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遂自齊返魯.當時還是季平子專政,孔子無心求仕,潛心自我修養,平靜地迎來"40而不惑".何謂"不惑"?"不惑"者,相對於"惑"之謂也.孔子曾論"惑"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顏淵》)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同上)可見"惑"的特徵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極端,然則"不惑"乃"惑"之反,即理智,不偏不頗,此即孔子推崇的"至德"——中庸.孔子又說:"智者不惑."(《子罕》)又說:"40而見惡焉,其終也矣!"(《為政》)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歲已成為一位具有獨立見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獨特的見識,再加之正確的處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錯誤.
孔子42歲時,魯昭公已從齊國奔於晉國,客死於潛溪.定公即位.5年後,季平子死,子桓子繼為執政,政治形勢更加惡化,陽虎專權.陽虎是季氏家臣,從手桓子祖父時就開始作季氏宰(大管家),如今已是積久勢重,強奴逼主.季平子死後,陽虎肆無忌憚,將桓子囚禁起來,趕走季氏親屬、殺死季氏族人,逼近季桓子妥協與他盟誓.從此,魯國政權又從大夫下移於家巨,出現了"陪臣執國命"的敗落局勢.陽虎越俎代庖,以陪臣身份主會盟、發誓願、占國田,進而欲盡誅三桓之嫡,立自己的親信勢力為嗣.一切野心家在心理上都是虛弱的.為了孤假虎威,陽虎——這位從前蔑視孔子的勢利之徒,現在卻想借重孔子名氣,為他倒行逆旋扯上塊遮羞布.孔子自然不會買帳.於是陽虎煞費苦心地製造了一個機會.一天,他派人趁孔子不在家時將一具蒸豚送去.按照"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的規矩,陽虎料定知禮的孔子肯定會上門稱謝.殊不知孔子也針鋒相對,趁陽虎不在家時才去迴訪.具有戲劇性的是,孔子在迴來的路上又與陽虎相遇,剛想迴避卻被陽虎叫住了.他問孔子:"懷揣絕技卻讓國家迷亂,可謂仁乎?"孔子答:"不可.""本來希望有所作為卻屢失良機,可謂智乎?"孔子答:"不可."陽虎激將說;."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然,吾將仕矣".
孔子一生講究"仁、智、勇"三"達德",陽虎專挑仁智這兩個問題來諸難孔子,可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使得孔子不得不連連稱是.但是,陽虎卻抽掉了孔子思想中另兩個內容——禮和義.禮即自西周以來的奴隸製等級製度.義即宜,即是盡本份,守原則,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諧統一.孔子認為:"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前者即西周的太平景象,後者則是春秋亂世的形勢.至孔子時,諸侯也不能"專征"了,而是政"自大夫出",其至"陪臣執國命"了,眼前的陽虎就是陪臣執國命的罪魁!.孔子又詛咒說:"自諸侯出,蓋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陽虎以大夫家臣(陪臣)的身份幹預國政,上淩君,下逼主,專生殺,擅於奪,哪裏還有一點仁義禮智的影子?君臣無序,主僕易位,實乃無道之至!麵對這樣的亂臣賊子,他孔丘哪裏屑於合作!他曆來奉行的是:"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亦恥也."(《泰伯》)在無道之世而得榮華富貴,必將採用不義手段,這是孔子最為不齒的:"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裏仁》)如果說,從前孔子發憤努力,學習六藝,是為了入仕、進入上流社會的話,那麽,當他認識到禮樂的還以仁義為內容,形成了"仁義禮"三位一體的思想後,他的追求就從具有功利色彩的求仕.進入了另一個道德的境界,那就是為了推行仁義而求仕,即他的弟子子路所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微子》)既然此時出仕不能"行義",與其作幫兇,不如潔身自好,作個"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季氏》)的隱君子.
"隱居以求其誌"."誌",即指"仁義禮"的政治抱負,也是"誌於道"之"誌",即對客觀規律的體認.如果說孔子"30而立"和"40不惑"時掌握了"六藝"和"中庸"等具體知識和方法的話,那麽現在孔子要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體驗帶規律性的東西,即"道"或"天命",從而實現他認識進程中另一個具有質變性質的新飛躍——"50而知天命"!
"行義以達其道",是說通過做自己份內的事情,來實現自己思想主張.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麵:一是注重人倫,躬行孝道.有人問他為何不去"為政"?孔子說:
"書曰:‘孝乎誰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為政》)在孔子看來,孝悌是仁義之體,仁義是為政之實,自己在居家時講究孝悌,這就是行仁義,這就是為政.其次是躬自教育,造就人材.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偉大的職業教育家,也是第一個將教育職業化的人.既然"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張得不到貫徹,那就將道宣傳開來,讓盡可能多的人知道、明道.他看準了"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陽貨》)的政治作用.認為教育有兩個功能:一是培養合乎仁義精神(以"愛人"為核心)的接班人("君子"),二是把被統治階級("小人")改造得更加馴服("易使").前者是要以教育造就新一代("愛人")統治者("君子"),後者是要以教育教化遵守秩序("易使")的馴民("小人"),共同的目的是從上下兩個方麵來重振社會秩序和重建和諧的社會關係.教育,說穿了不過是一定階級按照自己標準造就人材的事業,孔子正是中國第一個發現這一功用,並充分運用這一手段使自己政治理想傳播開來,使之深人心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教育之於孔子,不過是假人之手以實現政治主張的手段.因此從事教育也就是間接地從政.孔子一生主要從事教育事業,特別是在30至50歲之間,更是他年富力強,大張私學的時期.這樣一來,孔子不僅沒有因隱居而失掉聲譽,反而因不與陽虎同流合汙而清名益高.一群群大大小小的青年從四麵八方湧向曲阜闕裏,奉上束修,拜孔子為師.現在有名可考的"仲尼弟子"中,顏迴、子路、子貢、閔子騫等高足,都在此時從學於夫子.孔子於是乎翻六藝,升杏壇,詩書之聲盈耳,絲竹之音不絕,形成了中國曆史上、同時也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大規模聚徒講學的學術團體.比之於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於公元前387年創立的"學園",早了整整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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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42歲時,魯昭公已從齊國奔於晉國,客死於潛溪.定公即位.5年後,季平子死,子桓子繼為執政,政治形勢更加惡化,陽虎專權.陽虎是季氏家臣,從手桓子祖父時就開始作季氏宰(大管家),如今已是積久勢重,強奴逼主.季平子死後,陽虎肆無忌憚,將桓子囚禁起來,趕走季氏親屬、殺死季氏族人,逼近季桓子妥協與他盟誓.從此,魯國政權又從大夫下移於家巨,出現了"陪臣執國命"的敗落局勢.陽虎越俎代庖,以陪臣身份主會盟、發誓願、占國田,進而欲盡誅三桓之嫡,立自己的親信勢力為嗣.一切野心家在心理上都是虛弱的.為了孤假虎威,陽虎——這位從前蔑視孔子的勢利之徒,現在卻想借重孔子名氣,為他倒行逆旋扯上塊遮羞布.孔子自然不會買帳.於是陽虎煞費苦心地製造了一個機會.一天,他派人趁孔子不在家時將一具蒸豚送去.按照"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的規矩,陽虎料定知禮的孔子肯定會上門稱謝.殊不知孔子也針鋒相對,趁陽虎不在家時才去迴訪.具有戲劇性的是,孔子在迴來的路上又與陽虎相遇,剛想迴避卻被陽虎叫住了.他問孔子:"懷揣絕技卻讓國家迷亂,可謂仁乎?"孔子答:"不可.""本來希望有所作為卻屢失良機,可謂智乎?"孔子答:"不可."陽虎激將說;."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然,吾將仕矣".
孔子一生講究"仁、智、勇"三"達德",陽虎專挑仁智這兩個問題來諸難孔子,可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使得孔子不得不連連稱是.但是,陽虎卻抽掉了孔子思想中另兩個內容——禮和義.禮即自西周以來的奴隸製等級製度.義即宜,即是盡本份,守原則,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諧統一.孔子認為:"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前者即西周的太平景象,後者則是春秋亂世的形勢.至孔子時,諸侯也不能"專征"了,而是政"自大夫出",其至"陪臣執國命"了,眼前的陽虎就是陪臣執國命的罪魁!.孔子又詛咒說:"自諸侯出,蓋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陽虎以大夫家臣(陪臣)的身份幹預國政,上淩君,下逼主,專生殺,擅於奪,哪裏還有一點仁義禮智的影子?君臣無序,主僕易位,實乃無道之至!麵對這樣的亂臣賊子,他孔丘哪裏屑於合作!他曆來奉行的是:"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亦恥也."(《泰伯》)在無道之世而得榮華富貴,必將採用不義手段,這是孔子最為不齒的:"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裏仁》)如果說,從前孔子發憤努力,學習六藝,是為了入仕、進入上流社會的話,那麽,當他認識到禮樂的還以仁義為內容,形成了"仁義禮"三位一體的思想後,他的追求就從具有功利色彩的求仕.進入了另一個道德的境界,那就是為了推行仁義而求仕,即他的弟子子路所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微子》)既然此時出仕不能"行義",與其作幫兇,不如潔身自好,作個"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季氏》)的隱君子.
"隱居以求其誌"."誌",即指"仁義禮"的政治抱負,也是"誌於道"之"誌",即對客觀規律的體認.如果說孔子"30而立"和"40不惑"時掌握了"六藝"和"中庸"等具體知識和方法的話,那麽現在孔子要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體驗帶規律性的東西,即"道"或"天命",從而實現他認識進程中另一個具有質變性質的新飛躍——"50而知天命"!
"行義以達其道",是說通過做自己份內的事情,來實現自己思想主張.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麵:一是注重人倫,躬行孝道.有人問他為何不去"為政"?孔子說:
"書曰:‘孝乎誰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為政》)在孔子看來,孝悌是仁義之體,仁義是為政之實,自己在居家時講究孝悌,這就是行仁義,這就是為政.其次是躬自教育,造就人材.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偉大的職業教育家,也是第一個將教育職業化的人.既然"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張得不到貫徹,那就將道宣傳開來,讓盡可能多的人知道、明道.他看準了"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陽貨》)的政治作用.認為教育有兩個功能:一是培養合乎仁義精神(以"愛人"為核心)的接班人("君子"),二是把被統治階級("小人")改造得更加馴服("易使").前者是要以教育造就新一代("愛人")統治者("君子"),後者是要以教育教化遵守秩序("易使")的馴民("小人"),共同的目的是從上下兩個方麵來重振社會秩序和重建和諧的社會關係.教育,說穿了不過是一定階級按照自己標準造就人材的事業,孔子正是中國第一個發現這一功用,並充分運用這一手段使自己政治理想傳播開來,使之深人心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教育之於孔子,不過是假人之手以實現政治主張的手段.因此從事教育也就是間接地從政.孔子一生主要從事教育事業,特別是在30至50歲之間,更是他年富力強,大張私學的時期.這樣一來,孔子不僅沒有因隱居而失掉聲譽,反而因不與陽虎同流合汙而清名益高.一群群大大小小的青年從四麵八方湧向曲阜闕裏,奉上束修,拜孔子為師.現在有名可考的"仲尼弟子"中,顏迴、子路、子貢、閔子騫等高足,都在此時從學於夫子.孔子於是乎翻六藝,升杏壇,詩書之聲盈耳,絲竹之音不絕,形成了中國曆史上、同時也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大規模聚徒講學的學術團體.比之於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於公元前387年創立的"學園",早了整整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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