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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可低估的曆史作用。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伏爾泰的這些政治觀點，也 深深地打上了資產階級的烙印。他雖然常常以群眾、人民、第三等級甚至國 家和民族利益捍衛者的身份講話，但在論述這些政治思想的具體內容時，卻 明顯地反映出了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階級局限性。因此，與同時代激進的盧 梭相比，他顯得保守多了。以至於當他讀完了盧梭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 基礎》一書之後，竟認為這是一種 “打算讓窮人掠奪富人的流氓哲學”。措 詞嚴厲得無以複加，但是卻一點也不值得奇怪。 在這裏，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伏爾泰還是一位擁有許多卓越曆史著作的 曆史學家。他不但寫了本國 (《路易十四時代》)的曆史，還寫了瑞典(《查 理十二史》)、俄國 (《彼得大帝統治的俄國史》)等國的曆史和《世界史 論》。 在伏爾泰以前，史學家多半效法希臘和羅馬的楷模，以紀傳體為主。傳 統的寫法是把政治和軍事放在首位，兼論當時帝王將相。然而，伏爾泰卻一 反以前的寫法，除了政治和軍事以外，財政、貿易、宗教、哲學、文藝、科 學等等都說到了。伏爾泰第一次把人類精神的進步擺到了應有位置上，因此， 他的曆史著作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成了一種文化史。 不過，雖然他聲稱 “我寫曆史更多地寫一個偉大的時代，而不是一個偉 大的國王”，但是在寫作中，實際上並不能很好地貫徹他本人的主觀願望。 比如，讀了 《路易十四時代》，我們就會留下這樣一個難以忘懷的印象：路 易十四英明偉大、儀表威嚴、慷慨大度、謙遜有禮…… 這是不是伏爾泰心目中潛藏的英雄史觀在作怪呢? 但是不管怎麽說，伏爾泰畢竟是開創了新的曆史研究的先河。他的曆史 研究工作不僅建立在嚴格的科學基礎之上，而且還非常明顯地貫徹了他的哲 學、政治思想主張。所以俄國著名作家普希金評論說： “伏爾泰是第一個沿 著新的道路前進的人——他把哲學的光輝照進了蒙昧的曆史檔案。”與他同 時代的狄德羅在讀了伏爾泰的《世界史論》之後，滿懷喜悅地給作者寫信說： “有些曆史學家的敘述事實，隻是為了把這些事實顯示給我們看。而您，是 為了激發我們從靈魂深處去反對謊言、無知、虛偽、迷信、狂熱和暴虐。” 這種評論是非常公允的。不過我們不應該忘了伏爾泰首先是一位哲學 家。實際上，任何一個哲學家的曆史研究工作是不可能真正徹底地科學化的。 在這個問題上，恩格斯的那句說得再明確不過了：最好的曆史材料也無非是 準備來為哲學家服務的實例彙編而已。 同時，伏爾泰還是文學家，所以他的曆史著作讀起來並不枯燥乏味，而 是充滿了文學色彩。幾乎每一部法國文學史方麵的論著都會提到伏爾泰的《路 易十四時代》。對此，法國曆史學家米什萊和朗鬆評論說： “每一章都是一 篇明晰暢達和才思充溢的傑作。他把許多材料縮寫成短小精悍的故事，引人 入勝。” 閱讀伏爾泰的曆史著作，我們完全有理由想到中國古代偉大的文學家和 史學家司馬遷的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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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傑作 藝術的迷途 青年時代的伏爾泰大概沒有想到在他以後的歲月中會麵臨著那麽廣闊的 思考空間，可能也不會想到在他百年之後人們會慷慨地把那麽多 “家”的名 稱封加到他的頭上。因為當時的伏爾泰最強烈的欲望是當一名作家，而且從 他的興趣、性格、思維方式、表達習慣來看，他似乎也更適合當一名作家。 當然，他通過自己勤勉的和勤勉的結果——大量文學創作最終實踐了他最初 的諾言。但是，在啟蒙時期，時代對每一個傑出的人物提出的要求都是多方 麵的，而每一個傑出的人物甚至立下當作家的宏願時，麵對騷動不安的時代， 他也不可能閉門不出去苦心孤詣地研製他的純文學作品。因此，那時所謂的 文學與伏爾泰筆下的創作和我們今天對文學的理解是有很大差異的，這是首 先必須明確的一點。 因此，在啟蒙時代，特別是在伏爾泰手中，文學也就隻能是他揮舞起來 更得心應手的一件兵器;文學作品成了他的哲學思想、宗教觀點、政治觀點、 社會理想的最方便的形象化注釋。由於他強化了文學的認識作用和教育作 用，所以，無論是他的詩歌、戲劇還是小說，都使當時的人們明辨了善惡曲 直，對醜陋骯髒的社會具有了強烈的震懾作用和破壞作用，直接達到了啟蒙 的目的和效果;但是，與此同時，由於伏爾泰比較進步的社會政治主張和較 為保守的文學主張的矛盾，由於他在強化文學的教育、認識作用時不可避免 地疏遠了文學的審美功能，所以他的部分文學作品 (如詩歌、戲劇)又具有 了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從而失去了永恆的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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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劇場當作講壇 戲劇是歐洲文學的正宗，十八世紀以前的歐洲作家有了和文學打交道的 想法之後，大凡首先考慮的文學品種就是戲劇。 伏爾泰也不例外。在伏爾泰的創作中，他對戲劇是既偏愛又癡迷的，這 不僅表現在他大量的悲劇、喜劇創作中，也表現在他對剛剛逝去的法國新古 典主義戲劇表現出了一種不顧一切的頂禮膜拜。在 《路易十四時代》中，他 以滿懷深情與敬仰的口氣說： “高乃依、拉辛、莫裏哀的時代是一個值得後 來一切時代矚目致敬的時代。” “這些傑出作家的美好時代過去之後，很少 再出現偉大的天才。將近路易十四逝世時，大自然似乎休閑了。” 因此，伏爾泰對戲劇的選擇和鍾情，從根子上說是源於法國新古典主義 的文學傳統。另一方麵，從現實的角度考察，戲劇創作又是一種對啟蒙思想 的最簡便易行的宣傳。因為戲劇的傳播方式和詩歌小說迥然不同，後者更側 重一種私人的閱讀，而前者更注重一種集體的觀賞。由於創作的劇本最終要 轉變為舞台上演員的角色塑造，由於演員與觀眾同處一室，最便於他們之間 心心相印、交流感情從而消除了虛幻感增強了現實感，由於觀眾與觀眾之間 對於同一劇情的欣賞，對於同一角色引起的共鳴最便於相互影響，從而形成 了某種集體經驗，從而也使眾多的觀念具有了一種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 啟蒙者也就絕不會放棄劇場這個陣地，劇場因此成了啟蒙者的講壇。把某種 思想或學說寓於一個故事中、情節中，讓某種觀點通過劇中的人物之口說出， 這要比那些抽象玄奧的哲學著作更易於打動人，也更易於被人接受。 伏爾泰為劇場寫作了六十年，他的悲劇和喜劇差不多在十八世紀歐洲所 有劇場的舞台上演出過。許多時候，他都親自指導演員的二度創作，以免演 員對角色的把握失度;許多時候，他都親臨劇場觀摩自己戲劇的演出效果， 與觀眾同悲同喜，同仇敵愾。正是通過這種直接的方式，伏爾泰把他的思想 巧妙地輸送到了戲劇之中。 所以，伏爾泰的劇作自始至終貫穿著這樣一個主題：驅散瀰漫法國社會 的宗教迷信和偏見的穢氣，教育人們去憎恨狂熱與暴政，宣揚理性、科學、 信仰自由和宗教寬容思想。還在他的第一部悲劇 《俄狄浦斯王》中，年輕的 伏爾泰就通過他的主人公之口宣稱： “我們的祭司們完全不像他所想像的那 樣，他們的力量是建立在我們的愚昧無知上麵的。”在劇中，他還安排了一 場哲學家和教士關於 “原罪”的爭論。教士們說：“人們是不幸的，因為他 們必須用自己的災難來贖補原罪。”哲學家反唇相譏： “如果上帝是公正和 萬能的，為什麽他要容許這種不公正的現象呢?”劇本的潛台詞無疑是要說： “或者根本沒有上帝，或者上帝惡毒而不公正，二者必居其一。這樣的結論 在人們心中引起的震撼無疑是巨大的。 在伏爾泰的十五個悲劇劇本中，除 《俄狄浦斯王》之外，比較有名的還 有 《布魯特》、《查伊爾》、《凱撒之死》和《穆罕默德》。 《布魯特》取材於古羅馬共和派與貴族派的政治鬥爭，主人公布魯特是 一個理想化的人物，他的兒子被人引誘與被放逐的國王勾結，背叛了羅馬， 共和派因為布魯特對國家的功績而委託他來審處自己的兒子，他大義滅親判 處了兒子死刑。主人公有高乃依筆下的悲劇人物的特點，劇本貫穿了為反對 專製而犧牲個人利益的理想精神。 《凱撒之死》是在莎士比亞《尤裏斯·凱 撒》一劇的影響下寫成的，劇本描述的是羅馬曆史上布魯特等人合謀殺死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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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可低估的曆史作用。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伏爾泰的這些政治觀點，也 深深地打上了資產階級的烙印。他雖然常常以群眾、人民、第三等級甚至國 家和民族利益捍衛者的身份講話，但在論述這些政治思想的具體內容時，卻 明顯地反映出了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階級局限性。因此，與同時代激進的盧 梭相比，他顯得保守多了。以至於當他讀完了盧梭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 基礎》一書之後，竟認為這是一種 “打算讓窮人掠奪富人的流氓哲學”。措 詞嚴厲得無以複加，但是卻一點也不值得奇怪。 在這裏，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伏爾泰還是一位擁有許多卓越曆史著作的 曆史學家。他不但寫了本國 (《路易十四時代》)的曆史，還寫了瑞典(《查 理十二史》)、俄國 (《彼得大帝統治的俄國史》)等國的曆史和《世界史 論》。 在伏爾泰以前，史學家多半效法希臘和羅馬的楷模，以紀傳體為主。傳 統的寫法是把政治和軍事放在首位，兼論當時帝王將相。然而，伏爾泰卻一 反以前的寫法，除了政治和軍事以外，財政、貿易、宗教、哲學、文藝、科 學等等都說到了。伏爾泰第一次把人類精神的進步擺到了應有位置上，因此， 他的曆史著作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成了一種文化史。 不過，雖然他聲稱 “我寫曆史更多地寫一個偉大的時代，而不是一個偉 大的國王”，但是在寫作中，實際上並不能很好地貫徹他本人的主觀願望。 比如，讀了 《路易十四時代》，我們就會留下這樣一個難以忘懷的印象：路 易十四英明偉大、儀表威嚴、慷慨大度、謙遜有禮…… 這是不是伏爾泰心目中潛藏的英雄史觀在作怪呢? 但是不管怎麽說，伏爾泰畢竟是開創了新的曆史研究的先河。他的曆史 研究工作不僅建立在嚴格的科學基礎之上，而且還非常明顯地貫徹了他的哲 學、政治思想主張。所以俄國著名作家普希金評論說： “伏爾泰是第一個沿 著新的道路前進的人——他把哲學的光輝照進了蒙昧的曆史檔案。”與他同 時代的狄德羅在讀了伏爾泰的《世界史論》之後，滿懷喜悅地給作者寫信說： “有些曆史學家的敘述事實，隻是為了把這些事實顯示給我們看。而您，是 為了激發我們從靈魂深處去反對謊言、無知、虛偽、迷信、狂熱和暴虐。” 這種評論是非常公允的。不過我們不應該忘了伏爾泰首先是一位哲學 家。實際上，任何一個哲學家的曆史研究工作是不可能真正徹底地科學化的。 在這個問題上，恩格斯的那句說得再明確不過了：最好的曆史材料也無非是 準備來為哲學家服務的實例彙編而已。 同時，伏爾泰還是文學家，所以他的曆史著作讀起來並不枯燥乏味，而 是充滿了文學色彩。幾乎每一部法國文學史方麵的論著都會提到伏爾泰的《路 易十四時代》。對此，法國曆史學家米什萊和朗鬆評論說： “每一章都是一 篇明晰暢達和才思充溢的傑作。他把許多材料縮寫成短小精悍的故事，引人 入勝。” 閱讀伏爾泰的曆史著作，我們完全有理由想到中國古代偉大的文學家和 史學家司馬遷的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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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傑作 藝術的迷途 青年時代的伏爾泰大概沒有想到在他以後的歲月中會麵臨著那麽廣闊的 思考空間，可能也不會想到在他百年之後人們會慷慨地把那麽多 “家”的名 稱封加到他的頭上。因為當時的伏爾泰最強烈的欲望是當一名作家，而且從 他的興趣、性格、思維方式、表達習慣來看，他似乎也更適合當一名作家。 當然，他通過自己勤勉的和勤勉的結果——大量文學創作最終實踐了他最初 的諾言。但是，在啟蒙時期，時代對每一個傑出的人物提出的要求都是多方 麵的，而每一個傑出的人物甚至立下當作家的宏願時，麵對騷動不安的時代， 他也不可能閉門不出去苦心孤詣地研製他的純文學作品。因此，那時所謂的 文學與伏爾泰筆下的創作和我們今天對文學的理解是有很大差異的，這是首 先必須明確的一點。 因此，在啟蒙時代，特別是在伏爾泰手中，文學也就隻能是他揮舞起來 更得心應手的一件兵器;文學作品成了他的哲學思想、宗教觀點、政治觀點、 社會理想的最方便的形象化注釋。由於他強化了文學的認識作用和教育作 用，所以，無論是他的詩歌、戲劇還是小說，都使當時的人們明辨了善惡曲 直，對醜陋骯髒的社會具有了強烈的震懾作用和破壞作用，直接達到了啟蒙 的目的和效果;但是，與此同時，由於伏爾泰比較進步的社會政治主張和較 為保守的文學主張的矛盾，由於他在強化文學的教育、認識作用時不可避免 地疏遠了文學的審美功能，所以他的部分文學作品 (如詩歌、戲劇)又具有 了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從而失去了永恆的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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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劇場當作講壇 戲劇是歐洲文學的正宗，十八世紀以前的歐洲作家有了和文學打交道的 想法之後，大凡首先考慮的文學品種就是戲劇。 伏爾泰也不例外。在伏爾泰的創作中，他對戲劇是既偏愛又癡迷的，這 不僅表現在他大量的悲劇、喜劇創作中，也表現在他對剛剛逝去的法國新古 典主義戲劇表現出了一種不顧一切的頂禮膜拜。在 《路易十四時代》中，他 以滿懷深情與敬仰的口氣說： “高乃依、拉辛、莫裏哀的時代是一個值得後 來一切時代矚目致敬的時代。” “這些傑出作家的美好時代過去之後，很少 再出現偉大的天才。將近路易十四逝世時，大自然似乎休閑了。” 因此，伏爾泰對戲劇的選擇和鍾情，從根子上說是源於法國新古典主義 的文學傳統。另一方麵，從現實的角度考察，戲劇創作又是一種對啟蒙思想 的最簡便易行的宣傳。因為戲劇的傳播方式和詩歌小說迥然不同，後者更側 重一種私人的閱讀，而前者更注重一種集體的觀賞。由於創作的劇本最終要 轉變為舞台上演員的角色塑造，由於演員與觀眾同處一室，最便於他們之間 心心相印、交流感情從而消除了虛幻感增強了現實感，由於觀眾與觀眾之間 對於同一劇情的欣賞，對於同一角色引起的共鳴最便於相互影響，從而形成 了某種集體經驗，從而也使眾多的觀念具有了一種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 啟蒙者也就絕不會放棄劇場這個陣地，劇場因此成了啟蒙者的講壇。把某種 思想或學說寓於一個故事中、情節中，讓某種觀點通過劇中的人物之口說出， 這要比那些抽象玄奧的哲學著作更易於打動人，也更易於被人接受。 伏爾泰為劇場寫作了六十年，他的悲劇和喜劇差不多在十八世紀歐洲所 有劇場的舞台上演出過。許多時候，他都親自指導演員的二度創作，以免演 員對角色的把握失度;許多時候，他都親臨劇場觀摩自己戲劇的演出效果， 與觀眾同悲同喜，同仇敵愾。正是通過這種直接的方式，伏爾泰把他的思想 巧妙地輸送到了戲劇之中。 所以，伏爾泰的劇作自始至終貫穿著這樣一個主題：驅散瀰漫法國社會 的宗教迷信和偏見的穢氣，教育人們去憎恨狂熱與暴政，宣揚理性、科學、 信仰自由和宗教寬容思想。還在他的第一部悲劇 《俄狄浦斯王》中，年輕的 伏爾泰就通過他的主人公之口宣稱： “我們的祭司們完全不像他所想像的那 樣，他們的力量是建立在我們的愚昧無知上麵的。”在劇中，他還安排了一 場哲學家和教士關於 “原罪”的爭論。教士們說：“人們是不幸的，因為他 們必須用自己的災難來贖補原罪。”哲學家反唇相譏： “如果上帝是公正和 萬能的，為什麽他要容許這種不公正的現象呢?”劇本的潛台詞無疑是要說： “或者根本沒有上帝，或者上帝惡毒而不公正，二者必居其一。這樣的結論 在人們心中引起的震撼無疑是巨大的。 在伏爾泰的十五個悲劇劇本中，除 《俄狄浦斯王》之外，比較有名的還 有 《布魯特》、《查伊爾》、《凱撒之死》和《穆罕默德》。 《布魯特》取材於古羅馬共和派與貴族派的政治鬥爭，主人公布魯特是 一個理想化的人物，他的兒子被人引誘與被放逐的國王勾結，背叛了羅馬， 共和派因為布魯特對國家的功績而委託他來審處自己的兒子，他大義滅親判 處了兒子死刑。主人公有高乃依筆下的悲劇人物的特點，劇本貫穿了為反對 專製而犧牲個人利益的理想精神。 《凱撒之死》是在莎士比亞《尤裏斯·凱 撒》一劇的影響下寫成的，劇本描述的是羅馬曆史上布魯特等人合謀殺死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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