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9月18日，正值日軍開始侵略中國的51周年。在這個日子裏，迎來了森村先生一行，我們來共同迴顧曆史是很有意義的。”
王學琴先生的講話在高大的室內引起了迴聲，翻譯李梅子女士緊張地進行翻譯。不足之處，由德永女士進行補充。在整個旅程中，她們兩人相互幫助，配合得很默契，很好地給我們進行了翻譯。
“森村先生在《惡魔的飽食》中尖銳地揭發了日本軍國主義731部隊的罪行，對於保衛和平、反對軍國主義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在禮節性的致詞之後，王先生開始具體地講述了731部隊與平房區的關係。
“731部隊強硬地讓居住在平房區的人們搬走，之後，在這裏修建了一座製造細菌的工廠。731部隊在這裏利用各種動物進行細菌戰實驗。不僅使用動物，還利用中國人的人體進行各種實驗。日軍通過各種殘酷的實驗殺害了許許多多中國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夕，他們把作為犯罪證據的工廠設施全部炸毀。從中心設施裏逃出了許多動物，被細菌汙染的動物多數逃跑了。戰爭結束後，曾以兇猛的勢頭流行了鼠疫。1946年在義發源、東井子、後二道溝等村子裏有100多人因患鼠疫而死亡。這些都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侵華中犯下的罪行。（日軍的）這些極其殘暴的罪行，至今仍記憶猶新。近來，日本文部省正在篡改侵略中國的曆史，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然而……殺害中國人民，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犯下的罪行，日本人民同樣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今天，為了維護和平，反對軍國主義複活，應共同展開鬥爭。日本和中國人民之間有著漫長的交流曆史，我們必須讓這種交流的曆史發展下去，讓中日兩國人民的子子孫孫友好下去，我再次表示衷心歡迎森村先生一行的訪問。”
在熱烈的掌聲中，王先生結束了致詞。
訪華期間，不僅王先生，而且所到之處都聽到了“必須把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日本人民區別開來”這句話。隨行的林紹綱主任和李梅子女士也這樣說。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日本人民真的能夠區別開來嗎？對於中國方麵的這句話，我們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嗎？
的確，過去是軍事立國的法西斯主義統治著日本，並由法西斯主義發動了侵略戰爭。這場戰爭是由一小撮軍國主義者壟斷了政治權力而發生的。由於政治權力全部交給了擅長集體催眠術的獨裁者，所以才把全體國民驅趕進了戰爭這個集體瘋狂的狀態之中。
但是，這並非僅僅是由於獨裁者的催眠所致，是否也因為“日本人”具有一種容易被催眠的思想基礎呢？那就是由單一民族構成的日本民族在島國封閉的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忠君愛國精神。這些使（日本）容易統一輿論，並把日本置於世界中心的地位，沿著侵略戰爭的軌道狂奔下去。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都有愛國心，隻要沒有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就談不到個人的人格和自由。但是，過度的愛國心，就會把本國以外的國家看做是支撐本國富裕起來的“基礎”，從而陷入隻要本國好，不管別國怎麽樣的自以為是的狀態中。在日本，這種狀態和激進的軍國主義結合在一起，使日本加入了殖民者的行列。
在日本出版的有關太平洋戰爭的記錄中，絕大多數是日本受害的記錄。
日本的戰爭是在“用亞洲人的手保衛亞洲”這一類防禦性的口號下開始的。揭露日本侵略真相的人，遭到“賣國奴”、“那還算日本國民嗎”的咒罵。這也是基於日本民族的集體歸屬意識。
對《惡魔的飽食》最多的共同批判譴責是說“有兒子揭露老子罪行的嗎”？也就是說他們把國家和領導比喻為父母，而把國民比喻為兒子。本國“戰勝”的成果，是建立在對別國和其他民族的侵略加害的基礎之上的。受害的傷口，相互舔舐，而對於加害，則相互掩蓋。這在日本巳成為一種默默的傾向。破壞這種傾向者，就被看作是叛徒，是“非國民”。
對家比個人更重視，集體受到尊重。個人歸屬於強大的集體，並企圖把這種權威和力量變成自己的東西。通過向集體獻出忠誠，把自己埋沒在集體之中，謀求安身立命。為了集體拋棄自己，毋寧說有一種快感。日本人的使命感，多半發自對集體的忠誠。
當想到日本的這種思想“基礎”時，我們不能認為過去侵略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行為和戰爭罪行是和一般的日本國民毫無關係，不能和一部分軍國主義者犯過的錯誤分割開來。
731部隊真正的可怕之處，並不僅僅是活體實驗等犯罪行徑的本身，而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也站在731部隊的延長線上。
他們並不是職業軍人，而是極為普通的日本市民，他們絕不是中國所說的軍國主義者。在“為了國家”這個免罪券（中世紀歐洲天主教用）的保護下，也許能夠免除個人的責任，但是，我們日本人具有一種如果處於同樣狀態之下，會多次重演相同罪行的危險“基礎”。這一點是絕不能忘記的。為了不忘記這種“基礎”，我才寫了《惡魔的飽食》。
王學琴先生的致詞包含著對我們日本人訪問平房的一種“照顧”吧！
在中國各地聽到的同樣措辭中，存在著一種希望同曆史上、地理上有著密切關係的日本友好相處的意識吧。
中國方麵這種有所“照顧”的措辭，使我因想起了蔣介石於1945年8月15日向全中國國民的廣播講話，他強調採取以日本軍閥為敵，而不以日本人民為敵的方針：“我們絕不企圖進行報複，尤其不能對敵國無辜的人民加以侮辱。如果以暴行迴答敵人過去的暴行，以侮辱來迴答他們過去的錯誤的話，則是以恨報恨，那就永無止境……”
這次廣播講話，使在中國的日本人深受感動。
然而，至今原731部隊上層人員依然認為“石井部隊在當地為醫學防疫做出了貢獻”。“搞過活體實驗，但那是為了國家而搞的”。不少人不是悔恨，而是抬出為集體行動是合理化的歪理。
在王學琴先生講完歡迎詞之後，我站起來，首先對他們的歡迎表示感謝。接著講道：
“我並不是為了激起中國國民的舊恨才寫《惡魔的飽食》的，而是為了使對戰爭的記憶不致淡化，防止重犯同樣的錯誤才寫的。我希望評價創作《惡魔的飽食》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作為一個國民來說，對於祖國犯下的錯誤總想盡可能地予以掩蓋，但是，一方的國家在侵略另一方的國家之後，為了恢複兩國真正的友好關係，侵略一方的國家應該做出誠摯的反省。這部書也是曰日本國民反省的書。如果把《惡魔的飽食》作為橋樑，平房人和原731部隊人員之間忘卻舊怨而進行交流，進而成為支撐兩國友好的一塊基石，那麽，我將感到榮幸。”
講話結束之後，雙方進行了座談。“1978年7月的一天，一位高齡的日本人在兒子的陪同下來到了平房區，他在口字樓（原731特設監獄）前獻上了一束白色的鮮花之後，口中念念有詞。附近的人感到很奇怪，詢問老人的姓名。他說叫上坪鐵一，現年87歲，偽滿時代曾任原安東縣憲兵隊長。戰爭時期，他曾把22名‘馬魯太’送進731部隊。他從日本來到這裏是懺悔自己過去的罪行。”席間，平房的人談了這樣的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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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琴先生的講話在高大的室內引起了迴聲，翻譯李梅子女士緊張地進行翻譯。不足之處，由德永女士進行補充。在整個旅程中，她們兩人相互幫助，配合得很默契，很好地給我們進行了翻譯。
“森村先生在《惡魔的飽食》中尖銳地揭發了日本軍國主義731部隊的罪行，對於保衛和平、反對軍國主義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在禮節性的致詞之後，王先生開始具體地講述了731部隊與平房區的關係。
“731部隊強硬地讓居住在平房區的人們搬走，之後，在這裏修建了一座製造細菌的工廠。731部隊在這裏利用各種動物進行細菌戰實驗。不僅使用動物，還利用中國人的人體進行各種實驗。日軍通過各種殘酷的實驗殺害了許許多多中國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夕，他們把作為犯罪證據的工廠設施全部炸毀。從中心設施裏逃出了許多動物，被細菌汙染的動物多數逃跑了。戰爭結束後，曾以兇猛的勢頭流行了鼠疫。1946年在義發源、東井子、後二道溝等村子裏有100多人因患鼠疫而死亡。這些都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侵華中犯下的罪行。（日軍的）這些極其殘暴的罪行，至今仍記憶猶新。近來，日本文部省正在篡改侵略中國的曆史，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然而……殺害中國人民，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犯下的罪行，日本人民同樣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今天，為了維護和平，反對軍國主義複活，應共同展開鬥爭。日本和中國人民之間有著漫長的交流曆史，我們必須讓這種交流的曆史發展下去，讓中日兩國人民的子子孫孫友好下去，我再次表示衷心歡迎森村先生一行的訪問。”
在熱烈的掌聲中，王先生結束了致詞。
訪華期間，不僅王先生，而且所到之處都聽到了“必須把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日本人民區別開來”這句話。隨行的林紹綱主任和李梅子女士也這樣說。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日本人民真的能夠區別開來嗎？對於中國方麵的這句話，我們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嗎？
的確，過去是軍事立國的法西斯主義統治著日本，並由法西斯主義發動了侵略戰爭。這場戰爭是由一小撮軍國主義者壟斷了政治權力而發生的。由於政治權力全部交給了擅長集體催眠術的獨裁者，所以才把全體國民驅趕進了戰爭這個集體瘋狂的狀態之中。
但是，這並非僅僅是由於獨裁者的催眠所致，是否也因為“日本人”具有一種容易被催眠的思想基礎呢？那就是由單一民族構成的日本民族在島國封閉的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忠君愛國精神。這些使（日本）容易統一輿論，並把日本置於世界中心的地位，沿著侵略戰爭的軌道狂奔下去。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都有愛國心，隻要沒有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就談不到個人的人格和自由。但是，過度的愛國心，就會把本國以外的國家看做是支撐本國富裕起來的“基礎”，從而陷入隻要本國好，不管別國怎麽樣的自以為是的狀態中。在日本，這種狀態和激進的軍國主義結合在一起，使日本加入了殖民者的行列。
在日本出版的有關太平洋戰爭的記錄中，絕大多數是日本受害的記錄。
日本的戰爭是在“用亞洲人的手保衛亞洲”這一類防禦性的口號下開始的。揭露日本侵略真相的人，遭到“賣國奴”、“那還算日本國民嗎”的咒罵。這也是基於日本民族的集體歸屬意識。
對《惡魔的飽食》最多的共同批判譴責是說“有兒子揭露老子罪行的嗎”？也就是說他們把國家和領導比喻為父母，而把國民比喻為兒子。本國“戰勝”的成果，是建立在對別國和其他民族的侵略加害的基礎之上的。受害的傷口，相互舔舐，而對於加害，則相互掩蓋。這在日本巳成為一種默默的傾向。破壞這種傾向者，就被看作是叛徒，是“非國民”。
對家比個人更重視，集體受到尊重。個人歸屬於強大的集體，並企圖把這種權威和力量變成自己的東西。通過向集體獻出忠誠，把自己埋沒在集體之中，謀求安身立命。為了集體拋棄自己，毋寧說有一種快感。日本人的使命感，多半發自對集體的忠誠。
當想到日本的這種思想“基礎”時，我們不能認為過去侵略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行為和戰爭罪行是和一般的日本國民毫無關係，不能和一部分軍國主義者犯過的錯誤分割開來。
731部隊真正的可怕之處，並不僅僅是活體實驗等犯罪行徑的本身，而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也站在731部隊的延長線上。
他們並不是職業軍人，而是極為普通的日本市民，他們絕不是中國所說的軍國主義者。在“為了國家”這個免罪券（中世紀歐洲天主教用）的保護下，也許能夠免除個人的責任，但是，我們日本人具有一種如果處於同樣狀態之下，會多次重演相同罪行的危險“基礎”。這一點是絕不能忘記的。為了不忘記這種“基礎”，我才寫了《惡魔的飽食》。
王學琴先生的致詞包含著對我們日本人訪問平房的一種“照顧”吧！
在中國各地聽到的同樣措辭中，存在著一種希望同曆史上、地理上有著密切關係的日本友好相處的意識吧。
中國方麵這種有所“照顧”的措辭，使我因想起了蔣介石於1945年8月15日向全中國國民的廣播講話，他強調採取以日本軍閥為敵，而不以日本人民為敵的方針：“我們絕不企圖進行報複，尤其不能對敵國無辜的人民加以侮辱。如果以暴行迴答敵人過去的暴行，以侮辱來迴答他們過去的錯誤的話，則是以恨報恨，那就永無止境……”
這次廣播講話，使在中國的日本人深受感動。
然而，至今原731部隊上層人員依然認為“石井部隊在當地為醫學防疫做出了貢獻”。“搞過活體實驗，但那是為了國家而搞的”。不少人不是悔恨，而是抬出為集體行動是合理化的歪理。
在王學琴先生講完歡迎詞之後，我站起來，首先對他們的歡迎表示感謝。接著講道：
“我並不是為了激起中國國民的舊恨才寫《惡魔的飽食》的，而是為了使對戰爭的記憶不致淡化，防止重犯同樣的錯誤才寫的。我希望評價創作《惡魔的飽食》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作為一個國民來說，對於祖國犯下的錯誤總想盡可能地予以掩蓋，但是，一方的國家在侵略另一方的國家之後，為了恢複兩國真正的友好關係，侵略一方的國家應該做出誠摯的反省。這部書也是曰日本國民反省的書。如果把《惡魔的飽食》作為橋樑，平房人和原731部隊人員之間忘卻舊怨而進行交流，進而成為支撐兩國友好的一塊基石，那麽，我將感到榮幸。”
講話結束之後，雙方進行了座談。“1978年7月的一天，一位高齡的日本人在兒子的陪同下來到了平房區，他在口字樓（原731特設監獄）前獻上了一束白色的鮮花之後，口中念念有詞。附近的人感到很奇怪，詢問老人的姓名。他說叫上坪鐵一，現年87歲，偽滿時代曾任原安東縣憲兵隊長。戰爭時期，他曾把22名‘馬魯太’送進731部隊。他從日本來到這裏是懺悔自己過去的罪行。”席間，平房的人談了這樣的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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