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現實主義風格是純正俄羅斯思想。」他認為，俄國知識分子是善於走極端的。
俄國另外一個著名的白銀時代哲學家。曆史學家、經濟學家斯徒盧威認為俄國知識
分子的另一個缺點是它的無忍耐性，「要麽全部，要麽一點沒有」。這是當時俄國
知識分子風行一時的極端主義口號，也就是說，俄國知識分子看待事物、分析問題
的角度常常是極端主義的，製訂方案和採取行動時也常常是極端主義的。這是俄國
知識分子的第二個群體特徵。
第三個群體特徵就是俄國知識分子群體懷有強烈的自省和自責意識。因為俄國
知識分子素以天下大事為己任，懷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負，視拯救俄羅斯、拯救世界
為自己的天職。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又是活生生的人，一方麵他們對曆史積澱
深厚的俄羅斯傳統勢力的阻礙，麵對強大得幾乎不可戰勝的專製製度統治和農奴製
經濟的統治而感到自己的渺小，另外一方麵他們也是俄羅斯人，他們也為心靈深處
那麽一種他們視為俄羅斯民族劣根性的東西並被它所左右而困惑不安。他們還必須
突破來自於自已頭腦中各種名利思想的束縛，突破自己身上因襲著的俄羅斯文化傳
統的痕跡。他們一方麵為俄國的嚴重落後和下層人民的困苦境地而悲哀，一方麵又
為自己的渺小和無力而自責。於是，一個命題出現了：俄國曆史發展緩慢，俄國專
製製度黑暗，俄國農奴製度殘暴，這是誰的錯？是不是知識分子沒有起到很好的作
用？在「誰之錯」這個疑問之後，他們馬上提出這樣一個疑問：「怎麽辦？」大家
知道，俄國19世紀著名的文學家、美學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有一本小說，名字就叫《
怎麽辦？》。可以說這是俄國知識分子永遠難以解開的世紀難題。因此，每當他們
麵對重重阻礙時，理想常常成為幻想，抱負常常變為蒼白。於是，在俄國知識分子
群體中間常見的一種情緒就是一味的自責。就像俄國白銀時代著名宗教哲學家布爾
加科夫所說的：「俄國知識階層，特別是他們的前輩，在民眾麵前固有一種負罪感，
這一種『社會的仔悔』，當然不是對上帝，而是對『民眾』或『無產者』。」別爾
嘉耶夫也認為：「知識分子受到兩種力量的壓迫：沙皇政權的力量和人民自發的力
量。後者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隱秘的力量，知識分子自身與人民截然不同的，它
感到自己有負於人民，它希望為人民服務。『知識分子與人民』這一命題純然是俄
羅斯的命題，西方很難理解。」在一味的自省自責之後，俄國知識分子可以說有幾
種歸宿：一種歸宿就是通過自我反省，而改正自己以前不切實際的想法和主張，變
空洞的學術爭論和理論說教為實際的行動。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長篇小說《怎麽辦？
》中的維拉等即是這樣的知識分子。通過反省知道自己該怎麽做，到人民中間去。
當然也有一些知識分子，經過深沉的思考，覺得自己無力迴天，於是隻能是一味的
自責。甚至像別爾嘉耶夫所說的，不僅是自責，而且是自虐，精神自虐，陷入這樣
一種惡性循環之中，感覺自己太渺小，無力抗爭險惡的現實，從而在思想上淪為頹
廢，繼而宣布「與現實和解」，與沙皇政權和解。因此，我們翻開19世紀俄國這些
著名的小說，如岡察洛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一係列「多餘的人」、「奧勃
羅莫夫性格」、「懺悔的貴族」的形象，這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
當然，也有像赫爾岑這樣的先進知識分子，在經過反省之後，他們尋找到了真
正的道路，就是俄國應該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赫爾岑在強烈抨擊了俄國的專製製度
和西方資產階級製度後，把希望寄託於俄國傳統文化和俄國村社之上。但是赫爾岑、
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們被稱為革命的民族主義者，也是俄國知識分子的
先驅，他們認為俄國農奴製度是黑暗的，專製製度是反動的，是應該推翻的，同時
他們也認為，特別是在俄國的1848年歐洲革命之後，他們認為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
更是罪惡的。因此，俄羅斯的曆史發展應該跨越資本主義的所謂「卡夫丁峽穀」，
俄國應該直接進入社會主義。但是他們在規劃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們把
目光放到農民身上。赫爾岑強調說：「在俄國農民的小木屋中，我們發現了建立在
共同掌握土地和本能性的農業共產主義基礎之上的經濟與行政的機構。」在他們看
來，俄國的農奴是「天生就是共產主義者」。因此在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
夫斯基的影響之下，在19世紀70年代，出現了一個派別，也是俄國知識分子的一個
先驅，就是民粹派——人民之精粹。這些知識分子首先自己是人民的精粹，同時認
為農民也是人民的精華。這些知識分子相當多是出身於貴族家庭，但是他們懷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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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另外一個著名的白銀時代哲學家。曆史學家、經濟學家斯徒盧威認為俄國知識
分子的另一個缺點是它的無忍耐性，「要麽全部，要麽一點沒有」。這是當時俄國
知識分子風行一時的極端主義口號，也就是說，俄國知識分子看待事物、分析問題
的角度常常是極端主義的，製訂方案和採取行動時也常常是極端主義的。這是俄國
知識分子的第二個群體特徵。
第三個群體特徵就是俄國知識分子群體懷有強烈的自省和自責意識。因為俄國
知識分子素以天下大事為己任，懷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負，視拯救俄羅斯、拯救世界
為自己的天職。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又是活生生的人，一方麵他們對曆史積澱
深厚的俄羅斯傳統勢力的阻礙，麵對強大得幾乎不可戰勝的專製製度統治和農奴製
經濟的統治而感到自己的渺小，另外一方麵他們也是俄羅斯人，他們也為心靈深處
那麽一種他們視為俄羅斯民族劣根性的東西並被它所左右而困惑不安。他們還必須
突破來自於自已頭腦中各種名利思想的束縛，突破自己身上因襲著的俄羅斯文化傳
統的痕跡。他們一方麵為俄國的嚴重落後和下層人民的困苦境地而悲哀，一方麵又
為自己的渺小和無力而自責。於是，一個命題出現了：俄國曆史發展緩慢，俄國專
製製度黑暗，俄國農奴製度殘暴，這是誰的錯？是不是知識分子沒有起到很好的作
用？在「誰之錯」這個疑問之後，他們馬上提出這樣一個疑問：「怎麽辦？」大家
知道，俄國19世紀著名的文學家、美學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有一本小說，名字就叫《
怎麽辦？》。可以說這是俄國知識分子永遠難以解開的世紀難題。因此，每當他們
麵對重重阻礙時，理想常常成為幻想，抱負常常變為蒼白。於是，在俄國知識分子
群體中間常見的一種情緒就是一味的自責。就像俄國白銀時代著名宗教哲學家布爾
加科夫所說的：「俄國知識階層，特別是他們的前輩，在民眾麵前固有一種負罪感，
這一種『社會的仔悔』，當然不是對上帝，而是對『民眾』或『無產者』。」別爾
嘉耶夫也認為：「知識分子受到兩種力量的壓迫：沙皇政權的力量和人民自發的力
量。後者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隱秘的力量，知識分子自身與人民截然不同的，它
感到自己有負於人民，它希望為人民服務。『知識分子與人民』這一命題純然是俄
羅斯的命題，西方很難理解。」在一味的自省自責之後，俄國知識分子可以說有幾
種歸宿：一種歸宿就是通過自我反省，而改正自己以前不切實際的想法和主張，變
空洞的學術爭論和理論說教為實際的行動。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長篇小說《怎麽辦？
》中的維拉等即是這樣的知識分子。通過反省知道自己該怎麽做，到人民中間去。
當然也有一些知識分子，經過深沉的思考，覺得自己無力迴天，於是隻能是一味的
自責。甚至像別爾嘉耶夫所說的，不僅是自責，而且是自虐，精神自虐，陷入這樣
一種惡性循環之中，感覺自己太渺小，無力抗爭險惡的現實，從而在思想上淪為頹
廢，繼而宣布「與現實和解」，與沙皇政權和解。因此，我們翻開19世紀俄國這些
著名的小說，如岡察洛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一係列「多餘的人」、「奧勃
羅莫夫性格」、「懺悔的貴族」的形象，這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
當然，也有像赫爾岑這樣的先進知識分子，在經過反省之後，他們尋找到了真
正的道路，就是俄國應該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赫爾岑在強烈抨擊了俄國的專製製度
和西方資產階級製度後，把希望寄託於俄國傳統文化和俄國村社之上。但是赫爾岑、
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們被稱為革命的民族主義者，也是俄國知識分子的
先驅，他們認為俄國農奴製度是黑暗的，專製製度是反動的，是應該推翻的，同時
他們也認為，特別是在俄國的1848年歐洲革命之後，他們認為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
更是罪惡的。因此，俄羅斯的曆史發展應該跨越資本主義的所謂「卡夫丁峽穀」，
俄國應該直接進入社會主義。但是他們在規劃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們把
目光放到農民身上。赫爾岑強調說：「在俄國農民的小木屋中，我們發現了建立在
共同掌握土地和本能性的農業共產主義基礎之上的經濟與行政的機構。」在他們看
來，俄國的農奴是「天生就是共產主義者」。因此在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
夫斯基的影響之下，在19世紀70年代，出現了一個派別，也是俄國知識分子的一個
先驅，就是民粹派——人民之精粹。這些知識分子首先自己是人民的精粹，同時認
為農民也是人民的精華。這些知識分子相當多是出身於貴族家庭，但是他們懷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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