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一生又是沉淪下僚,落拓不偶的一生,這也與孔子道大難容,周遊列國卻無所遇的遭遇相同.故每當王充遭人非議,受人譏諷時,常常引孔子以自況,借孔子以自遣.王充曾為人下僚,仕於小縣,有人譏消他"仕不擇地,濁操傷行",王充在《自紀篇》中迴答說:"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孔子賤為季孫氏的乘田委吏,並無悒鬱之色;又貴為魯國的司空攝相,卻無驕矜之氣.
孔子說過"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王充也說:"憂德之不豐,不憂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恥位之不遷."與孔子誌趣相同.有人譏笑王充"仕數黜斥",王充說:"才鴻莫過孔子.孔子不容,斥逐,伐樹,接浙,見圍,削跡,困餓陳蔡,門人有菜色."世之才高德盛沒有比得上孔子的了.可是孔子被魯國驅逐出來,在宋國有桓囗伐樹相逼之禍,在齊國撈起煮飯的米倉惶出逃,還被圍於匡,衛國人除其車輒以示痛絕,特別是被圍於陳蔡之間,受盡飢餓之苦,弟子一個個麵黃肌瘦……這不也是鴻才遭黜麽?更何況"吾材不逮(及)孔子,不偶(遇)之厄(困),未與之等"哩!可見"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王充、孔子,可謂聖賢相知,惺惺相惜呀.
與那班神化孔子,迷信孔子的腐儒迂士不同的是,王充推尊孔子,是從道德純粹,智慧博大,情趣高尚等方麵出發的.認為孔子是聖人,但不是神人.聖和神的區別在於:"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需學以聖."王充在《實知篇》否定漢儒鼓吹所謂聖人能"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的濫言,認為聖人需學知、問知、思知,而無所謂"性(生)知"者."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因"聖人需學,知其非神."又在《知實篇》中列舉16證說明"聖人不能先知"之理,還孔子以人的本來麵目.聖人學而後知,那麽聖人也可學習:"聖可學為","聖賢可學".將孔子從漢儒所供奉的古廟冷宮裏,搬迴到人間煙火中來,世人皆可仿照學習,修養成聖,此亦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命題也.
但是,王充"問孔"、"刺孟"也確有其事,不過我們不能就此而論定王充反孔非儒,而應看其所論何事,所非何因?他是從什麽樣的動機出發,又是怎樣非議孔孟言行的.王充的《問孔篇》問難孔子凡17事,《刺孟篇》駁論孟子凡10事,並且常常針鋒相對,論辯尖銳.但是他的出發點不是肆意低毀孔孟,而是欲辨明真理,闡明聖道.他在《問孔篇》開宗明義地說:"世之儒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聖賢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間難."王充反對對聖人一味盲從的學風,認為聖賢下筆著述,用意專精,尚有不完全對的地方,何況他們一倉促吐言,安能皆是"?
因此他在《問孔》、《刺孟》兩篇中專就孔孟的"倉促"率爾之言進行辯駁.當然兩篇之中也有辯所不當帶者,也有對孔孟言行理解偏差者,但是他對孔孟思想的核心內容,即所謂"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並無半點非議.由此可見王充之問孔刺孟,是承其大道,而攻其小疵,不僅不會傷害孔孟之道,而且會使孔孟之道更為純粹,更為明審.他說:"荀有不曉解之問,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道於理?"西洋哲人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王充也是既愛孔子,更愛聖道;既尊聖人,更重真理.因為聖人之所以可貴可敬,端在於他追求真理,代表真理!王充為追求真理而不惜問孔刺孟,又有什麽過錯呢?正如世人不能因醫生為人類治病救難而斥其非人一樣,我們自然也不能因王充以攻孔孟之短而斥其非儒了.
作為受儒家經典教育出來,受漢世"獨尊儒術"之風薰陶出來的王充,對儒學也是傾心服膺的,他對儒生也抱著讚賞和同情的態度.王充《論衡》一書幾乎處處有批評俗儒誤說的言論,但同時又時時可見他用儒學的標尺來衡事評物,《自紀篇》
介紹他的著書方法是"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才","聖道",即孔孟之道,即儒學原理;"通才",即通博之人,指諸子百家.聖道是王充論事定斷(折衷)的準尺,諸子是王充闡明道理的佐證.主次清楚,重心明了.為了申說其重儒貴學的思想,王充專門寫下了《程材》、《量知》、《謝短》、《效力》、《別通》、《超奇》、《狀留》七篇文字,還在《非韓篇》中申說了相同的觀點.王充貴儒主要從事業、道德、才能三個方麵來說明的.首先,王充認為,儒者有高尚的事業追求:
儒生以五經為業,文吏以簿書為事.五經是講大道,求真理的;簿書隻是處理具體事務的.《周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儒生所求的道即形而上的道,具有原則、規律和真理的性質.文吏所事的簿書即形而下的器,隻是具體的辦事方法.以此見道比器高,道本事末,儒生的事業自然比文吏高尚得多.他不止一次地反覆強調:
五經以道為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事者,事也.
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定尊卑之高下,可得而程矣.(《程材》)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謝短》)韓非輕仁義,重耕戰,認為儒生"不耕而食",至斥為"五台"之一.又將儒生比為鹿,有用之吏比為馬,說世有千金之馬,以其有用也;而無千金之鹿,以其無用也.遂認定儒生為無用.王充針鋒相對地指出:韓非隻知以鹿馬喻,而不知以冠履喻.儒者如冠,有用之吏為履,其高低貴賤不言自明.儒生講求的道,在當時社會具體講就是仁義,仁義是維繫社會機製有秩序、有等級地運行的保證.故"仁義至重,不可棄也","儒為道官(明道之官)之吏",不可棄也.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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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說過"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王充也說:"憂德之不豐,不憂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恥位之不遷."與孔子誌趣相同.有人譏笑王充"仕數黜斥",王充說:"才鴻莫過孔子.孔子不容,斥逐,伐樹,接浙,見圍,削跡,困餓陳蔡,門人有菜色."世之才高德盛沒有比得上孔子的了.可是孔子被魯國驅逐出來,在宋國有桓囗伐樹相逼之禍,在齊國撈起煮飯的米倉惶出逃,還被圍於匡,衛國人除其車輒以示痛絕,特別是被圍於陳蔡之間,受盡飢餓之苦,弟子一個個麵黃肌瘦……這不也是鴻才遭黜麽?更何況"吾材不逮(及)孔子,不偶(遇)之厄(困),未與之等"哩!可見"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王充、孔子,可謂聖賢相知,惺惺相惜呀.
與那班神化孔子,迷信孔子的腐儒迂士不同的是,王充推尊孔子,是從道德純粹,智慧博大,情趣高尚等方麵出發的.認為孔子是聖人,但不是神人.聖和神的區別在於:"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需學以聖."王充在《實知篇》否定漢儒鼓吹所謂聖人能"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的濫言,認為聖人需學知、問知、思知,而無所謂"性(生)知"者."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因"聖人需學,知其非神."又在《知實篇》中列舉16證說明"聖人不能先知"之理,還孔子以人的本來麵目.聖人學而後知,那麽聖人也可學習:"聖可學為","聖賢可學".將孔子從漢儒所供奉的古廟冷宮裏,搬迴到人間煙火中來,世人皆可仿照學習,修養成聖,此亦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命題也.
但是,王充"問孔"、"刺孟"也確有其事,不過我們不能就此而論定王充反孔非儒,而應看其所論何事,所非何因?他是從什麽樣的動機出發,又是怎樣非議孔孟言行的.王充的《問孔篇》問難孔子凡17事,《刺孟篇》駁論孟子凡10事,並且常常針鋒相對,論辯尖銳.但是他的出發點不是肆意低毀孔孟,而是欲辨明真理,闡明聖道.他在《問孔篇》開宗明義地說:"世之儒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聖賢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間難."王充反對對聖人一味盲從的學風,認為聖賢下筆著述,用意專精,尚有不完全對的地方,何況他們一倉促吐言,安能皆是"?
因此他在《問孔》、《刺孟》兩篇中專就孔孟的"倉促"率爾之言進行辯駁.當然兩篇之中也有辯所不當帶者,也有對孔孟言行理解偏差者,但是他對孔孟思想的核心內容,即所謂"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並無半點非議.由此可見王充之問孔刺孟,是承其大道,而攻其小疵,不僅不會傷害孔孟之道,而且會使孔孟之道更為純粹,更為明審.他說:"荀有不曉解之問,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道於理?"西洋哲人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王充也是既愛孔子,更愛聖道;既尊聖人,更重真理.因為聖人之所以可貴可敬,端在於他追求真理,代表真理!王充為追求真理而不惜問孔刺孟,又有什麽過錯呢?正如世人不能因醫生為人類治病救難而斥其非人一樣,我們自然也不能因王充以攻孔孟之短而斥其非儒了.
作為受儒家經典教育出來,受漢世"獨尊儒術"之風薰陶出來的王充,對儒學也是傾心服膺的,他對儒生也抱著讚賞和同情的態度.王充《論衡》一書幾乎處處有批評俗儒誤說的言論,但同時又時時可見他用儒學的標尺來衡事評物,《自紀篇》
介紹他的著書方法是"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才","聖道",即孔孟之道,即儒學原理;"通才",即通博之人,指諸子百家.聖道是王充論事定斷(折衷)的準尺,諸子是王充闡明道理的佐證.主次清楚,重心明了.為了申說其重儒貴學的思想,王充專門寫下了《程材》、《量知》、《謝短》、《效力》、《別通》、《超奇》、《狀留》七篇文字,還在《非韓篇》中申說了相同的觀點.王充貴儒主要從事業、道德、才能三個方麵來說明的.首先,王充認為,儒者有高尚的事業追求:
儒生以五經為業,文吏以簿書為事.五經是講大道,求真理的;簿書隻是處理具體事務的.《周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儒生所求的道即形而上的道,具有原則、規律和真理的性質.文吏所事的簿書即形而下的器,隻是具體的辦事方法.以此見道比器高,道本事末,儒生的事業自然比文吏高尚得多.他不止一次地反覆強調:
五經以道為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事者,事也.
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定尊卑之高下,可得而程矣.(《程材》)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謝短》)韓非輕仁義,重耕戰,認為儒生"不耕而食",至斥為"五台"之一.又將儒生比為鹿,有用之吏比為馬,說世有千金之馬,以其有用也;而無千金之鹿,以其無用也.遂認定儒生為無用.王充針鋒相對地指出:韓非隻知以鹿馬喻,而不知以冠履喻.儒者如冠,有用之吏為履,其高低貴賤不言自明.儒生講求的道,在當時社會具體講就是仁義,仁義是維繫社會機製有秩序、有等級地運行的保證.故"仁義至重,不可棄也","儒為道官(明道之官)之吏",不可棄也.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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