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權就將變成「孤鴻哀鳴」而失去最廣泛的支持。在轉向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列寧
最初把流通領域裏的合作社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特殊
形式，把它看成是可資利用的和暫時的經濟組織形式肥合作化視為蘇維埃政權與農
民做「買賣」，蘇維埃政權要把「革命的膽略與革命熱忱與作一幹練而又有知識的
商人的本領結合起來」。
列寧在1923年迴月寫作《論合作製》時，他對合作社的看法有了一個根本性的
變化，他不再把合作社看作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而把它的發展直接等同於向社會
主義的發展。列寧認為，辦好合作製的關鍵是使其具有「自覺性和誠意」，要使合
作製成為「確實有真正民眾參加的」的組織，而農民一開始是不會願意參加合作社
的，「但同時，他們在私人利益的引導之下，又急於參加合作社嚐試一下」。因此
蘇維埃政權就要在引導和鼓勵上多下工夫。列寧設想，引導農民通過合作化方式走
向社會主義道路將是一個相當長的階段，「為了通過新經濟政策使全體居民人人參
加合作社，這就需要整整一個曆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度過這個時代也要
一二十年」。
4 .改善蘇維埃國家機關，提高辦事效率，反對官僚主義。
蘇維埃政權是建立在具有300 餘年專製主義統治曆史、以中央集權製為行政管
理體製的廢墟之上的，盡管布爾什維克所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以十分激烈的方式推
翻了沙皇專製製度的統治，但是曆史實踐表明，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以暴力革命的
方式「打碎」舊的統治體製，然而舊體製的殘餘和文化傳統卻不是能夠在短時期內
「摧毀」的，因為文化傳統具有繼承性和滯後性的特點，而且它還將在新的曆史時
期發揮其影響力。因此，早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列寧就曾清醒地向全黨告誡：
要加強全體布爾什維克黨員、特別是黨的高層領導人的無產階級思想的修養，自覺
抵製帝俄時代遺留下來的封建主義殘餘思想。要加強蘇維埃政權的建設，因為蘇維
埃的國家機構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經過比較認真的改變的舊機關的殘餘。僅僅
在表麵上稍微粉飾了一下。而從其他方麵來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舊式國家機關」。
「我們稱為自己機關的那個機關，實際上是和我們完全格格不人的，它是資產階級
和沙皇製度的大雜燴」。列寧認為：「官僚不僅在蘇維埃機關裏有，而且在黨的機
關裏也有。」「國家機構的一般情況壞極了，低於資產階級的文化水平。」正是在
這個時期，列寧表示要同托洛茨基結成反對官僚主義的聯盟，以解決黨內特別是黨
的上層人士中存在的官僚主義。
列寧最不滿意的是史達林領導的工農檢查院的工作。該機構龐大，有1200多人，
又幹不了實事，沒有能擔負起檢查、改善和改造國家機關的任務。因此列寧多次建
議參加工農檢查院的工人，主要的不應該來自那些做過長期蘇維埃工作的工人，因
為在這些工人中間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傳統和一定的成見，這種傳統和成見正是應該
反對的；而是應該吸收直接來自第一線的工人階級參加，因為在他們的身上更少有
官僚習氣和拖拉的工作作風。
在遠離莫斯科後，列寧更可以比較清楚地觀察克裏姆林宮的陰晴風雨。列寧感
覺到自己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所留時日不會太多了。他放心不下布爾什維克黨，
尤其是為黨中央和高級領導層內部的團結問題擔憂。因為列寧清楚地看到黨內越來
越嚴重的分裂危險，一方麵由於史達林的粗暴和獨斷專行，另一方麵由於托洛茨基
的個人品質和政治品質以及他的自負。列寧在1922年後寫的信絕大部分都是在談這
些問題，即怎樣使黨的領導核心團結起來，阻止分裂的威脅。
1923年俄共（布）第12次代表大會即將召開，病中的列寧無法參加這次大會，
列寧決定把他想要說的話帶到會上。
從1922年12月下旬到1923年1 月上旬，列寧在清醒的時刻口授了《致代表大會
的信》，這些長短不一的信被後人稱之為列寧的政治遺囑。
在1922年12月23日的信中，列寧表示：「我建議把中央委員人數增加到幾十人
甚至一百人。我想，假使事情的發展不是對我們十分有利（我們是不能作這樣指望
的），假使我們沒有實行這種改革，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就會遭到很大危險。」
「……至於第一點，即增加中央委員的人數。我想，為了提高中央威信，為了
認真改善我們的機構，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的衝突對全黨的前途產生過分大的影
響，這樣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們黨完全可以要求工人階級有50至100 個中央委員，工人階級也可以
不太費力地拿出這樣多的人來。「
「這種改革會大大增強我們黨的鞏固性，並使它容易在敵對國家中間進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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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把流通領域裏的合作社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特殊
形式，把它看成是可資利用的和暫時的經濟組織形式肥合作化視為蘇維埃政權與農
民做「買賣」，蘇維埃政權要把「革命的膽略與革命熱忱與作一幹練而又有知識的
商人的本領結合起來」。
列寧在1923年迴月寫作《論合作製》時，他對合作社的看法有了一個根本性的
變化，他不再把合作社看作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而把它的發展直接等同於向社會
主義的發展。列寧認為，辦好合作製的關鍵是使其具有「自覺性和誠意」，要使合
作製成為「確實有真正民眾參加的」的組織，而農民一開始是不會願意參加合作社
的，「但同時，他們在私人利益的引導之下，又急於參加合作社嚐試一下」。因此
蘇維埃政權就要在引導和鼓勵上多下工夫。列寧設想，引導農民通過合作化方式走
向社會主義道路將是一個相當長的階段，「為了通過新經濟政策使全體居民人人參
加合作社，這就需要整整一個曆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度過這個時代也要
一二十年」。
4 .改善蘇維埃國家機關，提高辦事效率，反對官僚主義。
蘇維埃政權是建立在具有300 餘年專製主義統治曆史、以中央集權製為行政管
理體製的廢墟之上的，盡管布爾什維克所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以十分激烈的方式推
翻了沙皇專製製度的統治，但是曆史實踐表明，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以暴力革命的
方式「打碎」舊的統治體製，然而舊體製的殘餘和文化傳統卻不是能夠在短時期內
「摧毀」的，因為文化傳統具有繼承性和滯後性的特點，而且它還將在新的曆史時
期發揮其影響力。因此，早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列寧就曾清醒地向全黨告誡：
要加強全體布爾什維克黨員、特別是黨的高層領導人的無產階級思想的修養，自覺
抵製帝俄時代遺留下來的封建主義殘餘思想。要加強蘇維埃政權的建設，因為蘇維
埃的國家機構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經過比較認真的改變的舊機關的殘餘。僅僅
在表麵上稍微粉飾了一下。而從其他方麵來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舊式國家機關」。
「我們稱為自己機關的那個機關，實際上是和我們完全格格不人的，它是資產階級
和沙皇製度的大雜燴」。列寧認為：「官僚不僅在蘇維埃機關裏有，而且在黨的機
關裏也有。」「國家機構的一般情況壞極了，低於資產階級的文化水平。」正是在
這個時期，列寧表示要同托洛茨基結成反對官僚主義的聯盟，以解決黨內特別是黨
的上層人士中存在的官僚主義。
列寧最不滿意的是史達林領導的工農檢查院的工作。該機構龐大，有1200多人，
又幹不了實事，沒有能擔負起檢查、改善和改造國家機關的任務。因此列寧多次建
議參加工農檢查院的工人，主要的不應該來自那些做過長期蘇維埃工作的工人，因
為在這些工人中間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傳統和一定的成見，這種傳統和成見正是應該
反對的；而是應該吸收直接來自第一線的工人階級參加，因為在他們的身上更少有
官僚習氣和拖拉的工作作風。
在遠離莫斯科後，列寧更可以比較清楚地觀察克裏姆林宮的陰晴風雨。列寧感
覺到自己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所留時日不會太多了。他放心不下布爾什維克黨，
尤其是為黨中央和高級領導層內部的團結問題擔憂。因為列寧清楚地看到黨內越來
越嚴重的分裂危險，一方麵由於史達林的粗暴和獨斷專行，另一方麵由於托洛茨基
的個人品質和政治品質以及他的自負。列寧在1922年後寫的信絕大部分都是在談這
些問題，即怎樣使黨的領導核心團結起來，阻止分裂的威脅。
1923年俄共（布）第12次代表大會即將召開，病中的列寧無法參加這次大會，
列寧決定把他想要說的話帶到會上。
從1922年12月下旬到1923年1 月上旬，列寧在清醒的時刻口授了《致代表大會
的信》，這些長短不一的信被後人稱之為列寧的政治遺囑。
在1922年12月23日的信中，列寧表示：「我建議把中央委員人數增加到幾十人
甚至一百人。我想，假使事情的發展不是對我們十分有利（我們是不能作這樣指望
的），假使我們沒有實行這種改革，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就會遭到很大危險。」
「……至於第一點，即增加中央委員的人數。我想，為了提高中央威信，為了
認真改善我們的機構，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的衝突對全黨的前途產生過分大的影
響，這樣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們黨完全可以要求工人階級有50至100 個中央委員，工人階級也可以
不太費力地拿出這樣多的人來。「
「這種改革會大大增強我們黨的鞏固性，並使它容易在敵對國家中間進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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