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公共教育部長朱勒·西蒙先生寫道:"學習課程,把一種語法或一篇綱要牢記在心,重複得好,模仿也出色——這實在是一種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項工作都是一種信仰行為,即默認教師不可能犯錯誤。這種教育的惟一結果,就是貶低自我,讓我們變得無能。"


    如果這種教育僅僅是無用,人們還可以對孩子們示以同情,他們雖然沒有在小學裏從事必要的學習,畢竟被教會了一些科勞泰爾後裔的族譜、紐斯特裏亞和奧斯特拉西亞之間的衝突或動物分類之類的知識。但是這種製度的危險要比這嚴重得多,它使服從它的人強烈地厭惡自己的生活狀態,極想逃之夭夭。工人不想再做工人,農民不想再當農民,而大多數地位卑賤的中產階級,除了吃國家職員這碗飯以外,不想讓他們的兒子從事任何別的職業。法國的學校不是讓人為生活做好準備,而是隻打算讓他們從事政府的職業,在這個行當上取得成功,無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現出哪怕一點個人的主動性。這種製度在社會等級的最底層創造了一支無產階級大軍,他們對自己的命運忿忿不平,隨時都想起來造反。在最高層,它培養出一群輕浮的資產階級,他們既多疑又輕信,對國家抱著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視同天道,卻又時時不忘對它表示敵意,總是把自己的過錯推給政府,離開了當局的幹涉,他們便一事無成。


    國家用教科書製造出這麽多有文憑的人,然而它隻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於是隻好讓另一些人無事可做。因此,它隻能把飯碗留給先來的,剩下的沒有得到職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國家的敵人。從社會金字塔的最高層到最低層,從最卑賤的小秘書到教授和警察局長,有大量炫耀著文憑的人在圍攻各種政府部門的職位。商人想找到一個代替他處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難上加難,可是成千上萬的人卻在謀求最平庸的官差。隻在塞納一地,就有zthxx)名男女教師失業,他們全都蔑視農田或工廠,隻想從國家那兒討生計。被選中的人數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懷不滿的人。他們隨時會參與任何革命,不管它的頭領是誰,也不管它有什麽目標。可以說,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場的知識,是讓人造反的不二法門。


    顯然,迷途知返為時已晚。隻有經驗這位人民最好的老師,最終會揭示出我們的錯誤。隻有它能夠證明,必須廢除我們那些可惡的教科書和可悲的考試,代之以勤勞的教育,它能夠勸導我們的年輕人迴到田野和工廠,迴到他們今天不惜任何代價逃避的殖民地事業。


    如今,一切受教育的人所需要的專業教育,就是我們祖輩所理解的教育。在今天,憑自己意誌的力量、開拓能力和創業精神統治世界的民族中,這種教育依然強盛。泰納先生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在一係列著名篇章——下麵我還會引用其中一些重要段落——中清楚地說明了,我們過去的教育製度與今天英國和美國的製度大體相似。他在對拉丁民族和盎格魯一薩克遜民族的製度進行不同尋常的比較時,明確指出了這兩種方式的後果。


    也許人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會認為,繼續接受我們古典教育中的全部弊端,盡管它隻能培養出心懷不滿和不適應自己生活狀況的人,但是向人灌輸大量膚淺的知識,不出差錯地背誦大量教科書,畢竟能夠提高智力水平。但是它真能提高這種水平嗎?不可能!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條件是判斷力,是經驗,是開拓精神和個性——這些素質都不是書本能夠帶來的。教科書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參考工具,但長久把它們放在腦子裏卻沒有任何用處。


    如何能讓專業教育提高智力,使它達到大大高於古典教育的水平呢?泰鋼先生做過出色的說明。他說:


    觀念隻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環境中才能形成。要促進觀念的培養,需要年輕人每天從工廠、礦山、法庭、書房、建築工地和醫院獲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親眼看到各種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與顧客、工作者和勞動者在一起,不管他們幹得是好是壞,也不管他們是賺是賠。採用這種方式,他們才能對那些從眼睛、耳朵、雙手甚至味覺中得到的各種細節,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學習者在不知不覺中獲得了這些細節,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漸成形,並且或遲或早會產生出一些提示,讓他們著手新的組合、簡化、創意、改進或發明。而法國年輕人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紀,被剝奪了所有這些寶貴的接觸、所有這些不可缺少的學習因素,因為有七八年的時間他一直被關在學校裏,切斷了一切親身體驗的機會,因此對於世間的人和事,對於控製這些人和事的各種辦法,不可能得到鮮明而準確的理解。……十人之中,至少九個人在幾年裏把他們的時間


    和努力浪費掉了,而且可以說,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幾年。他們中間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為了考試而活著——我這裏指的是那些被淘汰者。還有一半或三分之二成功地得到了某種學曆、證書或一紙文憑——我指的是那些超負荷工作的人。在規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麵對一個答辯團,在連續兩小時的時間裏,懷著對科學家團體,即一切人類知識的活清單的敬畏,他們要做到正確——對這種事所抱的期望實在太過分了。在那一天的那兩個小時裏,他們也許正確或接近正確,但用不了一個月,他們便不再是這樣。他們不可能再通過考試。他們腦子裏那些過多的、過於沉重的所學不斷流失,且沒有新東西補充進去。他們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們繼續成長的能力枯竭了,一個得到充分發展的人出現了,然而他也是個筋疲力盡的人。他成家立業,落入生活的俗套,而隻要落入這種俗套,他就會把自己封閉在狹隘的職業中,工作也許還算本份,但僅此而已。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風險不成比例的生活。而在1789年以前,法國就像英國或美國一樣,採用卻是相反的辦法,由此得到的結果並無不同,甚至更好。


    此後一些著名的心理學家又向我們揭示了我們的製度與盎格魯一薩克遜人的差別。後者並沒有我們那樣多的專業學校。他們的教育並不是建立在啃書本上,而是建立在專業課程上。例如,他們的工程師並不是在學校,而是在車間裏訓練出來的。這種辦法表明,每個人都能達到他的智力允許他達到的水平。如果他沒有進一步發展的能力,他可以成為工人或領班,如果天資不俗,他便會成為工程師。與個人前程全取決他在19歲或對歲時一次幾小時考試的做法相比,這種辦法更民主,對社會也更有利。


    第二卷 群體的意見和信念中的間接因素


    (二)


    在醫院、礦山和工廠,在建築師或律師的辦公室裏,十分年輕便開始學業的學生們,按部就班地經曆他們的學徒期,非常類似於辦公室裏的律師秘書或工作室裏的藝術家。在投入實際工作之前,他也有機會接受一些-般性教育過程,因此已經準備好了一個框架,可以把他們迅速觀察到的東西儲存進去,而且他能夠利用自己在空閑時間得到的各種各樣的技能,由此逐漸同他所獲得的日常經驗協調一致。在這種製度下,實踐能力得到了發展,並且與學生的才能相適應,發展方向也符合他未來的任務和特定工作的要求,這些工作就是他今後要從事的工作。因此在英國或美國,年輕人很快便處在能夠盡量發揮自己能力的位置上。在25歲時——如果不缺少各種材料和部件,時間還會提前——他不但成了一個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備自我創業的能力;他不隻是機器上的一個零件,而且是個發動機。而在製度與此相反的法國,一代又一代人越來越向中國看齊——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費是巨大的。關於我們拉丁民族的教育製度與實踐生活不斷擴大的差距,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得出了如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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