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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仰後合，隨後，天狼星人把手指上的小船塞進了土星人的褲袋裏。土星人 又把船從褲袋裏拿出來放迴海裏，與他的同伴踏上了歸途。不過，臨走時， 他們答應要解答關於神秘的萬物本質問題，但是在送給巴黎科學院的一本書 中，卻純粹是空白的紙張。 空白紙張的隱喻表現的是伏爾泰的思想。他認為，萬物的本質尚待揭曉， 而這一問題，隻有依靠人們自己來解決。同時全書宣傳了洛克的唯物主義哲 學主張，並且以天外來客的巨大和與他們映襯之下的人類的渺小諷喻了教會 的淺薄、神學的無知。 《天真漢》與其它哲理小說有所不同，它不是通過半神話的故事或偽托 於古代，而是把故事安排在了十七世紀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它不是通過影 射和旁敲側擊，而是對社會現實進行了直率的指責和批判。 天真漢是一個法國血統的青年，從小在加拿大未開化的部族中長大，養 成了 “很天真的想說什麽說什麽，想作什麽作什麽”的習慣。可是，來到法 國之後，他的這種純樸的思想習慣和周圍的社會習俗、宗教偏見卻發生了尖 銳的矛盾。人家教他念聖經，他天真地按聖經行事，卻偏偏引起了驚世駭俗 的後果。他以為戀愛是自己的事情，但別人卻告誡他必須通過雙方的家長， 而且與聖·伊佛 (曾經主持過他洗禮的教母)結婚在當時又被認為是天大的 罪過，必須得到教皇或國王的開恩才行。在去凡爾塞宮請求國王開恩的路上， 天真漢由於與幾個新教徒非議了教會，被人告密進了巴士底獄。入獄後，他 的叔叔企圖通過教會的門路營救他卻四處碰壁，聖·伊佛為了營救他卻犧牲 了自己的貞操。反反覆覆的教訓甚至使天真漢對那本聖經也產生了懷疑，他 總結說： “我每天都發覺，那本書不叫人做的事，大家做了不知多少，叫人 做的，大家倒一件沒做。”問題自然不在天真漢對聖經特別認真，而在於社 會口頭上的仁義道德與實際上的男盜女娼的驚人的矛盾。 《天真漢》這篇小說可以說是伏爾泰有感而發的產物，因為在此之前， 他已與盧梭就 “自然人”與“文明社會”孰優孰劣的問題展開了論戰。伏爾 泰也把論戰的內容帶到了這篇小說中。所以，管理伏爾泰非常欣賞天真漢德 性的純樸，人性的自然，但他並不像盧梭那樣結論是返樸歸真，他認為 “純 樸的人”應該 “文明化”。因此，他在安排天真漢進了監獄之後，又安排了 天真漢在獄中接受了別人的開導，他博覽群書，了解了科學和最新的哲學體 係。於是，心靈受到陶冶、心智受到啟迪、目光變得冷靜，具有了嶄新的精 神風貌。所以，當他受到許多啟迪、目光變得冷靜，具有了嶄新的精神風貌。 所以，當他受到許多教益後說道： “我幾乎要相信能脫胎換骨了，因為我從 野獸變成了人。”伏爾泰就是用這樣一種形象化的方式否定了盧梭的觀點， 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在對伏爾泰的幾篇小說進行了一番掃描之後，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問 題，即若按流行的小說作法衡量他的作品常常會覺得它們不合小產規範。比 如，一般來說，作為小說要有完整的事故情節，要塑造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 且這個人物的性格應該是多側麵的。伴隨著事件的發展，人物性格還要發生 一定的變化。但是，在伏爾泰的小說中，我們卻看不到這些小說原則的體現。 他筆下的故事往往是圍繞著主人公旅遊式的冒險經曆展開的，其他人物則成 了主人公觀察、交談、鬥爭的對象。這些人物完成了與主人公的接觸之後就 一個個消失了。往往一篇小說中除主人公之外會出現眾多的人物，但他們的 每一次出現僅僅是為了與主人公共同創一個小故事。於是，在作品中，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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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完整的從縱向上延伸的大故事，而隻有一些在橫向上展開的小故事。這 些小故事零零碎碎就象一顆顆散亂的珍珠，主人公的活動仿佛就是一條線。 所以我們看到的每一篇小說基本上都是一種穿綴的結果。 另一方麵，小說中的主人公往往也就是作者著意刻畫描摹的人物。為了 把這個人物塑造成功，作者總是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手段，以便能讓他在作 品中活脫脫地站起來。但是，在伏爾泰的小說中，作者似乎並沒有在他的主 人公身上下很大功夫，他們一出場就已經定型化了，他們的性格往往都是單 一的性格。比如 《天真漢》就是表現主人公的天真，《老實人》說的就是主 人公的老實。既然主人公的性格一開始就已定型，而且在以後也不會有多大 變化，那麽剩下的就是描寫這種性格的人物在生活中的遭際。因此，人物的 描寫最終又讓位給了事件的描寫。 伏爾泰為什麽要這樣經營他的小說呢?這是不是他在小說創作方麵的缺 陷呢? 從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筆下的主人公並不是他要諷刺的對象，但往往是 一種喜劇式的人物。通過這種喜劇人物的言語和行動，形成了一幅誇張的漫 畫，於是滑稽出現了。在滑稽中，伏爾泰找到了他的諷刺對象，也達到了諷 刺所能產生的效果。由於主人公本身的喜劇性，所以他們也就更適合塑造成 一種單一性格的人物。這也就是福斯特在 《小說麵麵觀》中所講到的“扁平 人物”。因為定型化的性格更便於作者展開一係的喜劇衝突，把真正的滑稽 暴露出來。試想，如果伏爾泰把查第格塑造成了一個哈姆萊特式的人物，性 格豐富、感情深沉，每做一件事思前想後、猶豫不決，這樣一來人物形象倒 是鮮明了、生動了，但是作者與此同時也就喪失了諷刺的機會和可能性。 另一方麵，我們也應當注意到哲理小說的特點，在當時，伏爾泰選擇這 樣一種藝術形式是現實的需要。因為怎樣把自己的理想、理論通俗易懂地表 現出來，並能讓人們不知不覺地接受是擺在他麵前的最大問題，其它一切都 是次要的。這就決定了他在寫作小說時不可能主要去考慮性格的豐富性、事 件的具體性、藝術的完整性。再則，從哲理小說本身來說，這種形式也決定 了小說隻能是一種概念的形象化闡釋，人物隻能是一種哲理符號。既然如此， 如果讓哲理小說承擔別種類型小說的任務，那麽，這種要求就有點過分了。 排除了這些偏見之後，我們就可以給伏爾泰的哲理小說下一個公正的判 斷了。實際上，伏爾泰的哲理小說成就是很高的。與同時代的哲理小說相比， 它們不僅風格獨特，就是與後代人的哲理小說相比亦毫不遜色。那麽為什麽 伏爾泰漫不經心的耕作會結出這麽豐碩的果實呢? 看來，似乎首先得歸結於他的漫不經心。其實，漫不經心並不是敷衍了 事、粗心大意的同義詞，它實際上是創作過程中的自由境界。當伏爾泰創作 悲劇或史詩時，因為有一個明顯的規矩在那兒擺著，所以他就隻能戴著鐐銬 跳舞，自然，舞姿也就談不上優美了;當他創作哲理小說時，他的心中是沒 有任何條條框框的，他可以信馬由僵、自由馳騁，他可以嘻笑怒罵、隨心所 欲——這正是一種創作的最佳境界，在這種境界中的人，心裏首先放鬆了。 另一方麵，他的幾篇著名小說都寫於他的晚年，那時的伏爾泰閱曆已深、學 識豐富、思想成熟、藝術造詣也到了一個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地步。所以 那幾篇小說深刻、精湛，意味雋永。還有，哲理小說通過形象表現哲理雖難 度很大，但伏爾泰總是能從生活中找到恰當形象來進行寓意。這就避免了直 接說教。比如，在 《如此世界》中，當作者想把社會是善惡並存在的意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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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仰後合，隨後，天狼星人把手指上的小船塞進了土星人的褲袋裏。土星人 又把船從褲袋裏拿出來放迴海裏，與他的同伴踏上了歸途。不過，臨走時， 他們答應要解答關於神秘的萬物本質問題，但是在送給巴黎科學院的一本書 中，卻純粹是空白的紙張。 空白紙張的隱喻表現的是伏爾泰的思想。他認為，萬物的本質尚待揭曉， 而這一問題，隻有依靠人們自己來解決。同時全書宣傳了洛克的唯物主義哲 學主張，並且以天外來客的巨大和與他們映襯之下的人類的渺小諷喻了教會 的淺薄、神學的無知。 《天真漢》與其它哲理小說有所不同，它不是通過半神話的故事或偽托 於古代，而是把故事安排在了十七世紀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它不是通過影 射和旁敲側擊，而是對社會現實進行了直率的指責和批判。 天真漢是一個法國血統的青年，從小在加拿大未開化的部族中長大，養 成了 “很天真的想說什麽說什麽，想作什麽作什麽”的習慣。可是，來到法 國之後，他的這種純樸的思想習慣和周圍的社會習俗、宗教偏見卻發生了尖 銳的矛盾。人家教他念聖經，他天真地按聖經行事，卻偏偏引起了驚世駭俗 的後果。他以為戀愛是自己的事情，但別人卻告誡他必須通過雙方的家長， 而且與聖·伊佛 (曾經主持過他洗禮的教母)結婚在當時又被認為是天大的 罪過，必須得到教皇或國王的開恩才行。在去凡爾塞宮請求國王開恩的路上， 天真漢由於與幾個新教徒非議了教會，被人告密進了巴士底獄。入獄後，他 的叔叔企圖通過教會的門路營救他卻四處碰壁，聖·伊佛為了營救他卻犧牲 了自己的貞操。反反覆覆的教訓甚至使天真漢對那本聖經也產生了懷疑，他 總結說： “我每天都發覺，那本書不叫人做的事，大家做了不知多少，叫人 做的，大家倒一件沒做。”問題自然不在天真漢對聖經特別認真，而在於社 會口頭上的仁義道德與實際上的男盜女娼的驚人的矛盾。 《天真漢》這篇小說可以說是伏爾泰有感而發的產物，因為在此之前， 他已與盧梭就 “自然人”與“文明社會”孰優孰劣的問題展開了論戰。伏爾 泰也把論戰的內容帶到了這篇小說中。所以，管理伏爾泰非常欣賞天真漢德 性的純樸，人性的自然，但他並不像盧梭那樣結論是返樸歸真，他認為 “純 樸的人”應該 “文明化”。因此，他在安排天真漢進了監獄之後，又安排了 天真漢在獄中接受了別人的開導，他博覽群書，了解了科學和最新的哲學體 係。於是，心靈受到陶冶、心智受到啟迪、目光變得冷靜，具有了嶄新的精 神風貌。所以，當他受到許多啟迪、目光變得冷靜，具有了嶄新的精神風貌。 所以，當他受到許多教益後說道： “我幾乎要相信能脫胎換骨了，因為我從 野獸變成了人。”伏爾泰就是用這樣一種形象化的方式否定了盧梭的觀點， 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在對伏爾泰的幾篇小說進行了一番掃描之後，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問 題，即若按流行的小說作法衡量他的作品常常會覺得它們不合小產規範。比 如，一般來說，作為小說要有完整的事故情節，要塑造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 且這個人物的性格應該是多側麵的。伴隨著事件的發展，人物性格還要發生 一定的變化。但是，在伏爾泰的小說中，我們卻看不到這些小說原則的體現。 他筆下的故事往往是圍繞著主人公旅遊式的冒險經曆展開的，其他人物則成 了主人公觀察、交談、鬥爭的對象。這些人物完成了與主人公的接觸之後就 一個個消失了。往往一篇小說中除主人公之外會出現眾多的人物，但他們的 每一次出現僅僅是為了與主人公共同創一個小故事。於是，在作品中，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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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完整的從縱向上延伸的大故事，而隻有一些在橫向上展開的小故事。這 些小故事零零碎碎就象一顆顆散亂的珍珠，主人公的活動仿佛就是一條線。 所以我們看到的每一篇小說基本上都是一種穿綴的結果。 另一方麵，小說中的主人公往往也就是作者著意刻畫描摹的人物。為了 把這個人物塑造成功，作者總是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手段，以便能讓他在作 品中活脫脫地站起來。但是，在伏爾泰的小說中，作者似乎並沒有在他的主 人公身上下很大功夫，他們一出場就已經定型化了，他們的性格往往都是單 一的性格。比如 《天真漢》就是表現主人公的天真，《老實人》說的就是主 人公的老實。既然主人公的性格一開始就已定型，而且在以後也不會有多大 變化，那麽剩下的就是描寫這種性格的人物在生活中的遭際。因此，人物的 描寫最終又讓位給了事件的描寫。 伏爾泰為什麽要這樣經營他的小說呢?這是不是他在小說創作方麵的缺 陷呢? 從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筆下的主人公並不是他要諷刺的對象，但往往是 一種喜劇式的人物。通過這種喜劇人物的言語和行動，形成了一幅誇張的漫 畫，於是滑稽出現了。在滑稽中，伏爾泰找到了他的諷刺對象，也達到了諷 刺所能產生的效果。由於主人公本身的喜劇性，所以他們也就更適合塑造成 一種單一性格的人物。這也就是福斯特在 《小說麵麵觀》中所講到的“扁平 人物”。因為定型化的性格更便於作者展開一係的喜劇衝突，把真正的滑稽 暴露出來。試想，如果伏爾泰把查第格塑造成了一個哈姆萊特式的人物，性 格豐富、感情深沉，每做一件事思前想後、猶豫不決，這樣一來人物形象倒 是鮮明了、生動了，但是作者與此同時也就喪失了諷刺的機會和可能性。 另一方麵，我們也應當注意到哲理小說的特點，在當時，伏爾泰選擇這 樣一種藝術形式是現實的需要。因為怎樣把自己的理想、理論通俗易懂地表 現出來，並能讓人們不知不覺地接受是擺在他麵前的最大問題，其它一切都 是次要的。這就決定了他在寫作小說時不可能主要去考慮性格的豐富性、事 件的具體性、藝術的完整性。再則，從哲理小說本身來說，這種形式也決定 了小說隻能是一種概念的形象化闡釋，人物隻能是一種哲理符號。既然如此， 如果讓哲理小說承擔別種類型小說的任務，那麽，這種要求就有點過分了。 排除了這些偏見之後，我們就可以給伏爾泰的哲理小說下一個公正的判 斷了。實際上，伏爾泰的哲理小說成就是很高的。與同時代的哲理小說相比， 它們不僅風格獨特，就是與後代人的哲理小說相比亦毫不遜色。那麽為什麽 伏爾泰漫不經心的耕作會結出這麽豐碩的果實呢? 看來，似乎首先得歸結於他的漫不經心。其實，漫不經心並不是敷衍了 事、粗心大意的同義詞，它實際上是創作過程中的自由境界。當伏爾泰創作 悲劇或史詩時，因為有一個明顯的規矩在那兒擺著，所以他就隻能戴著鐐銬 跳舞，自然，舞姿也就談不上優美了;當他創作哲理小說時，他的心中是沒 有任何條條框框的，他可以信馬由僵、自由馳騁，他可以嘻笑怒罵、隨心所 欲——這正是一種創作的最佳境界，在這種境界中的人，心裏首先放鬆了。 另一方麵，他的幾篇著名小說都寫於他的晚年，那時的伏爾泰閱曆已深、學 識豐富、思想成熟、藝術造詣也到了一個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地步。所以 那幾篇小說深刻、精湛，意味雋永。還有，哲理小說通過形象表現哲理雖難 度很大，但伏爾泰總是能從生活中找到恰當形象來進行寓意。這就避免了直 接說教。比如，在 《如此世界》中，當作者想把社會是善惡並存在的意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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