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書店的數目雖多，卻有兩個共通的缺點。其一是貨色缺乏：大抵店
裏的書可以分作兩類，一是供給學生用的教科書，一是供給旅京商人看的通
俗小說，此外想找一點學問藝術上的名著便很不容易。其二是價錢太貴：一
先令的定價算作銀洋七角，一圓美金算作二元半，都是普通的行市，先前金
價較賤的時候也是如此，現在更不必說了。雖然上海伊文思書店的定價並不
比這裏為廉，不能單獨非難北京的商人，但在我們買書的人總是一件不平而
且頗感苦痛的事。
就北京的這幾家書店說來，東交民巷的萬國圖書公司比較的稍為公道，
譬如美金二元的《哥德傳》賣價四元，美金一元七五的黑人小說《巴托華拉》
(batoh)賣價三元七角，還不能算貴，雖然在那裏賣的《現代叢書》和
“叨息尼支(taush-nitz)板”的書比別處要更貴一點。我曾經在台吉廠用
兩元七角買過一本三先令半的契訶夫小說集，可以說是最高紀錄，別的同價
的書籍大抵算作兩元一角以至五角罷了。各書店既然這樣的算了，卻又似乎
覺得有點慚愧，往往將書麵包皮上的價目用橡皮擦去，或者用剪刀挖去，這
種辦法固然近於欺騙，不很正當，但總比強硬主張的稍好，因為那種態度更
令人不快了。我在燈市口西頭的一家書店裏見到一本塞利著的《兒童時代的
研究》，問要多少錢，答說八元四角六分。我看見書上寫著定價美金二元半，
便問他為什麽折算得這樣的貴，他答得極妙：“我們不知道這些事，票上寫
著要賣多少錢，就要賣多少。”又有一迴，在燈市口的別一家裏，問摩爾敦
著的《世界文學》賣價若幹，我明明看見標著照伊文思定價加一的四無一角
三分，他卻當麵把他用鉛筆改作五元的整數。在這些時候我們要同他據理力
爭是無效的，隻有兩條路可行，倘若不是迴過頭來就走，便隻好忍一口氣(並
多少損失)買了迴來。那一本兒童研究的書因為實在看了喜歡，終於買了，
但是一圓美金要算到三元四角弱，恐怕是自有美金以來的未曾有過的高價
了。我的一個朋友到一家大公司(非書店)去買東西(眼鏡?)，問他有沒
有稍廉的，公司裏的夥計說“那邊有哩”，便開門指揮他出去。在沒有商業
道德的中國，這些事或者算不得什麽也未可知，現在不過舉出來當作談資罷
了。
在現今想同新的學問藝術接觸，不得不去看外國文書，但是因為在中國
不容易買到，而且價錢又異常的貴，讀書界很受一種障礙，這是自明的事實。
要補救這個缺點，我希望教育界有熱誠的人們出來合資組織一個書店，販賣
各國的好書，以灌輸文化，便利讀者為第一目的，營利放在第二。這種事業
決不是可以輕視的，他的效力實在要比五分鍾的文化運動更大而且堅實，很
值得去做。北京賣外國書的店鋪是否都是商人，或有教育界的分子在內，我
全不明了，但是照他們的很貴的賣價看來，都不是以灌輸文化便利讀者為第
一目的，那是總可以斷言了。我們雖然感謝他能夠接濟一點救急的口糧，但
是日常的供給，不能不望有別的來源，豐富而且公平的分配給我們精神的糧
食。(十二年一月)
□1923年
1月
30日刊《晨報副鐫》，署名作人
□收入《談虎集》
兒童的書
美國斯喀德(scudder)在《學校裏的兒童文學》一篇文裏曾說，“大多
數的兒童經過了小學時期，完全不曾和文學接觸。他們學會念書，但沒有東
西讀。他們不曾知道應該讀什麽書。”凡被強迫念那書賈所編的教科書的兒
童，大都免不掉這個不幸，但外國究竟要比中國較好，因為他們還有給兒童
的書，中國則一點沒有，即使兒童要讀也找不到。
據我自己的經驗講來，我幼時念的是“聖賢之書”，卻也完全不曾和文
學接觸，正和念過一套書店的教科書的人一樣。後來因為別的機緣，發見在
那些念過的東西以外還有可看的書，實在是偶然的幸運。因為念那聖賢之書，
到十四歲時才看得懂“白話淺文”，雖然也看《綱鑑易知錄》當日課的一部
分，但最喜歡的卻是《鏡花緣》。此外也當然愛看繡像書，隻是繡的太是呆
板了，所以由《三國誌演義》的繪圖轉到《爾雅圖》和《詩中畫》一類那裏
去了。中國向來以為兒童隻應該念那經書的，以外並不給預備一點東西，讓
他們自己去掙紮，止那精神上的飢餓;機會好一點的，偶然從文字堆中——
正如在穢土堆中檢煤核的一樣——掘出一點什麽來，聊以充腹，實在是很可
憐的。這兒童所需要的是什麽呢?我從經驗上代答一句，便是故事與畫本。
二十餘年後的今日，教育文藝比那時發達得多了，但這個要求曾否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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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的書可以分作兩類，一是供給學生用的教科書，一是供給旅京商人看的通
俗小說，此外想找一點學問藝術上的名著便很不容易。其二是價錢太貴：一
先令的定價算作銀洋七角，一圓美金算作二元半，都是普通的行市，先前金
價較賤的時候也是如此，現在更不必說了。雖然上海伊文思書店的定價並不
比這裏為廉，不能單獨非難北京的商人，但在我們買書的人總是一件不平而
且頗感苦痛的事。
就北京的這幾家書店說來，東交民巷的萬國圖書公司比較的稍為公道，
譬如美金二元的《哥德傳》賣價四元，美金一元七五的黑人小說《巴托華拉》
(batoh)賣價三元七角，還不能算貴，雖然在那裏賣的《現代叢書》和
“叨息尼支(taush-nitz)板”的書比別處要更貴一點。我曾經在台吉廠用
兩元七角買過一本三先令半的契訶夫小說集，可以說是最高紀錄，別的同價
的書籍大抵算作兩元一角以至五角罷了。各書店既然這樣的算了，卻又似乎
覺得有點慚愧，往往將書麵包皮上的價目用橡皮擦去，或者用剪刀挖去，這
種辦法固然近於欺騙，不很正當，但總比強硬主張的稍好，因為那種態度更
令人不快了。我在燈市口西頭的一家書店裏見到一本塞利著的《兒童時代的
研究》，問要多少錢，答說八元四角六分。我看見書上寫著定價美金二元半，
便問他為什麽折算得這樣的貴，他答得極妙：“我們不知道這些事，票上寫
著要賣多少錢，就要賣多少。”又有一迴，在燈市口的別一家裏，問摩爾敦
著的《世界文學》賣價若幹，我明明看見標著照伊文思定價加一的四無一角
三分，他卻當麵把他用鉛筆改作五元的整數。在這些時候我們要同他據理力
爭是無效的，隻有兩條路可行，倘若不是迴過頭來就走，便隻好忍一口氣(並
多少損失)買了迴來。那一本兒童研究的書因為實在看了喜歡，終於買了，
但是一圓美金要算到三元四角弱，恐怕是自有美金以來的未曾有過的高價
了。我的一個朋友到一家大公司(非書店)去買東西(眼鏡?)，問他有沒
有稍廉的，公司裏的夥計說“那邊有哩”，便開門指揮他出去。在沒有商業
道德的中國，這些事或者算不得什麽也未可知，現在不過舉出來當作談資罷
了。
在現今想同新的學問藝術接觸，不得不去看外國文書，但是因為在中國
不容易買到，而且價錢又異常的貴，讀書界很受一種障礙，這是自明的事實。
要補救這個缺點，我希望教育界有熱誠的人們出來合資組織一個書店，販賣
各國的好書，以灌輸文化，便利讀者為第一目的，營利放在第二。這種事業
決不是可以輕視的，他的效力實在要比五分鍾的文化運動更大而且堅實，很
值得去做。北京賣外國書的店鋪是否都是商人，或有教育界的分子在內，我
全不明了，但是照他們的很貴的賣價看來，都不是以灌輸文化便利讀者為第
一目的，那是總可以斷言了。我們雖然感謝他能夠接濟一點救急的口糧，但
是日常的供給，不能不望有別的來源，豐富而且公平的分配給我們精神的糧
食。(十二年一月)
□1923年
1月
30日刊《晨報副鐫》，署名作人
□收入《談虎集》
兒童的書
美國斯喀德(scudder)在《學校裏的兒童文學》一篇文裏曾說，“大多
數的兒童經過了小學時期，完全不曾和文學接觸。他們學會念書，但沒有東
西讀。他們不曾知道應該讀什麽書。”凡被強迫念那書賈所編的教科書的兒
童，大都免不掉這個不幸，但外國究竟要比中國較好，因為他們還有給兒童
的書，中國則一點沒有，即使兒童要讀也找不到。
據我自己的經驗講來，我幼時念的是“聖賢之書”，卻也完全不曾和文
學接觸，正和念過一套書店的教科書的人一樣。後來因為別的機緣，發見在
那些念過的東西以外還有可看的書，實在是偶然的幸運。因為念那聖賢之書，
到十四歲時才看得懂“白話淺文”，雖然也看《綱鑑易知錄》當日課的一部
分，但最喜歡的卻是《鏡花緣》。此外也當然愛看繡像書，隻是繡的太是呆
板了，所以由《三國誌演義》的繪圖轉到《爾雅圖》和《詩中畫》一類那裏
去了。中國向來以為兒童隻應該念那經書的，以外並不給預備一點東西，讓
他們自己去掙紮，止那精神上的飢餓;機會好一點的，偶然從文字堆中——
正如在穢土堆中檢煤核的一樣——掘出一點什麽來，聊以充腹，實在是很可
憐的。這兒童所需要的是什麽呢?我從經驗上代答一句，便是故事與畫本。
二十餘年後的今日，教育文藝比那時發達得多了，但這個要求曾否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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