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別出來的。這樣看去，三代以後的文人裏我所喜歡的有陶淵明顏之推兩位
先生，恰巧都是六朝人物。此外自然也有部分可取，即如上邊所說五人(案
即白采、蘇曼殊、沈複、史震林、盛此公)中，沈三白史梧岡究竟還算佼佼
者，《六記》中前三篇多有妙文，《散記》中記遊紀風物如卷二記蟋蟀及姑
惡鳥等諸文皆佳，大抵敘事物抒情緒都頗出色，其涉及人生觀處則悉失敗也。
孔子曰，曷各言爾誌。我們生在這年頭兒，能夠於文字中去找到古今中外的
人聽他言誌，這實在已是一個快樂，原不該再去挑剔好醜。但是話雖如此，
我們固然也要聽野老的話桑麻，市儈的說行市，然而友朋間氣味相投的閑話，
上自生死興衰，下至蟲魚神鬼，無不可談，無不可聽，則其樂益大，而以此
例彼，人情又複不能無所偏向耳。
“胡亂的講到這裏，對於《雜拌兒之二》我所想說的幾句話可以接得上
去了。平伯那本集子裏所收的文章大旨仍舊是雜的，有些是考據的，其文詞
氣味的雅致與前編無異，有些是抒情說理的，如《中年》等，這裏邊兼有思
想之美，是一般文士之文所萬不能及的。此外有幾篇講兩性或親子問題的文
章，這個傾向尤為顯著。這是以科學常識為本，加上明淨的感情與清澈的理
智，調和成功的一種人生觀，以此為誌，言誌固佳，以此為道，載道亦複何
礙。此刻現在中古聖徒遍於目前，欲找尋此種思想蓋已甚難，其殆猶求陶淵
明顏之推之徒於現代歟。”
以上都是我對於新文學的散文之考察，陸續發表在序跋中間，所以隻是
斷片，但是意思大抵還是一貫，近十年中也不曾有多大的變更。二十一年夏
間的北平輔仁大學講演即是以這些意思為根據，簡單地聯貫了一下。《中國
新文學的源流》第二講中雲：
“對於這複古的風氣揭了反叛的旗幟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
主要人物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們是萬曆朝的人物，
約當西曆十六世紀之末至十七世紀之初。因為他們是湖北公安縣人，所以有
了公安派的名稱。他們的主張很簡單，可以說和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差不多。
所不同的，那時是十六世紀，利瑪竇還沒有來中國，所以缺乏西洋思想。(他
們也有新思想，乃是外來的佛教，借來與儒教思想對抗。)假如從現代新文
學的主張要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影響，科學哲學以及文學各方麵的，那便是
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而他們對於中國文學變遷的看法，較諸現今的談文
學的人或者還要更清楚一點。理論和文章都很對很好，可惜他們的運氣不好，
到清朝他們的著作便都成為禁書了，他們的運動也給幹嘉的文人學者所打倒
了。”
我相信新散文的發達成功有兩重的因緣，一是外援，一是內應。外援即
是西洋的科學哲學與文學上的新思想之影響，內應即是曆史的言誌派文藝運
動之複興。假如沒有曆史的基礎，這成功不會這樣容易，但假如沒有外來思
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沒有新生命，不會站得住。關於言誌派我在《中國
新文學的源流》第三講中略有說明雲：
“言誌派的文學可以換一名稱，叫做即興的文學;載道派的文學也可以
換一名稱，叫做賦得的文學。古今來有名的文學作品通是即興文學。例如《詩
經》上沒有題目，《莊子》有些也無篇名，他們都是先有意思，想到就寫下
來，寫好後再從文章裏將題目抽出的。賦得的文學是先有題目，然後再按題
作文。自己想出的題目作時還比較容易，考試所出的題目便有很多的限製，
自己的意思不能說，必須揣摩題目中的意思，如題目是孔子的話，則須跟著
題目發揮些聖賢道理，如題目為陽貨的話，則又非跟著題目罵孔子不可。”
末了這幾句話固然是講做真八股者的情形，但是一般的載道派也實在都是如
此。我這言誌載道的分派本是一時便宜的說法，但是因為詩言誌與文載道的
話，仿佛詩文混雜，又誌與道的界限也有欠明瞭之處，容易引起纏夾，我曾
追加地說明道：
“言他人之誌即是載道，載自己的道亦是言誌。”這裏所說即興與賦得，
雖然說得較為遊戲的，卻很能分清這兩者的特質。重複地說，新散文裏這即
興的分子是很重要的，在這一點上他與前一期的新文學運動即公安派全然相
同，不過這相同者由於趨勢之偶合，並不由於模擬或影響。我們說公安派是
前一期的新文學運動，卻不將他當作現今新文學運動的祖師，我們讀公安派
文發見與現代散文有許多類似處覺得很有興味，卻不將他當作軌範去模仿
他。這理由是很簡明的。新散文裏的基調雖然仍是儒道二家的，這卻經過西
洋現代思想的陶熔浸潤，自有一種新的色味，與以前的顯有不同，即使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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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恰巧都是六朝人物。此外自然也有部分可取，即如上邊所說五人(案
即白采、蘇曼殊、沈複、史震林、盛此公)中，沈三白史梧岡究竟還算佼佼
者，《六記》中前三篇多有妙文，《散記》中記遊紀風物如卷二記蟋蟀及姑
惡鳥等諸文皆佳，大抵敘事物抒情緒都頗出色，其涉及人生觀處則悉失敗也。
孔子曰，曷各言爾誌。我們生在這年頭兒，能夠於文字中去找到古今中外的
人聽他言誌，這實在已是一個快樂，原不該再去挑剔好醜。但是話雖如此，
我們固然也要聽野老的話桑麻，市儈的說行市，然而友朋間氣味相投的閑話，
上自生死興衰，下至蟲魚神鬼，無不可談，無不可聽，則其樂益大，而以此
例彼，人情又複不能無所偏向耳。
“胡亂的講到這裏，對於《雜拌兒之二》我所想說的幾句話可以接得上
去了。平伯那本集子裏所收的文章大旨仍舊是雜的，有些是考據的，其文詞
氣味的雅致與前編無異，有些是抒情說理的，如《中年》等，這裏邊兼有思
想之美，是一般文士之文所萬不能及的。此外有幾篇講兩性或親子問題的文
章，這個傾向尤為顯著。這是以科學常識為本，加上明淨的感情與清澈的理
智，調和成功的一種人生觀，以此為誌，言誌固佳，以此為道，載道亦複何
礙。此刻現在中古聖徒遍於目前，欲找尋此種思想蓋已甚難，其殆猶求陶淵
明顏之推之徒於現代歟。”
以上都是我對於新文學的散文之考察，陸續發表在序跋中間，所以隻是
斷片，但是意思大抵還是一貫，近十年中也不曾有多大的變更。二十一年夏
間的北平輔仁大學講演即是以這些意思為根據，簡單地聯貫了一下。《中國
新文學的源流》第二講中雲：
“對於這複古的風氣揭了反叛的旗幟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
主要人物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們是萬曆朝的人物，
約當西曆十六世紀之末至十七世紀之初。因為他們是湖北公安縣人，所以有
了公安派的名稱。他們的主張很簡單，可以說和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差不多。
所不同的，那時是十六世紀，利瑪竇還沒有來中國，所以缺乏西洋思想。(他
們也有新思想，乃是外來的佛教，借來與儒教思想對抗。)假如從現代新文
學的主張要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影響，科學哲學以及文學各方麵的，那便是
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而他們對於中國文學變遷的看法，較諸現今的談文
學的人或者還要更清楚一點。理論和文章都很對很好，可惜他們的運氣不好，
到清朝他們的著作便都成為禁書了，他們的運動也給幹嘉的文人學者所打倒
了。”
我相信新散文的發達成功有兩重的因緣，一是外援，一是內應。外援即
是西洋的科學哲學與文學上的新思想之影響，內應即是曆史的言誌派文藝運
動之複興。假如沒有曆史的基礎，這成功不會這樣容易，但假如沒有外來思
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沒有新生命，不會站得住。關於言誌派我在《中國
新文學的源流》第三講中略有說明雲：
“言誌派的文學可以換一名稱，叫做即興的文學;載道派的文學也可以
換一名稱，叫做賦得的文學。古今來有名的文學作品通是即興文學。例如《詩
經》上沒有題目，《莊子》有些也無篇名，他們都是先有意思，想到就寫下
來，寫好後再從文章裏將題目抽出的。賦得的文學是先有題目，然後再按題
作文。自己想出的題目作時還比較容易，考試所出的題目便有很多的限製，
自己的意思不能說，必須揣摩題目中的意思，如題目是孔子的話，則須跟著
題目發揮些聖賢道理，如題目為陽貨的話，則又非跟著題目罵孔子不可。”
末了這幾句話固然是講做真八股者的情形，但是一般的載道派也實在都是如
此。我這言誌載道的分派本是一時便宜的說法，但是因為詩言誌與文載道的
話，仿佛詩文混雜，又誌與道的界限也有欠明瞭之處，容易引起纏夾，我曾
追加地說明道：
“言他人之誌即是載道，載自己的道亦是言誌。”這裏所說即興與賦得，
雖然說得較為遊戲的，卻很能分清這兩者的特質。重複地說，新散文裏這即
興的分子是很重要的，在這一點上他與前一期的新文學運動即公安派全然相
同，不過這相同者由於趨勢之偶合，並不由於模擬或影響。我們說公安派是
前一期的新文學運動，卻不將他當作現今新文學運動的祖師，我們讀公安派
文發見與現代散文有許多類似處覺得很有興味，卻不將他當作軌範去模仿
他。這理由是很簡明的。新散文裏的基調雖然仍是儒道二家的，這卻經過西
洋現代思想的陶熔浸潤，自有一種新的色味，與以前的顯有不同，即使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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