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了蘇聯八五計劃的輝煌業績。但是，勃列日涅夫很快就又走上了個人集權的老路，
建立了忠實於自己的領導班子。他的個人集權使得蘇聯國家建設的路線完全按照他
的思路進行，而他又是一個不懂經濟和科技、思想遲鈍而保守的人。70年代蘇聯經
濟停滯、思想沉悶、社會生活單調，一片渾渾噩噩的消沉景象，而這正是勃列日涅
夫個人政治特徵的鮮明體現。此外，勃列日涅夫拋開集體領導實行個人集權還使得
蘇聯國家處在一個危險的狀態中。著名曆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在批評史達林個
人集權時指出：「任何一個健全的社會，如果他的公民的權力和生命的惟一保障主
要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品質時，在這種情況下，它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同
樣，勃列日涅夫的個人集權使蘇聯國家的命運繫於他的個人品質，這無疑是對蘇聯
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巨大威脅。
再看勃列日涅夫的執政特徵，正像前麵所分析的，由於勃列日涅夫的個人集權
傾向，在蘇聯的高層領導中，形成了幫派政治的不良傾向，這不僅嚴重敗壞了蘇聯
政治的聲譽，而且最終使蘇聯形成了「病夫治國」的不良特徵。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精心構築自己的權力體係，大肆提拔與自己親近的人。著名
謀士布爾拉茨基分析說，他「往各級黨組織、經濟、科學、文化黨部門的領導崗位
安排了許多這種風格的傳播者和『小勃』式的人物。他們都是些不慌不忙、沒有棱
角的平庸之輩，不太關心事業，卻精於揮霍浪費」。柯西金也是勃列日涅夫在政治
權力上的強勁競爭對手，但因為他德高望重並具有超常的經濟管理才華，勃列日涅
夫還要仰仗他的才華，同時也不敢公開解除他的職務，於是便採取架空的辦法，將
他的5 個副手也都安排成了烏克蘭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人。於是，到70年代初期
即形成了一個「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這些勃列日涅夫的親戚、朋友、同事，
都是由勃列日涅夫一手提拔上來，對勃列日涅夫感恩戴德，同時他們的權力的維持
也有賴於勃列日涅夫的最高權力地位。因此，他們一方麵無原則地支持勃列日涅夫
提出的方針政策，另一方麵，當勃列日涅夫重病纏身甚至不能料理國事之時，他們
仍然精心維護著勃列日涅夫的最高權力地位。
根據克裏姆林宮醫生恰佐夫博士的迴憶，早在1968年8 月，在與捷共中央政治
局會晤時，勃列日涅夫就已經出現了健康問題，突然昏迷不醒，使得談判不得不臨
時中斷。到了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由於疾病的後遺症，
他的思想和語言能力受到了破壞，他身邊隨時跟隨著一個帶器械的醫療小組，準備
在他出現意外時緊急搶救。他生命的最後6 年中有幾次梗塞和中風，幸虧這個醫療
小組成員的醫術高明，竟然幾次將他從死亡狀態中搶救過來。
但是，就是在這種身體狀況下，勃列日涅夫仍然牢牢地把握著最高大權，這倒
不是因為他有什麽強有力的手段，而是因為他原來建立的幫派政治的結果，由此體
現了勃列日涅夫締造的幫派集團對他的維護。據葉爾欽迴憶，到勃列日涅夫晚年，
「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生活的最後時期，已經不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麽，權力都掌握在
他周圍的人手裏」。到蘇聯來訪問的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也迴憶說，在和客人一起走
入宴會大廳的短暫的路程上，勃列日涅夫專心致誌地盯著前方的道路，全部心思都
用在支配自己那不聽話的雙腿上，身邊的客人說了些什麽他根本就沒有聽見。可以
說，是勃列日涅夫締造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而「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
克幫」又導演了「病夫治國」的鬧劇。
幫派政治對蘇聯政治的聲譽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勃列日涅夫重關係而不重德才，
這種幹部任命上的不正之風自上而下地傳染到全國，使得蘇聯自上而下的黨政幹部
要想提拔主要靠關係，靠個人的忠誠，靠親屬的條件，而不靠業務和政治才能。這
種狀況必然導致總體幹部隊伍質量的下降，影響國家的發展和建設。曆史學家羅伊
·麥德維傑夫在他的著作《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中指出，蘇聯到處都是幫派集
團，「在社會和國家生活的各個領域，從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到文學雜誌的編輯部，
創作協會的領導層，處處都籠罩著小集團主義、官官相護、任人惟親及黑手黨的恐
怖氣氛」。國家的狀況使得普通幹部和廣大群眾對政治前途悲觀失望，影響著他們
的工作積極性；高層領導的裙帶之風更使普通群眾憤憤不平，他們看在眼裏，氣憤
在心裏，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在他們心目中完全是一幫小醜的形象；幫派政治也為
西方國家抨擊蘇聯政治提供了口實，他們在西方大肆宣揚蘇聯政治中的弊端，低毀
</br>
建立了忠實於自己的領導班子。他的個人集權使得蘇聯國家建設的路線完全按照他
的思路進行，而他又是一個不懂經濟和科技、思想遲鈍而保守的人。70年代蘇聯經
濟停滯、思想沉悶、社會生活單調，一片渾渾噩噩的消沉景象，而這正是勃列日涅
夫個人政治特徵的鮮明體現。此外，勃列日涅夫拋開集體領導實行個人集權還使得
蘇聯國家處在一個危險的狀態中。著名曆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在批評史達林個
人集權時指出：「任何一個健全的社會，如果他的公民的權力和生命的惟一保障主
要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品質時，在這種情況下，它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同
樣，勃列日涅夫的個人集權使蘇聯國家的命運繫於他的個人品質，這無疑是對蘇聯
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巨大威脅。
再看勃列日涅夫的執政特徵，正像前麵所分析的，由於勃列日涅夫的個人集權
傾向，在蘇聯的高層領導中，形成了幫派政治的不良傾向，這不僅嚴重敗壞了蘇聯
政治的聲譽，而且最終使蘇聯形成了「病夫治國」的不良特徵。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精心構築自己的權力體係，大肆提拔與自己親近的人。著名
謀士布爾拉茨基分析說，他「往各級黨組織、經濟、科學、文化黨部門的領導崗位
安排了許多這種風格的傳播者和『小勃』式的人物。他們都是些不慌不忙、沒有棱
角的平庸之輩，不太關心事業，卻精於揮霍浪費」。柯西金也是勃列日涅夫在政治
權力上的強勁競爭對手，但因為他德高望重並具有超常的經濟管理才華，勃列日涅
夫還要仰仗他的才華，同時也不敢公開解除他的職務，於是便採取架空的辦法，將
他的5 個副手也都安排成了烏克蘭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人。於是，到70年代初期
即形成了一個「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這些勃列日涅夫的親戚、朋友、同事，
都是由勃列日涅夫一手提拔上來，對勃列日涅夫感恩戴德，同時他們的權力的維持
也有賴於勃列日涅夫的最高權力地位。因此，他們一方麵無原則地支持勃列日涅夫
提出的方針政策，另一方麵，當勃列日涅夫重病纏身甚至不能料理國事之時，他們
仍然精心維護著勃列日涅夫的最高權力地位。
根據克裏姆林宮醫生恰佐夫博士的迴憶，早在1968年8 月，在與捷共中央政治
局會晤時，勃列日涅夫就已經出現了健康問題，突然昏迷不醒，使得談判不得不臨
時中斷。到了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由於疾病的後遺症，
他的思想和語言能力受到了破壞，他身邊隨時跟隨著一個帶器械的醫療小組，準備
在他出現意外時緊急搶救。他生命的最後6 年中有幾次梗塞和中風，幸虧這個醫療
小組成員的醫術高明，竟然幾次將他從死亡狀態中搶救過來。
但是，就是在這種身體狀況下，勃列日涅夫仍然牢牢地把握著最高大權，這倒
不是因為他有什麽強有力的手段，而是因為他原來建立的幫派政治的結果，由此體
現了勃列日涅夫締造的幫派集團對他的維護。據葉爾欽迴憶，到勃列日涅夫晚年，
「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生活的最後時期，已經不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麽，權力都掌握在
他周圍的人手裏」。到蘇聯來訪問的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也迴憶說，在和客人一起走
入宴會大廳的短暫的路程上，勃列日涅夫專心致誌地盯著前方的道路，全部心思都
用在支配自己那不聽話的雙腿上，身邊的客人說了些什麽他根本就沒有聽見。可以
說，是勃列日涅夫締造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而「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
克幫」又導演了「病夫治國」的鬧劇。
幫派政治對蘇聯政治的聲譽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勃列日涅夫重關係而不重德才，
這種幹部任命上的不正之風自上而下地傳染到全國，使得蘇聯自上而下的黨政幹部
要想提拔主要靠關係，靠個人的忠誠，靠親屬的條件，而不靠業務和政治才能。這
種狀況必然導致總體幹部隊伍質量的下降，影響國家的發展和建設。曆史學家羅伊
·麥德維傑夫在他的著作《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中指出，蘇聯到處都是幫派集
團，「在社會和國家生活的各個領域，從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到文學雜誌的編輯部，
創作協會的領導層，處處都籠罩著小集團主義、官官相護、任人惟親及黑手黨的恐
怖氣氛」。國家的狀況使得普通幹部和廣大群眾對政治前途悲觀失望，影響著他們
的工作積極性；高層領導的裙帶之風更使普通群眾憤憤不平，他們看在眼裏，氣憤
在心裏，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在他們心目中完全是一幫小醜的形象；幫派政治也為
西方國家抨擊蘇聯政治提供了口實，他們在西方大肆宣揚蘇聯政治中的弊端，低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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