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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作者：[法]古斯塔夫·勒龐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4）政治和社會製度
製度能夠改正社會的弊端，國家的進步是改進位度與統治帶來的結果，社會變革可以用各種命令來實現——我認為這些想法仍然受到普遍的贊同。它們是法國大革命的起點，而且目前的各種社會學說也仍然以它為基礎。
最具連續性的經驗一直未能動搖這個重大的謬見。哲學家和史學家們枉費心機地想證明它的荒謬，不過他們卻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各種製度是觀念、感情和習俗的產物，而觀念、感情和習俗並不會隨著改寫法典而被一併改寫。一個民族並不能隨意選擇自己的製度，就像它不能隨意選擇自己的頭發和眼睛的顏色一樣。製度和政府都是種族的產物，它們並不是某個時代的創造者，而是由這個時代所創造。對各民族的統治，不是根據他們一時的奇思怪想，而是他們的性質決定了他們要被統治。一種政治製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時間，改造它也同樣如此。各種製度並沒有固有的優點，就它們本身而言，它們無所謂好壞。在特定的時刻對一個民族有益的製度，對另一個民族也許是極為有害的。
進一步說，一個民族並沒有真正改變其各種製度的能力。毫無疑問，以暴力革命為代價，它可以改變其名稱，但是其本質依然如故。名稱不過是些無用的符號，曆史學家在深入到事物的深層時，很少需要留意它們。正是因為如此，英國這個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1仍然生活在君主製的統治下，而經常表現得十分囂張的最具壓迫性的專製主義，卻是存在於那些原屬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國，盡管它們都有共和製的憲法。決定著各民族命運的是它們的性格，而不是它們的政府。我曾在前一本書中，通過提出典型事例來證實這一觀點。
因此，把時間浪費在炮製各種煞有介事的憲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戲，是無知的修辭學家毫無用處的勞動。必要性和時間承擔著完善憲政的責任，我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讓這兩個因素發揮作用。這就是盎格魯一薩克遜人採用的辦法，正像他們偉大的史學家麥考利在一段文字中告訴我們的，拉丁民族各國的政客們，應當由衷地學習這種方法。他指出，法律所能取得的一切好處，從純粹理性的角度看，表現出一片荒謬與矛盾，他然後又對拉丁民族一擁而上發瘋般製定出來的憲法文本與英國的憲法進行了比較。他指出，後者總是一點一滴慢慢地發生變化，影響來自必要性，而不是來自思辨式的推理：
從來不考慮是否嚴謹對稱，更多地是考慮它是否方便實用；從來不單純以不一致為理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感到有所不滿，絕對不加以變革；除非能夠消除這種不滿，絕對不進行革新；除了針對具體情況必須提供的條款之外，絕對不製定任何範圍更大的條款——這些原則，從約翰國王的時代直到維多利亞女王的時代，一直支配著我們250年的議會，使它變得從容不迫。要想說明各民族的法律和各項製度在多大程度上表達著每個種族的需要，沒有必要對其進行粗暴的變革，而要對它們逐一進行審查。例如，對集權製的優點和缺點，可以專注於哲學上的考究。但是，當我們看到，一個由不同種族構成的國民用了一千年時間來維護這種集權製；當我們看到，一場目的在於摧毀過去一切製度的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這種集權製，甚至使它進一步強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該承認它是迫切需要的產物，承認它是這個民族的生存條件。對於那些侈談毀掉這種製度的政客，我們應當對他們可憐的智力水平報以憐憫。如果他們碰巧做成了這件事，他們的成功立刻會預示著一場殘酷的內戰，這又會立刻帶來一種比舊政權更具壓迫性的新的集權製度。
從以上所述得出的結論是，深刻影響群體稟性的手段，不能到製度中去尋找。我們看到，有些國家，譬如美國，在民主製度下取得了高度繁榮，而另一些國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國，在極為相似的製度下，卻生活在可悲的混亂狀態之中。這時我們就應當承認，這種製度與一個民族的偉大和另一個民族的衰敗都是毫不相幹的。各民族是受著它們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與這種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過是一件借來的外套，一種暫時的偽裝。毫無疑問，為強行建立某些製度而進行的血腥戰爭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發生，而且還會繼續發生。人們就像對待聖人的遺骨一樣對待這些製度，賦予這些製度以創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製度反作用於群體的頭腦，它們才引發了這些大動蕩。然而其實並不是製度以這種方式產生了反作用，因為我們知道，不管成功或失敗，它們本身並沒有以這種方式產生反作用，因為它們本身並不具有那樣的能力。影響群眾頭腦的是各種幻想和詞語，尤其是詞語，它們的強大一如它們的荒誕，下麵我就簡單地揭示一下它們令人吃驚的影響。
（5）教育
在當前這個時代的主要觀念中，首當其衝的是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教育能夠使人大大改變，它會萬無一失地改造他們，甚至能夠把他們變成平等的人。這種主張被不斷地重複，僅僅這個事實就足以讓它最終成為最牢固的民主信條。如今要想擊敗這種觀念，就像過去擊敗教會一樣困難。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就像在許多其他問題上一樣，民主觀念與心理學和經驗的結論有著深刻的差異。包括赫伯特·斯賓塞在內的許多傑出哲學家，已經毫不費力地證明，教育既不會使人變得更道德，也不會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變他的本能，也不能改變他天生的熱情，而且有時——隻要進行不良引導即可——害處遠大於好處。統計學家已經為這種觀點提供了佐證，他們告訴我們，犯罪隨著教育，至少是某種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會的一些最壞的敵人，也是在學校獲獎者名單上有案可查的人。一位傑出的官員，阿道夫·吉約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裏指出，目前受過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是3ux）：iqx），在50年的時間裏，人口中的犯罪比例從每10萬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即增長了133％。他也像他的同事一樣注意到，年輕人犯罪增長得尤其多，而人盡皆知的是，法國為了他們，已經用免費義務製教育取代了交費製。
當然不能說，即使正確引導的教育，也不會造成十分有益的實際結果——誰也沒有堅持過這種主張。就算它不會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會有益於專業技能的發展。不幸的是，尤其在過去25年裏，拉丁民族把它們的教育製度建立在了十分錯誤的原則上，盡管有些最傑出的頭腦，如布呂爾、德·庫朗熱、泰納等許多人提出了意見，它們依然不思悔改。我本人在過去出版的一本書中指出，法國的教育製度把多數受過這種教育的人變成了社會的敵人，它讓無數學子加入了社會主義者的陣營。
這種製度——它可能很適合拉丁民族的稟性——的主要危險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即它以根本錯誤的心理學觀點為基礎，認為智力是通過一心學好教科書來提高的。由於接受了這種觀點，人們便盡可能強化許多手冊中的知識。從小學直到離開大學，一個年輕人隻能死記硬背書本，他的判斷力和個人主動性從來派不上用場。受教育對於他來說就是背書和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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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度能夠改正社會的弊端，國家的進步是改進位度與統治帶來的結果，社會變革可以用各種命令來實現——我認為這些想法仍然受到普遍的贊同。它們是法國大革命的起點，而且目前的各種社會學說也仍然以它為基礎。
最具連續性的經驗一直未能動搖這個重大的謬見。哲學家和史學家們枉費心機地想證明它的荒謬，不過他們卻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各種製度是觀念、感情和習俗的產物，而觀念、感情和習俗並不會隨著改寫法典而被一併改寫。一個民族並不能隨意選擇自己的製度，就像它不能隨意選擇自己的頭發和眼睛的顏色一樣。製度和政府都是種族的產物，它們並不是某個時代的創造者，而是由這個時代所創造。對各民族的統治，不是根據他們一時的奇思怪想，而是他們的性質決定了他們要被統治。一種政治製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時間，改造它也同樣如此。各種製度並沒有固有的優點，就它們本身而言，它們無所謂好壞。在特定的時刻對一個民族有益的製度，對另一個民族也許是極為有害的。
進一步說，一個民族並沒有真正改變其各種製度的能力。毫無疑問，以暴力革命為代價，它可以改變其名稱，但是其本質依然如故。名稱不過是些無用的符號，曆史學家在深入到事物的深層時，很少需要留意它們。正是因為如此，英國這個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1仍然生活在君主製的統治下，而經常表現得十分囂張的最具壓迫性的專製主義，卻是存在於那些原屬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國，盡管它們都有共和製的憲法。決定著各民族命運的是它們的性格，而不是它們的政府。我曾在前一本書中，通過提出典型事例來證實這一觀點。
因此，把時間浪費在炮製各種煞有介事的憲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戲，是無知的修辭學家毫無用處的勞動。必要性和時間承擔著完善憲政的責任，我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讓這兩個因素發揮作用。這就是盎格魯一薩克遜人採用的辦法，正像他們偉大的史學家麥考利在一段文字中告訴我們的，拉丁民族各國的政客們，應當由衷地學習這種方法。他指出，法律所能取得的一切好處，從純粹理性的角度看，表現出一片荒謬與矛盾，他然後又對拉丁民族一擁而上發瘋般製定出來的憲法文本與英國的憲法進行了比較。他指出，後者總是一點一滴慢慢地發生變化，影響來自必要性，而不是來自思辨式的推理：
從來不考慮是否嚴謹對稱，更多地是考慮它是否方便實用；從來不單純以不一致為理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感到有所不滿，絕對不加以變革；除非能夠消除這種不滿，絕對不進行革新；除了針對具體情況必須提供的條款之外，絕對不製定任何範圍更大的條款——這些原則，從約翰國王的時代直到維多利亞女王的時代，一直支配著我們250年的議會，使它變得從容不迫。要想說明各民族的法律和各項製度在多大程度上表達著每個種族的需要，沒有必要對其進行粗暴的變革，而要對它們逐一進行審查。例如，對集權製的優點和缺點，可以專注於哲學上的考究。但是，當我們看到，一個由不同種族構成的國民用了一千年時間來維護這種集權製；當我們看到，一場目的在於摧毀過去一切製度的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這種集權製，甚至使它進一步強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該承認它是迫切需要的產物，承認它是這個民族的生存條件。對於那些侈談毀掉這種製度的政客，我們應當對他們可憐的智力水平報以憐憫。如果他們碰巧做成了這件事，他們的成功立刻會預示著一場殘酷的內戰，這又會立刻帶來一種比舊政權更具壓迫性的新的集權製度。
從以上所述得出的結論是，深刻影響群體稟性的手段，不能到製度中去尋找。我們看到，有些國家，譬如美國，在民主製度下取得了高度繁榮，而另一些國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國，在極為相似的製度下，卻生活在可悲的混亂狀態之中。這時我們就應當承認，這種製度與一個民族的偉大和另一個民族的衰敗都是毫不相幹的。各民族是受著它們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與這種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過是一件借來的外套，一種暫時的偽裝。毫無疑問，為強行建立某些製度而進行的血腥戰爭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發生，而且還會繼續發生。人們就像對待聖人的遺骨一樣對待這些製度，賦予這些製度以創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製度反作用於群體的頭腦，它們才引發了這些大動蕩。然而其實並不是製度以這種方式產生了反作用，因為我們知道，不管成功或失敗，它們本身並沒有以這種方式產生反作用，因為它們本身並不具有那樣的能力。影響群眾頭腦的是各種幻想和詞語，尤其是詞語，它們的強大一如它們的荒誕，下麵我就簡單地揭示一下它們令人吃驚的影響。
（5）教育
在當前這個時代的主要觀念中，首當其衝的是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教育能夠使人大大改變，它會萬無一失地改造他們，甚至能夠把他們變成平等的人。這種主張被不斷地重複，僅僅這個事實就足以讓它最終成為最牢固的民主信條。如今要想擊敗這種觀念，就像過去擊敗教會一樣困難。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就像在許多其他問題上一樣，民主觀念與心理學和經驗的結論有著深刻的差異。包括赫伯特·斯賓塞在內的許多傑出哲學家，已經毫不費力地證明，教育既不會使人變得更道德，也不會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變他的本能，也不能改變他天生的熱情，而且有時——隻要進行不良引導即可——害處遠大於好處。統計學家已經為這種觀點提供了佐證，他們告訴我們，犯罪隨著教育，至少是某種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會的一些最壞的敵人，也是在學校獲獎者名單上有案可查的人。一位傑出的官員，阿道夫·吉約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裏指出，目前受過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是3ux）：iqx），在50年的時間裏，人口中的犯罪比例從每10萬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即增長了133％。他也像他的同事一樣注意到，年輕人犯罪增長得尤其多，而人盡皆知的是，法國為了他們，已經用免費義務製教育取代了交費製。
當然不能說，即使正確引導的教育，也不會造成十分有益的實際結果——誰也沒有堅持過這種主張。就算它不會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會有益於專業技能的發展。不幸的是，尤其在過去25年裏，拉丁民族把它們的教育製度建立在了十分錯誤的原則上，盡管有些最傑出的頭腦，如布呂爾、德·庫朗熱、泰納等許多人提出了意見，它們依然不思悔改。我本人在過去出版的一本書中指出，法國的教育製度把多數受過這種教育的人變成了社會的敵人，它讓無數學子加入了社會主義者的陣營。
這種製度——它可能很適合拉丁民族的稟性——的主要危險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即它以根本錯誤的心理學觀點為基礎，認為智力是通過一心學好教科書來提高的。由於接受了這種觀點，人們便盡可能強化許多手冊中的知識。從小學直到離開大學，一個年輕人隻能死記硬背書本，他的判斷力和個人主動性從來派不上用場。受教育對於他來說就是背書和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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