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什麽活動領域要善於採取革命行動，而在什麽時候、什
麽情況下、什麽活動領域要善於改用改良主義的行動，那他們就最容易為此而碰得
頭破血流。」改革是一個由無序到有序的過程，改革是曆史發展的常態形式，改革
可以防止因激烈的社會動蕩而付出沉重的曆史代價。
改革具有操作的合法性和過程的長期性的特點。合法性是指改革是由最高統治
者或上層統治階級所倡導的，因而它容易得到統治階級的贊同和保護。因此倡導和
實施改革都是有前提條件的，除了下層階級以各種輿論或行動的方式造成政治危機、
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之外，一個強有力的、善於審時度勢的和易於接受新思想新事
物的政治統治集團是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在俄國，由於專製皇權相對強大，國內
難以產生與之抗衡的政治力量，因此專製皇權的曆次改革成為促進俄國曆史發展的
動力，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沙皇政府充當了現代化的領導力量。
改革是一個長期和漸進的過程，即在思想觀念上易為各階層的人們所接受和承
認，可以避免社會的急劇動蕩，避免經濟發展的嚴重破壞，成果易於確立和鞏固。
這是一條可靠易行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它在君權統治和封建曆史漫長的國家的現代
化進程中的作用最為明顯，因為崇拜強權和權利本位是這些國家文化傳統的特點，
從而使統治階級推行改革擁有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基礎。
革命則是由現代化的下層動力——人民大眾自下而上所推行的根本否定現存政
治、經濟體製的社會變革，特點是內容激進、形式突變、運行劇烈、成果易損。但
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都是一種質變，都是一個有序的演進的係列過程，最終都是
對舊體製的否定，對新體製的認同。因此難以說出那一條道路更為可行、更為功利，
也很難說出哪一個國家是單獨走其中一條道路而實現現代化目標的，事實上，從世
界上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尚未實現現代化國家所走的曆程看，改
革與革命的關係是相互補充，相互影響的。
改革拉開了俄國現代化的帷幕，而改革是在革命形勢的壓力下發動的。俄國農
奴製在經曆其三百餘年統治後，終於在19世紀初顯現了危機，封建經濟的衰落又引
發了政治危機。十二月黨人亞曆山大·別斯圖熱夫看到「全國各地到處都是一副副
不滿的麵孔，街上行人聳肩搖頭，到處有人交頭接耳，都在說：這會有什麽結果？
人人都仿惶不安，惟獨政府無憂無慮地坐在火山上打噸兒」。自由派貴族人物卡維
林也稱農奴製「使整個國家陷於不正常狀態，並使國民經濟中產生危害國家機體的
人為現象……如果這個製度原封不動，那麽幾十年以後就會將整個國家毀滅。」沙
皇亞曆山大二世在1856年也表示：「遺憾的是，農民和他們的地主之間存在著敵對
情緒，並因而發生許多不服從地方管製的事情。本人深信，遲早我們會解決這種狀
況。我想，諸位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因而從上麵解決要比從下麵解決好得多。」
沙皇政府終於在1861年2 月19日頒布了農民改革法令，宣布廢除農奴製度，開始了
國家經濟結構的重大轉變。
在俄國社會麵臨曆史選擇的時候，為何走上改革而非革命的道路？以往有的學
者認為「1861年改革是革命鬥爭的副產品」，強調革命形勢的高漲。在1861年前後
的確出現了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先進入士也為革命的
到來做了大量的宣傳鼓動工作。然而，事實上，當時俄國革命運動的力量是非常弱
的，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製，是不存在另一條道路（革命道路）的可行性選擇。而
自上而下實施改革的條件則是充分具備和實際的。當時社會各界各階層都廣泛地討
論改革方案，整個社會輿論有利於改革的實施。甚至連赫爾岑在1857年8 月11日的
《鍾聲》上也表示：「我們不僅處在改革的前夕，而且我們認為……君主想要改革，
想要改良，政府應該自己著手社會改革工作，著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組織的
發展。」因此，在主客觀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沙皇政府可以得心應手地運用合法的
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實施重大經濟改革，使其擺脫危機。即當危機來臨，統治階級
狹隘的階級利益與社會民族利益發生衝突，掌握武器的國家政權擁有相對的獨立性，
能夠在自身基礎的狹隘利己利益與社會利益中做出選擇，即將社會民族利益優先，
並使政權捍衛自身基礎的長遠基本利益。
沙皇政府以改革使自身擺脫困境，使俄國走上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在較長時
期內充當了現代化的領導者。因此，政府如何使用其統治權力在某種程度上就決定
了俄國社會的命運。政府若繼續推行改革、深化改革，便對社會進步起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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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情況下、什麽活動領域要善於改用改良主義的行動，那他們就最容易為此而碰得
頭破血流。」改革是一個由無序到有序的過程，改革是曆史發展的常態形式，改革
可以防止因激烈的社會動蕩而付出沉重的曆史代價。
改革具有操作的合法性和過程的長期性的特點。合法性是指改革是由最高統治
者或上層統治階級所倡導的，因而它容易得到統治階級的贊同和保護。因此倡導和
實施改革都是有前提條件的，除了下層階級以各種輿論或行動的方式造成政治危機、
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之外，一個強有力的、善於審時度勢的和易於接受新思想新事
物的政治統治集團是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在俄國，由於專製皇權相對強大，國內
難以產生與之抗衡的政治力量，因此專製皇權的曆次改革成為促進俄國曆史發展的
動力，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沙皇政府充當了現代化的領導力量。
改革是一個長期和漸進的過程，即在思想觀念上易為各階層的人們所接受和承
認，可以避免社會的急劇動蕩，避免經濟發展的嚴重破壞，成果易於確立和鞏固。
這是一條可靠易行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它在君權統治和封建曆史漫長的國家的現代
化進程中的作用最為明顯，因為崇拜強權和權利本位是這些國家文化傳統的特點，
從而使統治階級推行改革擁有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基礎。
革命則是由現代化的下層動力——人民大眾自下而上所推行的根本否定現存政
治、經濟體製的社會變革，特點是內容激進、形式突變、運行劇烈、成果易損。但
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都是一種質變，都是一個有序的演進的係列過程，最終都是
對舊體製的否定，對新體製的認同。因此難以說出那一條道路更為可行、更為功利，
也很難說出哪一個國家是單獨走其中一條道路而實現現代化目標的，事實上，從世
界上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尚未實現現代化國家所走的曆程看，改
革與革命的關係是相互補充，相互影響的。
改革拉開了俄國現代化的帷幕，而改革是在革命形勢的壓力下發動的。俄國農
奴製在經曆其三百餘年統治後，終於在19世紀初顯現了危機，封建經濟的衰落又引
發了政治危機。十二月黨人亞曆山大·別斯圖熱夫看到「全國各地到處都是一副副
不滿的麵孔，街上行人聳肩搖頭，到處有人交頭接耳，都在說：這會有什麽結果？
人人都仿惶不安，惟獨政府無憂無慮地坐在火山上打噸兒」。自由派貴族人物卡維
林也稱農奴製「使整個國家陷於不正常狀態，並使國民經濟中產生危害國家機體的
人為現象……如果這個製度原封不動，那麽幾十年以後就會將整個國家毀滅。」沙
皇亞曆山大二世在1856年也表示：「遺憾的是，農民和他們的地主之間存在著敵對
情緒，並因而發生許多不服從地方管製的事情。本人深信，遲早我們會解決這種狀
況。我想，諸位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因而從上麵解決要比從下麵解決好得多。」
沙皇政府終於在1861年2 月19日頒布了農民改革法令，宣布廢除農奴製度，開始了
國家經濟結構的重大轉變。
在俄國社會麵臨曆史選擇的時候，為何走上改革而非革命的道路？以往有的學
者認為「1861年改革是革命鬥爭的副產品」，強調革命形勢的高漲。在1861年前後
的確出現了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先進入士也為革命的
到來做了大量的宣傳鼓動工作。然而，事實上，當時俄國革命運動的力量是非常弱
的，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製，是不存在另一條道路（革命道路）的可行性選擇。而
自上而下實施改革的條件則是充分具備和實際的。當時社會各界各階層都廣泛地討
論改革方案，整個社會輿論有利於改革的實施。甚至連赫爾岑在1857年8 月11日的
《鍾聲》上也表示：「我們不僅處在改革的前夕，而且我們認為……君主想要改革，
想要改良，政府應該自己著手社會改革工作，著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組織的
發展。」因此，在主客觀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沙皇政府可以得心應手地運用合法的
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實施重大經濟改革，使其擺脫危機。即當危機來臨，統治階級
狹隘的階級利益與社會民族利益發生衝突，掌握武器的國家政權擁有相對的獨立性，
能夠在自身基礎的狹隘利己利益與社會利益中做出選擇，即將社會民族利益優先，
並使政權捍衛自身基礎的長遠基本利益。
沙皇政府以改革使自身擺脫困境，使俄國走上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在較長時
期內充當了現代化的領導者。因此，政府如何使用其統治權力在某種程度上就決定
了俄國社會的命運。政府若繼續推行改革、深化改革，便對社會進步起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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