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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有哲學家們才承認，隻有在中國，它被當作供奉的神靈。”伏爾泰指出在 “哲學的宗教”占主要地位的國家裏，宣傳天主教是荒誕的，因為“哲學家 的宗教是最樸素、明智、莊重、擺脫迷信和野蠻、獲得自由的哲學。”他讀 完了儒家經典著作的譯本後這樣寫道： “我認真讀完他(指孔子)的作品， 在他的作品中，我發現了一種唯一純潔的道德。” 當偉人拜倒在聖人和聖人的國家的腳下之後，我們必須指出，伏爾泰對 中國和孔夫子的熱愛，一方麵是他思想理論的需要，另一方麵，他筆下的那 個崇尚道德、奉行法律、賢臣良吏的中國隻不過是伏爾泰的理想王國而已。 在中國人的曆史記憶裏，雖然伏爾泰所生活的時代正是清朝的康幹盛世，之 後的雍正皇帝還算開明，但是，那個時代同樣埋藏著封建專製的罪惡。 “留 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嚴酷法律， “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所造成 的文字獄，是多麽駭人聽聞又慘絕人寰!可以說，當時中國的封建專製與十 八世紀的法國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那個時候中國的實際情況與啟蒙 腦子中的理想國度的距離又相去甚遠。而伏爾泰隻不過是根據第二材料，再 加上道聽途說以及二千多年的孔子的主張，以他那作為文人所固有的激情和 想像，虛構出了一個柏拉圖式的理想國而已。 但是，話又說迴來，無論伏爾泰對中國的介紹讚美有多大失誤和偏差， 都是在當時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啟蒙效果，因為在當時，不僅是伏爾泰，而且 可以說是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他們需要的就是一個理想化的中國，而不是一 個實實在在的充滿了美善、又遍布著醜惡的中國。 十分有趣的是，十八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利用中國的道德為他們的啟蒙吶 喊助威;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當中國的思想家也麵臨著一個啟蒙的任務時， 他們卻是藉助了西方文明，而毫不留情地抨擊的正是中國傳統的封建道德和 吃人禮教。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文化的流通是富有意義的，但往往又是各 取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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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的勝利 文明的凱旋 有關趙氏孤兒的故事，在中國的先秦典籍 《春秋》、《左傳》、《國語》 以及司馬遷的 《史記》中，都有大同小異的記載。元代著名戲劇家紀君祥抓 住了搜孤救孤這一悲劇核心，在依據史實的前提下，把它演義成了 《趙氏孤 兒》。這齣悲劇主要展示了春秋時代晉國奸佞屠岸賈對忠耿老臣趙盾由忌恨 到多次陷害，最後誅殺趙氏滿門三百口的事故。主要描寫了趙氏孤兒被程嬰 用藥箱偷出府後，公主自殺、門將韓厥放走程嬰後也自殺、公孫杵臼捨命、 程嬰舍子等一係烈壯舉，以及屠岸賈為斬草除根對孤兒窮追不捨的一係列悲 劇衝突。 《趙氏孤兒》因其搜孤的慘無人道、救孤的悲壯崇高而成了中國十 大古典悲劇的佼佼者。 伏爾泰改編 《趙氏孤兒》的動因有二，其一是我們前麵談到的他對孔夫 子的道德推崇備致，正好他見到了這個悲劇譯本，所以就想在改編過程中實 現他自己的哲學主張，同時他也想讓歐洲人看到一個道德完美的中國。另一 個原因是許多年來，伏爾泰與盧梭一直論戰不休。盧梭認為自然狀態比文明 社會好，主張返樸歸真。在 《論科學和藝術》中，盧梭以蒙古人、滿族人的 文明不及漢人卻一再征服漢人的實例，說明了野蠻社會的力量比文明社會表 現得更加強大有力。伏爾泰出於對理性、智慧、道德力量的堅信不疑，指出： “蒙古人隻能以武力征服中國，最終還是讓被征服者的文明同化了、智慧征 服了。”正是出於這兩個原因，伏爾泰決定著手改編 《趙氏孤兒》。 但是，由於他的新古典義戲劇觀的支配，又由於他所麵對的馬若瑟的那 個翻譯劇本很是粗糙、幼稚，而且還隻是個刪譯本，所以一開始他對 《趙氏 孤兒》是很不滿意的： “我們隻能把《趙氏孤兒》比作十六世紀英國和西班 牙的悲劇，隻有海峽那邊 (指英國)和庇裏牛斯山脈以外(指西班牙)的人 才能欣賞。”還說，這不是什麽悲劇，而是一個古怪的滑稽戲，是 “一大堆 不合情理的故事”。 “這戲沒有時間的一致和動作的一致，沒有風土習俗的 描繪，沒有情緒的發展，沒有詞采、沒有理致，沒有熱情。”總之， 《趙氏 孤兒》沒法與當時的法國戲劇名著相提並論。 與此同時，伏爾泰又認為， 《趙氏孤兒》是中國十四世紀的作品，若與 法國和其它國家十四世紀的戲劇相比，那又不知高明多少倍了，簡直就可以 說是一個傑作。就故事來說，非常離奇但又非常有趣;非常複雜但又非常清 楚。十三、四世紀的中國是蒙古族統治的時期，居然還有這樣的作品。這就 說明了征服者不但沒有改變被征服者的風土習俗，而是正好相反，保護了中 國原有的藝術文化，採用了中國原有的法製。這也就證明了 “理性與智慧， 跟盲目的蠻力相比，是有天然的優越性的”。 所以，在伏爾泰的改編本 《中國孤兒》中，他把原來發生在公元前五世 紀的事故往後移了一千七百年，又把一個諸侯國家內部的文武不和改變成了 兩個民族的文野之爭。同時，他還依照新古典主義的戲劇規則，對原則進行 了一番技術處理：動作時間由原來的二十多年縮短到了一個晝夜。情節也由 原來的弄權、作難、搜孤、救孤、除奸，報仇簡化成了搜孤救孤，此外，按 照當時的 “英雄劇”的作法，他又加入了一個戀愛故事。 這樣一來，我們在 《趙氏孤兒》中看到的就是這樣的劇情：成吉思汗征 服了中國，搜求前朝遺孤，把遺臣張惕抓了，因為他掩藏了遺孤。張惕也同 程嬰一樣，欲獻出自己的兒子作為代替，張惕妻伊達梅敵不過母愛說出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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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好多年以前，成吉思汗在中國避難之時，曾結識伊達梅並且向他求過愛， 現雖事隔多年，仍舊情難忘。所以，成吉思汗提出了一個條件，如伊達梅肯 離異改嫁於他，他可免於追究。可是伊達梅既愛孩子、又愛丈夫，抵死不從。 成吉思汗原以為蠻力可以征服一切，可是看到這一對夫婦最後準備以自殺與 他相抗到底時，他感動了，並且改變了主意。於是不但赦免遺孤，還準備把 他撫養成人。張惕夫婦聞聽此言心中不信。伊達梅問道： “是什麽東西使你 改變了主意?”成吉思汗迴答說： “你們的道德。”《中國孤兒》中，有戰 爭，有愛情，有道德，但主要還是道德。伏爾泰非常看重張惕這一角色，他 說： “張惕應當像是孔子的後裔，它的外表應當跟孔子一個模樣。”所以， 伏爾泰把這部戲稱作是： “孔夫子道德的五幕劇。” 所以，與 《趙氏孤兒》相比，《中國孤兒》的改動是很大的。原劇中， 搜孤救孤是主要的戲劇衝突，而在 《中國孤兒》那裏，卻變成了次要衝突， 原劇中所沒有的理性與愛情的矛盾卻成了主要衝突。原劇中，反麵人物屠岸 賈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形象。他身為晉靈公手下大將，卻嫉賢妒能、陷害忠良、 陰險狡詐、殺氣騰騰，揚言要殺盡國中“半歲之下、一月之上”的全部嬰兒。 在 《中國孤兒》中，原來搜孤的主角，邪惡勢力的代表屠岸賈卻變成了魯莽 野蠻又可以被感化的、有理智的君王成吉思汗。他出場時是一個不可一世的 征服者，曾因漢族姑娘伊達梅拒絕過他的愛情，而懷著強烈的報複心理。他 想征服整個世界，使人再不能蔑視他。當他看到中國宏偉的建築、珍貴的文 化遺產時，再也不能無動於衷，尤其是睹物思人，更難忘懷他當年的戀情。 在這裏，一個野蠻的屠夫竟然變成了一個纏綿悱惻的騎士。當他見到伊達梅 時，忌恨之心頓時又化作舊情複萌，鐵石心腸的征服者成了柔腸寸斷的情種。 最後在張惕夫婦智慧與美德的感召下，他終於意識到自己是一介武夫，一個 缺乏精神文明的野蠻人。 還有，從悲劇結局看，原劇呈現出中國傳統悲劇的大團圓式結尾：由於 正義者前仆後繼的鬥爭，終於讓殺人兇手把他把要追殺的孤兒扶養長大，又 被孤兒親手殺死。採用的方式是以牙還牙的暴力行為：千刀萬剮、斷首開膛、 剁成肉醬。這種結尾滿足了觀眾的複仇心理，體出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 民族觀念，顯示了中國悲劇的傳統特徵。在 《中國孤兒》中，結局卻是另一 種大團圓：成吉思汗幡然悔過，張惕夫婦保全了生命，文明終於戰勝了野蠻， 道德的大旗迎風招展。伏爾泰利用 《中國孤兒》，終於圓滿地完成了自己想 要完成的任務，實現了自己想要實現的目的。 無疑，伏爾泰的 《中國孤兒》跟他的其他悲劇一樣，又是一個精心製作 的觀念化的產品。它的思想意義和文化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伏爾泰的 改動卻淡化了原劇的悲劇氣氛，也弱化了原劇中捨身取義的崇高精神。而且， 中國的環境、中國的故事、中國的人物與西方的觀念、審美心理和啟蒙思想 相結合，也就使 《中國孤兒》成了一出名符其實的“雜劇”。 不過，當時的西方人卻認為改編得很是成功，因此伏爾泰受到了表揚。 1756年2月份的 《愛丁堡評論》上說：“在他最近的悲劇《中國孤兒》裏， 他的創作天才尤為突出。我們讀了這本作品，一方麵覺得高興，一方麵又覺 得奇怪;因為他把中國道德的嚴肅與韃靼野蠻的粗獷一齊搬上了法國舞台， 而同時與法國人最講究的謹嚴細緻的種種規矩毫無牴觸之處。” 經過二百多年的風風雨雨之後，這種評論還能站得住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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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有哲學家們才承認，隻有在中國，它被當作供奉的神靈。”伏爾泰指出在 “哲學的宗教”占主要地位的國家裏，宣傳天主教是荒誕的，因為“哲學家 的宗教是最樸素、明智、莊重、擺脫迷信和野蠻、獲得自由的哲學。”他讀 完了儒家經典著作的譯本後這樣寫道： “我認真讀完他(指孔子)的作品， 在他的作品中，我發現了一種唯一純潔的道德。” 當偉人拜倒在聖人和聖人的國家的腳下之後，我們必須指出，伏爾泰對 中國和孔夫子的熱愛，一方麵是他思想理論的需要，另一方麵，他筆下的那 個崇尚道德、奉行法律、賢臣良吏的中國隻不過是伏爾泰的理想王國而已。 在中國人的曆史記憶裏，雖然伏爾泰所生活的時代正是清朝的康幹盛世，之 後的雍正皇帝還算開明，但是，那個時代同樣埋藏著封建專製的罪惡。 “留 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嚴酷法律， “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所造成 的文字獄，是多麽駭人聽聞又慘絕人寰!可以說，當時中國的封建專製與十 八世紀的法國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那個時候中國的實際情況與啟蒙 腦子中的理想國度的距離又相去甚遠。而伏爾泰隻不過是根據第二材料，再 加上道聽途說以及二千多年的孔子的主張，以他那作為文人所固有的激情和 想像，虛構出了一個柏拉圖式的理想國而已。 但是，話又說迴來，無論伏爾泰對中國的介紹讚美有多大失誤和偏差， 都是在當時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啟蒙效果，因為在當時，不僅是伏爾泰，而且 可以說是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他們需要的就是一個理想化的中國，而不是一 個實實在在的充滿了美善、又遍布著醜惡的中國。 十分有趣的是，十八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利用中國的道德為他們的啟蒙吶 喊助威;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當中國的思想家也麵臨著一個啟蒙的任務時， 他們卻是藉助了西方文明，而毫不留情地抨擊的正是中國傳統的封建道德和 吃人禮教。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文化的流通是富有意義的，但往往又是各 取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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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的勝利 文明的凱旋 有關趙氏孤兒的故事，在中國的先秦典籍 《春秋》、《左傳》、《國語》 以及司馬遷的 《史記》中，都有大同小異的記載。元代著名戲劇家紀君祥抓 住了搜孤救孤這一悲劇核心，在依據史實的前提下，把它演義成了 《趙氏孤 兒》。這齣悲劇主要展示了春秋時代晉國奸佞屠岸賈對忠耿老臣趙盾由忌恨 到多次陷害，最後誅殺趙氏滿門三百口的事故。主要描寫了趙氏孤兒被程嬰 用藥箱偷出府後，公主自殺、門將韓厥放走程嬰後也自殺、公孫杵臼捨命、 程嬰舍子等一係烈壯舉，以及屠岸賈為斬草除根對孤兒窮追不捨的一係列悲 劇衝突。 《趙氏孤兒》因其搜孤的慘無人道、救孤的悲壯崇高而成了中國十 大古典悲劇的佼佼者。 伏爾泰改編 《趙氏孤兒》的動因有二，其一是我們前麵談到的他對孔夫 子的道德推崇備致，正好他見到了這個悲劇譯本，所以就想在改編過程中實 現他自己的哲學主張，同時他也想讓歐洲人看到一個道德完美的中國。另一 個原因是許多年來，伏爾泰與盧梭一直論戰不休。盧梭認為自然狀態比文明 社會好，主張返樸歸真。在 《論科學和藝術》中，盧梭以蒙古人、滿族人的 文明不及漢人卻一再征服漢人的實例，說明了野蠻社會的力量比文明社會表 現得更加強大有力。伏爾泰出於對理性、智慧、道德力量的堅信不疑，指出： “蒙古人隻能以武力征服中國，最終還是讓被征服者的文明同化了、智慧征 服了。”正是出於這兩個原因，伏爾泰決定著手改編 《趙氏孤兒》。 但是，由於他的新古典義戲劇觀的支配，又由於他所麵對的馬若瑟的那 個翻譯劇本很是粗糙、幼稚，而且還隻是個刪譯本，所以一開始他對 《趙氏 孤兒》是很不滿意的： “我們隻能把《趙氏孤兒》比作十六世紀英國和西班 牙的悲劇，隻有海峽那邊 (指英國)和庇裏牛斯山脈以外(指西班牙)的人 才能欣賞。”還說，這不是什麽悲劇，而是一個古怪的滑稽戲，是 “一大堆 不合情理的故事”。 “這戲沒有時間的一致和動作的一致，沒有風土習俗的 描繪，沒有情緒的發展，沒有詞采、沒有理致，沒有熱情。”總之， 《趙氏 孤兒》沒法與當時的法國戲劇名著相提並論。 與此同時，伏爾泰又認為， 《趙氏孤兒》是中國十四世紀的作品，若與 法國和其它國家十四世紀的戲劇相比，那又不知高明多少倍了，簡直就可以 說是一個傑作。就故事來說，非常離奇但又非常有趣;非常複雜但又非常清 楚。十三、四世紀的中國是蒙古族統治的時期，居然還有這樣的作品。這就 說明了征服者不但沒有改變被征服者的風土習俗，而是正好相反，保護了中 國原有的藝術文化，採用了中國原有的法製。這也就證明了 “理性與智慧， 跟盲目的蠻力相比，是有天然的優越性的”。 所以，在伏爾泰的改編本 《中國孤兒》中，他把原來發生在公元前五世 紀的事故往後移了一千七百年，又把一個諸侯國家內部的文武不和改變成了 兩個民族的文野之爭。同時，他還依照新古典主義的戲劇規則，對原則進行 了一番技術處理：動作時間由原來的二十多年縮短到了一個晝夜。情節也由 原來的弄權、作難、搜孤、救孤、除奸，報仇簡化成了搜孤救孤，此外，按 照當時的 “英雄劇”的作法，他又加入了一個戀愛故事。 這樣一來，我們在 《趙氏孤兒》中看到的就是這樣的劇情：成吉思汗征 服了中國，搜求前朝遺孤，把遺臣張惕抓了，因為他掩藏了遺孤。張惕也同 程嬰一樣，欲獻出自己的兒子作為代替，張惕妻伊達梅敵不過母愛說出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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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好多年以前，成吉思汗在中國避難之時，曾結識伊達梅並且向他求過愛， 現雖事隔多年，仍舊情難忘。所以，成吉思汗提出了一個條件，如伊達梅肯 離異改嫁於他，他可免於追究。可是伊達梅既愛孩子、又愛丈夫，抵死不從。 成吉思汗原以為蠻力可以征服一切，可是看到這一對夫婦最後準備以自殺與 他相抗到底時，他感動了，並且改變了主意。於是不但赦免遺孤，還準備把 他撫養成人。張惕夫婦聞聽此言心中不信。伊達梅問道： “是什麽東西使你 改變了主意?”成吉思汗迴答說： “你們的道德。”《中國孤兒》中，有戰 爭，有愛情，有道德，但主要還是道德。伏爾泰非常看重張惕這一角色，他 說： “張惕應當像是孔子的後裔，它的外表應當跟孔子一個模樣。”所以， 伏爾泰把這部戲稱作是： “孔夫子道德的五幕劇。” 所以，與 《趙氏孤兒》相比，《中國孤兒》的改動是很大的。原劇中， 搜孤救孤是主要的戲劇衝突，而在 《中國孤兒》那裏，卻變成了次要衝突， 原劇中所沒有的理性與愛情的矛盾卻成了主要衝突。原劇中，反麵人物屠岸 賈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形象。他身為晉靈公手下大將，卻嫉賢妒能、陷害忠良、 陰險狡詐、殺氣騰騰，揚言要殺盡國中“半歲之下、一月之上”的全部嬰兒。 在 《中國孤兒》中，原來搜孤的主角，邪惡勢力的代表屠岸賈卻變成了魯莽 野蠻又可以被感化的、有理智的君王成吉思汗。他出場時是一個不可一世的 征服者，曾因漢族姑娘伊達梅拒絕過他的愛情，而懷著強烈的報複心理。他 想征服整個世界，使人再不能蔑視他。當他看到中國宏偉的建築、珍貴的文 化遺產時，再也不能無動於衷，尤其是睹物思人，更難忘懷他當年的戀情。 在這裏，一個野蠻的屠夫竟然變成了一個纏綿悱惻的騎士。當他見到伊達梅 時，忌恨之心頓時又化作舊情複萌，鐵石心腸的征服者成了柔腸寸斷的情種。 最後在張惕夫婦智慧與美德的感召下，他終於意識到自己是一介武夫，一個 缺乏精神文明的野蠻人。 還有，從悲劇結局看，原劇呈現出中國傳統悲劇的大團圓式結尾：由於 正義者前仆後繼的鬥爭，終於讓殺人兇手把他把要追殺的孤兒扶養長大，又 被孤兒親手殺死。採用的方式是以牙還牙的暴力行為：千刀萬剮、斷首開膛、 剁成肉醬。這種結尾滿足了觀眾的複仇心理，體出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 民族觀念，顯示了中國悲劇的傳統特徵。在 《中國孤兒》中，結局卻是另一 種大團圓：成吉思汗幡然悔過，張惕夫婦保全了生命，文明終於戰勝了野蠻， 道德的大旗迎風招展。伏爾泰利用 《中國孤兒》，終於圓滿地完成了自己想 要完成的任務，實現了自己想要實現的目的。 無疑，伏爾泰的 《中國孤兒》跟他的其他悲劇一樣，又是一個精心製作 的觀念化的產品。它的思想意義和文化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伏爾泰的 改動卻淡化了原劇的悲劇氣氛，也弱化了原劇中捨身取義的崇高精神。而且， 中國的環境、中國的故事、中國的人物與西方的觀念、審美心理和啟蒙思想 相結合，也就使 《中國孤兒》成了一出名符其實的“雜劇”。 不過，當時的西方人卻認為改編得很是成功，因此伏爾泰受到了表揚。 1756年2月份的 《愛丁堡評論》上說：“在他最近的悲劇《中國孤兒》裏， 他的創作天才尤為突出。我們讀了這本作品，一方麵覺得高興，一方麵又覺 得奇怪;因為他把中國道德的嚴肅與韃靼野蠻的粗獷一齊搬上了法國舞台， 而同時與法國人最講究的謹嚴細緻的種種規矩毫無牴觸之處。” 經過二百多年的風風雨雨之後，這種評論還能站得住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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