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自非聖經,不特非周公所作,且並非孔孟以前之書.此與《儀禮》、《禮記》皆同時雜出於周、秦之間."[注]方苞則曆指《載師職》等某章句為劉歆所篡入[注].但多為清儒所駁.還有《左傳》,顧炎武、姚鼐均言非出一人之作,但為先秦作品.劉逢祿作《左氏春秋考證》倡言劉歆改《左氏春秋》為《春秋左氏傳》.即將一部一般史書改編為解經之書,其中凡例、書法及比年依經緣飾之語為劉歆所增竄.到清末,康有為從廖平的《古學考》得到啟發,著《新學偽經考》,說《周禮》、《逸禮》、《左傳》、《毛詩》等皆劉歆竄亂偽撰,且言:《易》學為歆偽亂有三;《書》伏生壁中古文之事,其偽幾十;《詩》、《毛詩》之偽凡十五;《周官經》六篇蓋劉歆偽撰;《樂記》出於欲無疑;《國語》被劉歆一分為二,而成今之《國語》和《左氏傳》[注]後來亦有學者如古史辨派及當代之徐仁甫先生繼承其說.但是如果認真閱讀康氏之書就會發現,他當時之所以寫此書並不是真正為了辨偽,而是為了利用今文經學的舊形式來為其變法維新的政治主張製造輿論,事實上其中錯謬百出,是說不上任何學術性的.現在看來,不僅《周官》不偽,《左傳》更不偽,都是非常有價值的先秦古籍.難怪連當年力主劉歆遍偽群經的古史辨派首領顧頜剛先生晚年也說:"古史傳說和西周史事的較原始史料仍以見於《左傳》者為多,運用《左傳》等記載才有可能把古史傳說和西周史事考證清楚."[注]怎麽能說《左傳》、《周禮》是偽書呢!
劉歆在經學史上的第二個貢獻是開闢了以文字和曆史解經的新方法.以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家是宗孔子的,他們以為六經皆為孔子所作,孔子是政治家,六經是孔子求天下治理的學說,所以他們解說經傳偏重於微言大義,推闡發揮,其特色是功利的,往往容易因現實政治的需要而以己意附會經義,而不重視經文的本解.
為此,他們傳經的主要方式是口說師傳,解經繁密駁雜,各有師說.這種方式解經時見精義,卻不免淪入主觀臆見之案.他們在六經中最為注重公羊學,就是因為《春秋》極為簡略,他們盡可以隨意發揮.他們解《尚書》《堯典》"曰若稽古"數字,竟用數萬言來闡發.古文經是用先秦古文古言寫成的,不通小學,就無法研讀古文經.為了發揚古文經,劉歆等人重視訓詁,不僅憑此以讀經,且據古文的字體筆意以解經,所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劉向、劉歆"父子俱好古,博見強誌,過絕於人","博物洽聞,通達古今".由於文字訓詁的需要,劉歆重視作為經書辭典的《爾雅》,曾撰有《爾雅注》三卷.而所倡《毛詩》與齊、魯、韓三家《詩》之根本不同也在於毛公釋詩兼詁、訓、傳三體,其書故名《詁訓傳》,如《關睢》中"窈窕,幽閑也.淑,善.逑,匹也"之類,"關關,和聲也"等等.這樣解釋《詩》使讀者能明了詩之本義,比海闊天空的微言大義更易為學者接受,所以後來,三家《詩》亡而《毛詩》獨存.以劉歆為代表的古文家是宗周公的,他們認為六經是周公舊典,故為官書,六經所記為古代情形,皆係事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是一位曆史家,他對六經隻是進行整理,加以保存而已.既然六經都是周公舊典,就必須從曆史的角度去予以研治.基於此,劉歆特好《左傳》,他稱之為《春秋左氏傳》,注重用《左傳》中所敘之曆史事實來解經,用《左傳》中的凡例來界定三代史官的記史法則,用《左傳》來批評《公羊》、《穀梁》對《春秋》的曲解.正如其本傳所言:"欲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欲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他是以所記曆史事實的詳略多少作為區分經書優劣之標誌的,所以他不僅好《左傳》,而且好記述周代官製的《周禮》,好三代政治文獻彙編的《尚書》,好講禮儀的《逸禮》.他從研治這些古文經出發,據《周禮》、《樂經》研究鍾曆,以黃鍾律為根本標準,輔以相黍製定了國家標準的精確度量;據《尚書》、《左傳》,將三統與五行相生說相結合,並以三統而言三正、三曆,創造了推定先秦古曆日的《三統曆譜》,這些都有其特別的意義.但是信古之極必為泥古.劉歌迷信六經乃周公舊典,對之毫無懷疑,以至將一些後代補作乃至偽撰之書亦視為三代舊作,且由信古而產生倒退的曆史觀,一切遵崇三代,以為今不如古,要挽救世風,唯有複古,這從政治實踐上看,是企圖拉著曆史車輪倒轉.王莽改製之失敗,其根源之一,蓋即此.由於對經書研究的路數不同,古文家既要通文字訓詁,又要懂曆史和典製禮儀,就決定了古文家學問的寬窄與今文家不同.今文家講微言大義,通一經即可為博士,他們"或為雅,或為頌",至合數人治一經,所以當時有"遺子滿囗金,不如教一經"之謠.古文則不同,他偏重於文字曆史的典製解釋,非博學無以治經,所以從劉歆開始,凡古文學家一般是學問淵博,廣泛研治數經.本傳講,劉歆"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欲及向皆治《易》,……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博物治聞,通達古今."這種博學治經的路數比起"學者罷老且不能究一藝"的今文家,當然是更為優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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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歆在經學史上的第二個貢獻是開闢了以文字和曆史解經的新方法.以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家是宗孔子的,他們以為六經皆為孔子所作,孔子是政治家,六經是孔子求天下治理的學說,所以他們解說經傳偏重於微言大義,推闡發揮,其特色是功利的,往往容易因現實政治的需要而以己意附會經義,而不重視經文的本解.
為此,他們傳經的主要方式是口說師傳,解經繁密駁雜,各有師說.這種方式解經時見精義,卻不免淪入主觀臆見之案.他們在六經中最為注重公羊學,就是因為《春秋》極為簡略,他們盡可以隨意發揮.他們解《尚書》《堯典》"曰若稽古"數字,竟用數萬言來闡發.古文經是用先秦古文古言寫成的,不通小學,就無法研讀古文經.為了發揚古文經,劉歆等人重視訓詁,不僅憑此以讀經,且據古文的字體筆意以解經,所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劉向、劉歆"父子俱好古,博見強誌,過絕於人","博物洽聞,通達古今".由於文字訓詁的需要,劉歆重視作為經書辭典的《爾雅》,曾撰有《爾雅注》三卷.而所倡《毛詩》與齊、魯、韓三家《詩》之根本不同也在於毛公釋詩兼詁、訓、傳三體,其書故名《詁訓傳》,如《關睢》中"窈窕,幽閑也.淑,善.逑,匹也"之類,"關關,和聲也"等等.這樣解釋《詩》使讀者能明了詩之本義,比海闊天空的微言大義更易為學者接受,所以後來,三家《詩》亡而《毛詩》獨存.以劉歆為代表的古文家是宗周公的,他們認為六經是周公舊典,故為官書,六經所記為古代情形,皆係事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是一位曆史家,他對六經隻是進行整理,加以保存而已.既然六經都是周公舊典,就必須從曆史的角度去予以研治.基於此,劉歆特好《左傳》,他稱之為《春秋左氏傳》,注重用《左傳》中所敘之曆史事實來解經,用《左傳》中的凡例來界定三代史官的記史法則,用《左傳》來批評《公羊》、《穀梁》對《春秋》的曲解.正如其本傳所言:"欲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欲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他是以所記曆史事實的詳略多少作為區分經書優劣之標誌的,所以他不僅好《左傳》,而且好記述周代官製的《周禮》,好三代政治文獻彙編的《尚書》,好講禮儀的《逸禮》.他從研治這些古文經出發,據《周禮》、《樂經》研究鍾曆,以黃鍾律為根本標準,輔以相黍製定了國家標準的精確度量;據《尚書》、《左傳》,將三統與五行相生說相結合,並以三統而言三正、三曆,創造了推定先秦古曆日的《三統曆譜》,這些都有其特別的意義.但是信古之極必為泥古.劉歌迷信六經乃周公舊典,對之毫無懷疑,以至將一些後代補作乃至偽撰之書亦視為三代舊作,且由信古而產生倒退的曆史觀,一切遵崇三代,以為今不如古,要挽救世風,唯有複古,這從政治實踐上看,是企圖拉著曆史車輪倒轉.王莽改製之失敗,其根源之一,蓋即此.由於對經書研究的路數不同,古文家既要通文字訓詁,又要懂曆史和典製禮儀,就決定了古文家學問的寬窄與今文家不同.今文家講微言大義,通一經即可為博士,他們"或為雅,或為頌",至合數人治一經,所以當時有"遺子滿囗金,不如教一經"之謠.古文則不同,他偏重於文字曆史的典製解釋,非博學無以治經,所以從劉歆開始,凡古文學家一般是學問淵博,廣泛研治數經.本傳講,劉歆"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欲及向皆治《易》,……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博物治聞,通達古今."這種博學治經的路數比起"學者罷老且不能究一藝"的今文家,當然是更為優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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