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即《詩入《書》、《禮》、《樂》、《易》、《春秋》.孔子對六經用功深淺不等,作用不一.分別說即刪訂《詩》、《書》,修起《禮》、《樂》,贊《易》,修《春秋》.其於《詩》、《書》、《禮》、《樂》,在於刪訂.刪,即刪除雜蕪,選錄精華;訂,即訂正訛誤,編次順序.對這一工作,司馬遷又稱之為"論次"和"修起".《史記·儒林列傳》:"孔子閔(憫)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孔子對《詩》、《書》、《禮》、《樂》的刪訂,大致始於中年時期,而成於返魯之後.《史記·孔子世家》說:
"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當時,孔子方40多歲.孔子68歲自衛國迴來,又繼續完成修訂之業,他嚐自謂:"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史記》又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相傳中國上古時期遺留下的文誥有三千餘篇,孔子選取其中唐虞至秦穆公時的文獻數十篇,加以排列整理,這就是《書》,又稱《書經》或《尚書》.《詩》也如此,據傳孔子從三千多首古詩中,刪重去複,去粗取精,得305篇,內容涉及殷周始王和周幽王、厲王時事,稱"詩三百",孔子都配樂弦歌,重加整比.禮,古時禮節繁縟,不相統一,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記·禮器》).今傳禮儀遠沒有這樣多,可能其間也有孔子選編刪取工作.樂,是聲響材料,其文本今已不傳,孔子訂樂的具體工作不詳,但從他"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的自白,已足可證明孔子正樂實有其事.
孔子對《易》的鑽研大致伴著他認識史上"50而知天命"的進程開始,隨著"60而耳順,70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認識能力的提高而加深的.孔子自謂:"加我數年,50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易兼三才,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學易可以知曉這些形形色色的道,掌握天地自然和人類社會的規律,進入"知天命"的境界.易又充滿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掌握時中的思想,這與"中庸"如合符節,掌握這種辨證的方法論,就可以"無大過".可見"50知夫命"和"50以學易"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其間必然具有因果聯繫.從文獻記載看,《史記》曰:"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世家》)《漢書》亦曰:"(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特別可貴的是這些曆史記載近年又得到考古發現的應證,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帛書《繫辭》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足以證明孔子與《周易》曾發生過千絲萬縷的聯繫.孔子對《易》的貢獻在於"贊".贊,助也.《易》本卜筮之書,但其中有豐富的思想內容,孔子贊之,即贊助聖賢闡發《易經》中的哲理.孔子贊易之跡,當時或付之口說,或書之簡端,後來弟子集腋成裘,遂組合成十篇解《易》的文字,合稱《易傳》或"十翼"[注].
易傳中難免不有孔子之前的舊說和孔子之後的新說攙雜其間,但其主要的內容當屬於孔子.因而《史記》明雲"孔子晚而喜《易》,序《象》、《係》、《象》、《說卦》、《文言》";《漢書》亦稱"孔氏為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直接將易傳的著作權歸諸孔子.
對於《春秋》則是修.在齊田氏弒君那年春天(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魯哀公西狩獲麟.麟為仁獸,有道乃見.但當時"天下無道久矣"!麟何以出現呢?
就像他孔子應誕生於聖朝一樣,來得都不是時候.惺惺惜惺惺,於是乎悲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吾道窮矣!","莫我知夫!"(《史記·孔子世家》)更加加深了他的憂患意識和緊迫感,於是想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係統地表達出來,遂據魯史記《春秋》,根據自己的是非標準,"筆則筆之,削則削之",以褒貶曆史的方法來隱微地托古見意.上自隱公,下迄哀公,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是魯國的近代史和當代史,用人們記憶猶新的曆史進行國情教育和思想教育大概是中國人的獨創,而首創者則是孔夫子.《春秋》的是非標準主要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名分和與之相應的禮製[注],凡有違背,皆在譏貶之列,讓正義與邪惡,昭昭若揭,通過讚揚什麽、反對什麽來體現他的思想和主張.因而《史記》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孟子》甚至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滕文公下》)《春秋》的寫作方法(即"書法")是"一字褒貶"、"微言大義",即《史記》所謂"約其文而指博"(《太史公自序》),文字簡練,寓意深刻.吳楚之君實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書曰"天子狩於河陽",變被動受召的恥辱為主動巡視的威風.一字一句,都寄寓了孔子滿腔的仁義禮樂用心,《春秋》已不再是簡單的史書,不再是舊時的陳跡,而是孔子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藍本,是孔子禮樂社會的《理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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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當時,孔子方40多歲.孔子68歲自衛國迴來,又繼續完成修訂之業,他嚐自謂:"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史記》又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相傳中國上古時期遺留下的文誥有三千餘篇,孔子選取其中唐虞至秦穆公時的文獻數十篇,加以排列整理,這就是《書》,又稱《書經》或《尚書》.《詩》也如此,據傳孔子從三千多首古詩中,刪重去複,去粗取精,得305篇,內容涉及殷周始王和周幽王、厲王時事,稱"詩三百",孔子都配樂弦歌,重加整比.禮,古時禮節繁縟,不相統一,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記·禮器》).今傳禮儀遠沒有這樣多,可能其間也有孔子選編刪取工作.樂,是聲響材料,其文本今已不傳,孔子訂樂的具體工作不詳,但從他"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的自白,已足可證明孔子正樂實有其事.
孔子對《易》的鑽研大致伴著他認識史上"50而知天命"的進程開始,隨著"60而耳順,70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認識能力的提高而加深的.孔子自謂:"加我數年,50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易兼三才,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學易可以知曉這些形形色色的道,掌握天地自然和人類社會的規律,進入"知天命"的境界.易又充滿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掌握時中的思想,這與"中庸"如合符節,掌握這種辨證的方法論,就可以"無大過".可見"50知夫命"和"50以學易"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其間必然具有因果聯繫.從文獻記載看,《史記》曰:"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世家》)《漢書》亦曰:"(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特別可貴的是這些曆史記載近年又得到考古發現的應證,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帛書《繫辭》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足以證明孔子與《周易》曾發生過千絲萬縷的聯繫.孔子對《易》的貢獻在於"贊".贊,助也.《易》本卜筮之書,但其中有豐富的思想內容,孔子贊之,即贊助聖賢闡發《易經》中的哲理.孔子贊易之跡,當時或付之口說,或書之簡端,後來弟子集腋成裘,遂組合成十篇解《易》的文字,合稱《易傳》或"十翼"[注].
易傳中難免不有孔子之前的舊說和孔子之後的新說攙雜其間,但其主要的內容當屬於孔子.因而《史記》明雲"孔子晚而喜《易》,序《象》、《係》、《象》、《說卦》、《文言》";《漢書》亦稱"孔氏為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直接將易傳的著作權歸諸孔子.
對於《春秋》則是修.在齊田氏弒君那年春天(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魯哀公西狩獲麟.麟為仁獸,有道乃見.但當時"天下無道久矣"!麟何以出現呢?
就像他孔子應誕生於聖朝一樣,來得都不是時候.惺惺惜惺惺,於是乎悲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吾道窮矣!","莫我知夫!"(《史記·孔子世家》)更加加深了他的憂患意識和緊迫感,於是想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係統地表達出來,遂據魯史記《春秋》,根據自己的是非標準,"筆則筆之,削則削之",以褒貶曆史的方法來隱微地托古見意.上自隱公,下迄哀公,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是魯國的近代史和當代史,用人們記憶猶新的曆史進行國情教育和思想教育大概是中國人的獨創,而首創者則是孔夫子.《春秋》的是非標準主要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名分和與之相應的禮製[注],凡有違背,皆在譏貶之列,讓正義與邪惡,昭昭若揭,通過讚揚什麽、反對什麽來體現他的思想和主張.因而《史記》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孟子》甚至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滕文公下》)《春秋》的寫作方法(即"書法")是"一字褒貶"、"微言大義",即《史記》所謂"約其文而指博"(《太史公自序》),文字簡練,寓意深刻.吳楚之君實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書曰"天子狩於河陽",變被動受召的恥辱為主動巡視的威風.一字一句,都寄寓了孔子滿腔的仁義禮樂用心,《春秋》已不再是簡單的史書,不再是舊時的陳跡,而是孔子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藍本,是孔子禮樂社會的《理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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