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無妨的話，能否講一講您的抗日活動和被日軍逮捕後的體會呢？”
對於我的希望，關沫南先生既不爭強，也不勉強開口，而是毫不在意地像迴憶往事般淡淡地講了起來。
抵達哈爾濱伊始，就遇到了一位最希望找到的活證人。查證731部隊現場，從這位抗日作家提供的生動證詞揭開了帷幕。
抗日作家的證詞（一）
“1941年12月31日深夜，兩個日本憲兵把我逮捕了。他們將燈火管製時用的外黑裏紅的窗簾蒙在我的頭上，架著我上了車，走了大約30分鍾。這天夜晚，哈爾濱市所有的左翼作家同時都被捕了，所以將這次事件稱作‘12.31事件’，又稱‘哈爾濱左翼文學事件’。
“被捕以後，我被監禁在鬆花江附近掛著‘鬆花塾’招牌的秘密監獄裏（位於今天哈爾濱中央大街和友誼路的拐角）。從外表看，它是一幢極其平常的、屋頂略高些的普通平房。市民誰也不知道這裏是監獄。
“被關的房間中，在很高的牆上有一個嵌著鐵欄杆的小窗戶，踮起腳尖或跳起來也看不到外邊。附近有一幢白俄的教堂，地麵有電車終點站。從傳來的陣陣鍾聲和電車進站的轟鳴聲和迴頭電車的發車轉轍器轉換聲，可以判斷出監獄的位置。
“我們進行活動時，有三個特務（機關人員）鑽進了我們內部。他們在三年中間一直在監視我們的活動，掌握內情。在我們被捕、接受審訊時，他們事先已進行了調查，日方巳詳細地了解我們的活動情況。三個特務中的一個是其他縣的共產黨員。他們被捕後轉向，背叛了黨。另一個人是他的妻子，是共青團員。還有一個人偽裝進步的態度，接近我們。我們將他們作為同誌和他們交往了三年。其間他們完成了對我們活動的調查。
“被捕的另一個理由是我們在東北（滿洲）報刊上發表的文學作品。他們已經翻譯出來，作為證據。”
“我從十六七歲開始進行創作活動。二十一歲被捕時巳寫了四十多篇短篇和兩篇長篇，並正在報上連載。”
“被捕的人大多是左翼作家和遊擊隊員，其他還有滿鐵的左翼刊物《滿洲評論》的編輯和建國大學的教授。被關進‘鬆花塾’的人，下場都沒有定。從寫在‘鬆花塾’牆上的血書看，估計他們幾乎都是進行絕食而餓死或被毒死的。包括我在內，一部分人被遣送至長春，得以活了下來。還有的人被送往731部隊，沒有一個人生還。”
“我得以生還的原因，聽說，對當時的日軍來說，共產黨作家很稀罕，是為了進行觀察。”
“我被捕後，被他們用竹劍亂打。我還遭受了拳打腳踢等暴行。‘12.31事件’前被捕的人，受到灌涼水、電刑等拷問。結果，有兩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做了自供。半年之後，我們被捕了。”
“我雖受了拷問，但我說：‘我是一個個人，寫了些基於共產主義精神的作品，是利用文學這個手段宣傳共產主義，同共產黨沒有關係。’一直堅持到最後，我都這麽說。”
“被捕的人去處多種多樣，除‘鬆花塾’以外，還有日本領事館、憲兵隊本部等，市內設有許多監獄。哈爾濱憲兵隊、哈爾濱市警察局特高科和特務機關之間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我被送進了長春監獄，後來和獄中相識的一位婦女結了婚。她也從事抗日運動，被捕之後受到了同樣的拷打。後來查明我（和共產黨）沒有關係才釋放出來。”
“被捕時和釋放時都是用燈火管製用的布蒙起眼來，並用汽車在市內轉來轉去，所以無法判明監獄的位置。”
“把我們出賣給日軍當局的兩個人，叫大內隆雄和藤田菱花。這兩個人把我的作品翻譯之後，作為我的罪狀證據。大內原來是個左翼作家，叛變之後來到‘滿洲’。據我所知，藤田是個特務，也是滿洲的土匪。夥伴們並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漢語講得十分流暢，毛筆字也寫得特別好，而且，很喜歡中國的古詩和唐詩。他還吸鴉片。誰也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日本占領東北以後，藤田作為作家出現在長春。”
關沫南先生以低沉的語調淡淡地這樣說道。從他那穩重的風貌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位經受過殘酷鎮壓風暴的人，但是，支撐纖弱身體的毫不動搖的姿態，卻令人感到他有一種經曆過長期抗日鬥爭鍛鍊而養成的堅強意誌。
關沫南先生的話將要結束時，汽車駛進了市內。天巳經漆黑了，許多自行車行駛在沒有路燈的街道上，自行車也是無照明的。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裏，自行車都特別多，這是一個特徵。道路像是專為自行車修建的，汽車得讓著自行車行駛。不過，汽車和自行車相撞的事故也比較多，我們訪華期間多次目睹了這種事故。
突然汽車急剎車，有許多人聚集在黑暗中，車燈燈光中升起了蒙蒙的塵埃，情況顯得有些異常。車燈照在前方，一匹馬流著血倒在地上，人也倒下了，這又是一次交通事故。
聽說是汽車和馬車發生衝撞，我們唯恐是前邊的汽車發生了事故。
不一會兒，汽車繞過馬匹，離開了事故現場。晚上六點半左右，比預定的時間稍晚了一些，汽車駛進了此後五天下榻的宿舍——“和平邨賓館”院內。七點開始舉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黑龍江省分會副秘書長張積智主辦的歡迎宴會。
作者注
關沫尚：1919年11月14日生於吉林省永吉縣小蘭屯。從上初中起受魯迅和高爾基的影響，立誌從事文學事業。1937年由於家境貧困，高中退學到郵局工作。後來參加了哈爾濱馬克斯主義文學研究小組，從事左翼文藝活動。在《新青年》和《小說人》等刊物上發表了40餘篇小說和散文等。
1941年在哈爾濱報紙上發表連載《沙地之秋》、《落零時節》時被捕，連載中斷。在監獄中被監禁三年以後釋放，加入長春的東北人民解放同盟，任雜誌《新群》總編輯、東北作家聯盟執行委員。1946年1月起任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文學科科長、《北方文學》雜誌總編輯等職。30餘年來，主要執筆創作小說和文學評論，也寫過不少劇本和散文。
（摘抄自《中國文學家辭典》）
不戰的聖地
9月18日清晨，我們一行“進入了平房”。這是我們訪華旅行最重要的一站。中國作家協會的張浪先生和中流先生以及哈爾濱市地方史學會的佟振宇先生陪同我們訪問。
平房就是731部隊的根據地，是《惡魔的飽食》的核心，是銘刻著被殺害的“馬魯太”無數的怨恨和日本侵略戰爭爪痕的地方。經曆了37年的歲月，這裏究竟會以什麽樣的表情來迎接我們呢？
“我們是為祖國而戰，是為了日本，才把‘馬魯太’作為實驗材料的，有什麽不好？你們這些傢夥沒有參加過戰爭懂什麽呀！”
由於憤慨而拒絕採訪的原731部隊的老隊員，每當談到平房這個地名時，總是顯露出一種百感交集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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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的希望，關沫南先生既不爭強，也不勉強開口，而是毫不在意地像迴憶往事般淡淡地講了起來。
抵達哈爾濱伊始，就遇到了一位最希望找到的活證人。查證731部隊現場，從這位抗日作家提供的生動證詞揭開了帷幕。
抗日作家的證詞（一）
“1941年12月31日深夜，兩個日本憲兵把我逮捕了。他們將燈火管製時用的外黑裏紅的窗簾蒙在我的頭上，架著我上了車，走了大約30分鍾。這天夜晚，哈爾濱市所有的左翼作家同時都被捕了，所以將這次事件稱作‘12.31事件’，又稱‘哈爾濱左翼文學事件’。
“被捕以後，我被監禁在鬆花江附近掛著‘鬆花塾’招牌的秘密監獄裏（位於今天哈爾濱中央大街和友誼路的拐角）。從外表看，它是一幢極其平常的、屋頂略高些的普通平房。市民誰也不知道這裏是監獄。
“被關的房間中，在很高的牆上有一個嵌著鐵欄杆的小窗戶，踮起腳尖或跳起來也看不到外邊。附近有一幢白俄的教堂，地麵有電車終點站。從傳來的陣陣鍾聲和電車進站的轟鳴聲和迴頭電車的發車轉轍器轉換聲，可以判斷出監獄的位置。
“我們進行活動時，有三個特務（機關人員）鑽進了我們內部。他們在三年中間一直在監視我們的活動，掌握內情。在我們被捕、接受審訊時，他們事先已進行了調查，日方巳詳細地了解我們的活動情況。三個特務中的一個是其他縣的共產黨員。他們被捕後轉向，背叛了黨。另一個人是他的妻子，是共青團員。還有一個人偽裝進步的態度，接近我們。我們將他們作為同誌和他們交往了三年。其間他們完成了對我們活動的調查。
“被捕的另一個理由是我們在東北（滿洲）報刊上發表的文學作品。他們已經翻譯出來，作為證據。”
“我從十六七歲開始進行創作活動。二十一歲被捕時巳寫了四十多篇短篇和兩篇長篇，並正在報上連載。”
“被捕的人大多是左翼作家和遊擊隊員，其他還有滿鐵的左翼刊物《滿洲評論》的編輯和建國大學的教授。被關進‘鬆花塾’的人，下場都沒有定。從寫在‘鬆花塾’牆上的血書看，估計他們幾乎都是進行絕食而餓死或被毒死的。包括我在內，一部分人被遣送至長春，得以活了下來。還有的人被送往731部隊，沒有一個人生還。”
“我得以生還的原因，聽說，對當時的日軍來說，共產黨作家很稀罕，是為了進行觀察。”
“我被捕後，被他們用竹劍亂打。我還遭受了拳打腳踢等暴行。‘12.31事件’前被捕的人，受到灌涼水、電刑等拷問。結果，有兩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做了自供。半年之後，我們被捕了。”
“我雖受了拷問，但我說：‘我是一個個人，寫了些基於共產主義精神的作品，是利用文學這個手段宣傳共產主義，同共產黨沒有關係。’一直堅持到最後，我都這麽說。”
“被捕的人去處多種多樣，除‘鬆花塾’以外，還有日本領事館、憲兵隊本部等，市內設有許多監獄。哈爾濱憲兵隊、哈爾濱市警察局特高科和特務機關之間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我被送進了長春監獄，後來和獄中相識的一位婦女結了婚。她也從事抗日運動，被捕之後受到了同樣的拷打。後來查明我（和共產黨）沒有關係才釋放出來。”
“被捕時和釋放時都是用燈火管製用的布蒙起眼來，並用汽車在市內轉來轉去，所以無法判明監獄的位置。”
“把我們出賣給日軍當局的兩個人，叫大內隆雄和藤田菱花。這兩個人把我的作品翻譯之後，作為我的罪狀證據。大內原來是個左翼作家，叛變之後來到‘滿洲’。據我所知，藤田是個特務，也是滿洲的土匪。夥伴們並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漢語講得十分流暢，毛筆字也寫得特別好，而且，很喜歡中國的古詩和唐詩。他還吸鴉片。誰也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日本占領東北以後，藤田作為作家出現在長春。”
關沫南先生以低沉的語調淡淡地這樣說道。從他那穩重的風貌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位經受過殘酷鎮壓風暴的人，但是，支撐纖弱身體的毫不動搖的姿態，卻令人感到他有一種經曆過長期抗日鬥爭鍛鍊而養成的堅強意誌。
關沫南先生的話將要結束時，汽車駛進了市內。天巳經漆黑了，許多自行車行駛在沒有路燈的街道上，自行車也是無照明的。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裏，自行車都特別多，這是一個特徵。道路像是專為自行車修建的，汽車得讓著自行車行駛。不過，汽車和自行車相撞的事故也比較多，我們訪華期間多次目睹了這種事故。
突然汽車急剎車，有許多人聚集在黑暗中，車燈燈光中升起了蒙蒙的塵埃，情況顯得有些異常。車燈照在前方，一匹馬流著血倒在地上，人也倒下了，這又是一次交通事故。
聽說是汽車和馬車發生衝撞，我們唯恐是前邊的汽車發生了事故。
不一會兒，汽車繞過馬匹，離開了事故現場。晚上六點半左右，比預定的時間稍晚了一些，汽車駛進了此後五天下榻的宿舍——“和平邨賓館”院內。七點開始舉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黑龍江省分會副秘書長張積智主辦的歡迎宴會。
作者注
關沫尚：1919年11月14日生於吉林省永吉縣小蘭屯。從上初中起受魯迅和高爾基的影響，立誌從事文學事業。1937年由於家境貧困，高中退學到郵局工作。後來參加了哈爾濱馬克斯主義文學研究小組，從事左翼文藝活動。在《新青年》和《小說人》等刊物上發表了40餘篇小說和散文等。
1941年在哈爾濱報紙上發表連載《沙地之秋》、《落零時節》時被捕，連載中斷。在監獄中被監禁三年以後釋放，加入長春的東北人民解放同盟，任雜誌《新群》總編輯、東北作家聯盟執行委員。1946年1月起任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文學科科長、《北方文學》雜誌總編輯等職。30餘年來，主要執筆創作小說和文學評論，也寫過不少劇本和散文。
（摘抄自《中國文學家辭典》）
不戰的聖地
9月18日清晨，我們一行“進入了平房”。這是我們訪華旅行最重要的一站。中國作家協會的張浪先生和中流先生以及哈爾濱市地方史學會的佟振宇先生陪同我們訪問。
平房就是731部隊的根據地，是《惡魔的飽食》的核心，是銘刻著被殺害的“馬魯太”無數的怨恨和日本侵略戰爭爪痕的地方。經曆了37年的歲月，這裏究竟會以什麽樣的表情來迎接我們呢？
“我們是為祖國而戰，是為了日本，才把‘馬魯太’作為實驗材料的，有什麽不好？你們這些傢夥沒有參加過戰爭懂什麽呀！”
由於憤慨而拒絕採訪的原731部隊的老隊員，每當談到平房這個地名時，總是顯露出一種百感交集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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