳》取捨三傳之義,可入條例者於《纂例》諸篇言之備矣.其有隨文解釋,非例可舉者,恐有疑難,故纂啖、趙之說,著《辨疑》.
這就明白地說了《纂例》、《辨疑》是綜合了啖、趙二人的研究成果,並加以擴大而成的.但其中也包含了陸淳個人的心得,書中多處標明"陸淳曰"即是明證.
至於《春秋集傳微旨》,則先列三傳異同,參以啖、趙之說,而斷其是非.他在自序中說:"其有事或反經而誌協乎道,這雖近義而意實蘊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終是,"介於疑似之間者,並委曲發明,故曰微旨.可知這部書為陸淳自撰.
但每條必稱"淳聞於師曰",以示不忘本.總之,從三書來看,《纂例》以啖說為多,《辨疑》以趙說為多,而《微旨》則較多地保留了陸淳的觀點.事實上,三人的觀點大同小異,無法分述.而啖、陸二人的觀點更為接近.下麵就將三人的學術思想合在一起論述.
二、論麟經別出勝義 疑三傳釋滯指迷
在《春秋集傳纂例》第1卷中,陸淳以8篇文字,比較詳細地敘述了啖、趙及本人對《春秋》及《三傳》的理解.這是他們學術觀點的總結,也是他們著作的綱領.
首先,孔子修《春秋》的用意究竟是什麽?過去《左傳》學者認為是為了"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以上遵周公之遺製,下以明將來之法",《公羊》學者認為是為了"將以黜周正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穀梁》學者則認為是為了"明黜涉、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啖助卻認為,三家之說都"未達乎《春秋》之大宗",因此不可能真正理解夫子作《春秋》的深刻用意.他認為,《春秋》之作,是為了"救時之弊,革禮之薄".他具體論證說:
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亻寒,救亻寒莫若以忠,複當從夏政.
夏文化以"忠"為其特色,殷文化以"敬"為其特色,周文化以"文"為其特色.到了春秋時代,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麵,表明以"周禮"為主要內容的周文化已失去了其應有的社會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權輔正,以誠斷禮",正是以"忠道原情"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從宜救亂,因時黜涉,或貴非禮勿動,或貴貞而不諒,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所以說孔子作《春秋》是為了"救周之弊,革禮之薄".
這樣,啖助把前人的種種《春秋》宗旨說統統打倒.前人多認為《春秋》之旨在於複興周禮,而啖助卻強調《春秋》之作在於用夏政求周失.他說:.
《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啖助認為在這一認識上,杜預所言全失,而何休所說"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然話是說對了,但"用非其所",即不從"性情"上去說,卻從"名位"上去說,這樣,就沒有把握關鍵所在.喚氏所說的關鍵之點,不是"改革爵列,損益禮樂",不是從外在的虛文出發,而在於"立忠為教,原情為本".
所謂"立忠為教",是說孔子作《春秋》,在於樹立"忠道"進行教化,所謂"原情為本",是說孔子所倡的"忠道"源於人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思想動機,將目的與手段分開,強調"權"、"宜",這樣,對經文的闡釋、對人物的評價比純粹用事實、用效果、用"禮法"去衡量,要靈活得多,主觀隨意性也更大.闡釋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評判標準及價值觀任意發揮,寄託自己的政治主張,以舊瓶裝新酒.這種一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被啖助等人用於《春秋》學研究.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左氏引用孔子的話批評晉文公"以臣召君,不可以訓",陸淳《微旨》則說:"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則晉侯請王以狩,忠亦至矣."這樣,通過發揮曆史人物的心理動機,宣傳"尊王"的"忠道".所以陸淳說:"凡事不合常禮,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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