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天人關係問題,儒家亦作了理智思考.儒家思考天人關係時,常常使用 "天道"、"天命"兩個概念.天道即天之道,從孔子開始即將天視為物質性的天, 將天道視為自然的規律性.《論語·陽貨》載孔子將天描述為無言無為、四時運行、 生成萬物的實體;《禮記·哀公問》孔子解"天道"為永恆性("相從不已")、 必然性("不閉其久")、自然性("無為而物成")和普遍性("已成而明"); 孟子更明確地指出:"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萬章上》) 天道就是天地生成萬物的必然性和客觀性.荀子則充分發揮了天道自然說,在《天 論篇》中高舉起"天行有常"、"製天命而用之"的旗幟,表現了人類不僅要超脫 自然的束縛,而且要利用自然規律以為我用的雄心!此後,將天道視為自然界的客 觀規律性,成了中國儒家認識宇宙的主流.儒家認識了"天道的客觀性,並未得出 天人無關、甚至天人對立的結論.而是認為天和人是相關的、親和的,這種親和即 體現在對"天命"的闡述上.天命,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名詞,儒家以前的"天命" 一詞,多表現為"天之命令"之意,故"天命"又作"天令".從孔子以後,儒家 把天命解釋為天道賦予人的某種稟賦:《大戴禮記》說:"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 謂之性."(《本命》)《禮記》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中庸》) 天命來源於天道而又作用於人;天命形成了人的個性就是"性";而統率人性的無 非天道.天命是人文化了的天道,天命就是聯繫人性和天道的樞紐.在儒家看來, 人是天地的產兒,人性中存在天道(或稱"天理").人從自性中就可以窺見天理. 孟子說盡心知性以知天;《中庸》說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宋儒"存天理",明儒 "致良知"……都是從這一思路深化開來的.知性不僅可以知天,而且可以實現人 性的永恆價值.孟子說盡心知性而知天,人性與天道一體,人可以"上下與天地流 通";陸九淵進而提煉為"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題——我就是天, 天就是我,天人本是一體.《中庸》甚至認為盡人之性可以盡物之性,"能盡物之 性,則可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人由知性到 知天;由知天到與天一體;由天人一體進而實現協助天地化育萬物、與天地同功齊 能,這就是不朽.於是人從一個渺小的生物,轉化成了永恆的、偉大的精靈了.盡 心知性以知天,進而贊天地化育,這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形式.


    儒家的天人觀還有更實際的考慮,那就是天道對人的表率作用和人對天道的模 擬.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視"天命"為天道對人的某種啟迪和暗示. 有時他認為天在暗示他去從事一種神聖的事業——複興周禮;有時他又以天道之幹 健為榜樣,欲效法天道.這種效法天道的思想在董仲舒的時代得到極大的發揮,為 人類百折不撓地追求、自強不息地進取,提供了客觀的精神依據,然其末流則陷入 "天人感應"的機械天人論.正如儒家人道貴和的觀念一樣,儒家對天道也賦予了 和諧的色彩,人是宇宙一物,是天地之子,是萬物中最可寶貴的東西,人性即是天 理;人自知即可知天;天道就是人道的最高藍本,天人一體,天人流通……天和人, 壓根兒就是用同一質料製成的不同形式的東西.


    從以上儒學關於人、社會、自然理論的淺析,我們不難發現:儒家的人生觀、 社會觀、天人觀,都是極積的,向上的.就人生觀看,儒家對己是極積完善,對人 是熱心成全和"濟利".對社會,儒家是極積參與,熱心治理,責任心極強.對天 道,儒家也是自覺體認,並熱心"贊化".總之,無論是主體,還是客體,儒家都 充滿好心善意地去參與和成全,始終昂揚著極積向上、奮發有為的精神活力.《易》 曰:"天地之大德日生";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種生生不已、 自強不息的德行,既是儒家的天道觀和人生觀,同時也是儒家自己為學為人風格的 精闢概括.


    總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內容的儒學,從孔子創立儒家學派以來,已曆二 千餘年,形成了內容比較全麵的經典教才,構建了關於人、社會、自然的係統理論, 基本能適應古代社會造就人才、管理社會和士大夫安身立命的需要.又加之曆代博 學大儒相承研習,根據形勢需要對儒學適時進行改造和補充,更使儒學獲得了服務 現實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從孔子到現代新儒家,中國儒學經曆了兩千五百年的發 展變化,不斷地"現代化",其間道路曲折,流派眾多,風格各異,優劣雜呈.也 許"風疾馬良,去道逾遠",後代儒學常有與孔子學說大異其趣的現象.但儒學能 夠適應新的社會形勢,滿足不同的時代需要,與曆代大師因時而作的改造和補充是 分不開的.他們對真正的孔學研究也許平添了許多迷霧,但對儒學之昌盛、文化之 繁榮,其功自不可沒.同時,經過改造了的儒學,曆史上已對中國的學術和文化產 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也是不容忽視的客觀事實.因此,從事中國儒學史研究,研讀 儒家原始經傳,闡發原始孔學思想,無疑應是儒學研究首先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 但是對於曆代名儒如何繼往聖,開來學,闡舊典,起新知,發展和豐富儒學理論, 闡揚和光大儒家學說等問題,也是不可忽視的課題.因此自古以來,曆代正史都對 名儒作了專門記載,這不僅是學術史研究的需要,其實也是諸如政治史等其他學科 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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