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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作者：[法]古斯塔夫·勒龐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對於人類及其行為中這個令人憎惡的方麵，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社會哲學家、政治理論學、政論記者以及有創造性的落魄小說家，都寫過大量的書和應時之作，勒龐的《烏合之眾》，不過是其中的一本而已。這本書出版的同一年，即1895年，布羅伊爾和弗洛伊德發表了他們的突破性力作（病病的研究），這是個可圈可點的巧合。兩本書的同時出現，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出於偶然，因為隻有在造成強調人類非理性的著作大量出現的相同社會條件下，這種思想相近的著作才完全有可能幾乎同時出現。
也許有人會否定這種說法，認為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麻煩，每個時代都會自以為麵對著理性的黎明或非理性的開端。然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它畢竟沒有說明這種時代的自我形象在19世紀下半葉的法國何以如此迅速地抓住了人心。迴顧19世紀50年代，由龔古爾兄弟組成的那個兩人文學小組，他們從未滿足於小組內的意見一致，一起預言患了貧血症的歐洲文明將遭受野蠻人的攻擊，這不是指那些在歐洲已經找不到的野蠻人，而是那些——在他們看來——粗野的工人，他們說，這些人會把自己的這項任務稱為"社會革命"，當時法國的人道主義知識分子——泰納、聖伯夫、諷刺作家"加瓦爾尼"、勒南，以及龔古爾兄弟生活和工作的那個圈子裏的其他人，全都對眼前的"道德衛生狀況"憂心忡忡，對未來的日子充滿疑慮。他們的預言在許多方麵都和勒龐這本書的內容沒有多大區別。例如泰鋼就預言說，20世紀的人會表現得活力有餘而悟性不足。
關於群眾行將發生的統治，還有著比這些模糊的預兆更多的現象，它們足以說明，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勒龐的思想註定會出現，即使他本人從本存在過。在這一點上最好的證明是，在同一時間，另一位社會心理學家，義大利人西蓋勒，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想，正如其中不少思想也由法國人塔爾德表述過一樣。大凡是兩三個人幾乎同時得出了相同的思想，經常會出現誰是思想先驅的爭執。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解釋了勒龐為什麽一再別有用心地重複他15年前就群體的"模仿"和"感情傳染"問題說過的話。他與西蓋勒不斷進行著或是公開——這是勒龐的典型風格——或是指桑罵槐的爭吵，後者在自己的（宗派心理動中直率而憤怒地自稱先驅，並說勒龐的《烏合之眾》"大部分顯然都是在抄襲我的著作"；在（犯罪群體）的第二版中，他又一時興起，抱怨勒龐"在討論群體心理時利用了我的觀點，卻對我隻字不提"，又說，哦一點也沒有正話反說的意思，我認為採用我的觀點卻不提我的名字，再沒有比這更高的讚揚了，"對此我沒有絲毫的懷疑"。我們當然沒有興趣為這些一度頗為激昂的優先機聲明做出宣判，這種事後的判決，是那些有知識成就的重要法官，那些思想史專家的事情。在西蓋勒和勒龐以及——在較小的程度上——塔爾德之間的爭吵，對我們的意義僅僅在於，許多人同時有著基本相同的思想，並且至少部分地相互獨立存在，這證明了這些思想幾乎必然出現，因為文化遺產中已經為它積累起了知識前提，還因為受著社會引導的興趣，已經把思想家們的注意力轉向了能夠產生這些思想的問題。
有相當嚴格的證據，而不是道聽途說，可以使我們認為，勒龐的著作部分地反映著當時的文化氛圍。迴憶一下17世紀格蘭維爾的氣象學比喻吧，在20世紀懷特海使它複活之前，它一直默默無聞。形成一種輿論氣氛的思想，迎合了人們的趣味，這並非出於偶然。這種氣氛所以能夠普及，是因為深層社會結構出現的變化，是因為這個結構由於各種壓力和緊張關係已在咯咯作響，或是因為嚴重的震蕩和變化使一些人們所接受的思想有了意義，或使一些與當前無關的思想變得不合時宜。（它們還會頑強地表現自己，因為並不是文化中的一切都嚴格地受社會結構的決定，還因為同律的結構壓力對該結構中地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意義。）一般而言，思想的創造性以及這種思想的普及，需要同樣的社會條件。具體而言，我認為，使勒龐的言論和思想迅速得到普及的那些重大曆史事件，也就是對他提出那些思想起了很大作用的事件。同樣是這些事件，使勒龐和他的聽眾之間產生了共鳴。
隻要稍微看一下勒龐度過其漫長一生的曆史背景，便可明白為什麽他對群體中的個人的描述對於他本人和他的讀者都深具意義，以及他為何根本沒有機會對這種描述做重大的修改。勒龐生於1841年。那個人們本來以為具有革命精神的國王，路易·菲利普，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保守派，這反而激起了改頭換麵的激進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傳播。當勒龐還是個7歲大的孩子時，巴黎打起了街壘戰並導致國王迅速退位。在六月起義的慘烈巷戰後，路易·波拿巴親王取代國王，成了第二共和國的總統。當時他還無法理解路易·波拿巴如何巧妙地利用民眾，把總統職位變成了皇位，以拿破崙三世的稱號傲慢地統治著第二帝國。不過後來，到了19世紀m年代，勒龐顯然贊同這位皇帝安撫民心的十年統治——他是想避免民眾的反叛，隻希望巴黎的老百姓在經曆了色當慘敗後能夠把歐洲忘掉。在1871年的公社期間，激進派以及共和派、普魯東派和布朗基派等一夥烏合之眾短暫地掌握了政權，勒龐對此深感憂慮。對於這次反叛，馬克思懷著自相矛盾的心情，既說它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又認為它是工人為自己的權利而舉行起義的預演，是他們最終獲得解放的序曲。作為一名成熟但並不總是十分敏銳的觀察家，勒龐目睹了1870年成立的第三共和國的審判、那些走馬燈一般的政府更迭，以及為了統治群眾而藉助於蠱惑人心的努力（有時也確實奏效了）。尤其重要的是，對不久之後便要動筆的著作十分有利，勒龐親眼目睹了那個優柔寡斷而又好戰的煽動家布朗熱將軍迅速取得潛在勢力的過程，他在1886年7月14日，就像那位"馬背上的人"一樣，騎著自己那匹名為"突尼西亞"的戰馬闖進了曆史。
勒龐在全書中隻提到了布朗熱兩次，一次提到他的名字，另一次隻是間接的暗示，英譯本的譯者因為拿不準讀者是否記得那段曆史，認為有必要加上一條指名道姓的注釋。後麵這個暗示表明，勒龐本人作為一個即使說不上心驚膽戰也可說是十分沮喪的保守派，對群體及其社會心理學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對發生在自己麵前事情的觀察上的。勒龐這樣寫道：
群體很容易做出劊子手的行動，同樣也很容易慷慨赴義（這種有關矛盾心理的論述令弗洛伊德感到親切）。正是群體，為每一種信仰的勝利而不惜血流成河（然後勒龐又補充了與我們的目的十分相符的話）。若想了解群體在這方麵能幹出什麽事情，不必迴顧英雄主義的時代。他們在起義中從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名聲大噪的將軍，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上萬人，隻要他一聲令下，他們就會為他的事業犧牲性命。（見本書第1卷第2章第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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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人會否定這種說法，認為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麻煩，每個時代都會自以為麵對著理性的黎明或非理性的開端。然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它畢竟沒有說明這種時代的自我形象在19世紀下半葉的法國何以如此迅速地抓住了人心。迴顧19世紀50年代，由龔古爾兄弟組成的那個兩人文學小組，他們從未滿足於小組內的意見一致，一起預言患了貧血症的歐洲文明將遭受野蠻人的攻擊，這不是指那些在歐洲已經找不到的野蠻人，而是那些——在他們看來——粗野的工人，他們說，這些人會把自己的這項任務稱為"社會革命"，當時法國的人道主義知識分子——泰納、聖伯夫、諷刺作家"加瓦爾尼"、勒南，以及龔古爾兄弟生活和工作的那個圈子裏的其他人，全都對眼前的"道德衛生狀況"憂心忡忡，對未來的日子充滿疑慮。他們的預言在許多方麵都和勒龐這本書的內容沒有多大區別。例如泰鋼就預言說，20世紀的人會表現得活力有餘而悟性不足。
關於群眾行將發生的統治，還有著比這些模糊的預兆更多的現象，它們足以說明，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勒龐的思想註定會出現，即使他本人從本存在過。在這一點上最好的證明是，在同一時間，另一位社會心理學家，義大利人西蓋勒，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想，正如其中不少思想也由法國人塔爾德表述過一樣。大凡是兩三個人幾乎同時得出了相同的思想，經常會出現誰是思想先驅的爭執。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解釋了勒龐為什麽一再別有用心地重複他15年前就群體的"模仿"和"感情傳染"問題說過的話。他與西蓋勒不斷進行著或是公開——這是勒龐的典型風格——或是指桑罵槐的爭吵，後者在自己的（宗派心理動中直率而憤怒地自稱先驅，並說勒龐的《烏合之眾》"大部分顯然都是在抄襲我的著作"；在（犯罪群體）的第二版中，他又一時興起，抱怨勒龐"在討論群體心理時利用了我的觀點，卻對我隻字不提"，又說，哦一點也沒有正話反說的意思，我認為採用我的觀點卻不提我的名字，再沒有比這更高的讚揚了，"對此我沒有絲毫的懷疑"。我們當然沒有興趣為這些一度頗為激昂的優先機聲明做出宣判，這種事後的判決，是那些有知識成就的重要法官，那些思想史專家的事情。在西蓋勒和勒龐以及——在較小的程度上——塔爾德之間的爭吵，對我們的意義僅僅在於，許多人同時有著基本相同的思想，並且至少部分地相互獨立存在，這證明了這些思想幾乎必然出現，因為文化遺產中已經為它積累起了知識前提，還因為受著社會引導的興趣，已經把思想家們的注意力轉向了能夠產生這些思想的問題。
有相當嚴格的證據，而不是道聽途說，可以使我們認為，勒龐的著作部分地反映著當時的文化氛圍。迴憶一下17世紀格蘭維爾的氣象學比喻吧，在20世紀懷特海使它複活之前，它一直默默無聞。形成一種輿論氣氛的思想，迎合了人們的趣味，這並非出於偶然。這種氣氛所以能夠普及，是因為深層社會結構出現的變化，是因為這個結構由於各種壓力和緊張關係已在咯咯作響，或是因為嚴重的震蕩和變化使一些人們所接受的思想有了意義，或使一些與當前無關的思想變得不合時宜。（它們還會頑強地表現自己，因為並不是文化中的一切都嚴格地受社會結構的決定，還因為同律的結構壓力對該結構中地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意義。）一般而言，思想的創造性以及這種思想的普及，需要同樣的社會條件。具體而言，我認為，使勒龐的言論和思想迅速得到普及的那些重大曆史事件，也就是對他提出那些思想起了很大作用的事件。同樣是這些事件，使勒龐和他的聽眾之間產生了共鳴。
隻要稍微看一下勒龐度過其漫長一生的曆史背景，便可明白為什麽他對群體中的個人的描述對於他本人和他的讀者都深具意義，以及他為何根本沒有機會對這種描述做重大的修改。勒龐生於1841年。那個人們本來以為具有革命精神的國王，路易·菲利普，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保守派，這反而激起了改頭換麵的激進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傳播。當勒龐還是個7歲大的孩子時，巴黎打起了街壘戰並導致國王迅速退位。在六月起義的慘烈巷戰後，路易·波拿巴親王取代國王，成了第二共和國的總統。當時他還無法理解路易·波拿巴如何巧妙地利用民眾，把總統職位變成了皇位，以拿破崙三世的稱號傲慢地統治著第二帝國。不過後來，到了19世紀m年代，勒龐顯然贊同這位皇帝安撫民心的十年統治——他是想避免民眾的反叛，隻希望巴黎的老百姓在經曆了色當慘敗後能夠把歐洲忘掉。在1871年的公社期間，激進派以及共和派、普魯東派和布朗基派等一夥烏合之眾短暫地掌握了政權，勒龐對此深感憂慮。對於這次反叛，馬克思懷著自相矛盾的心情，既說它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又認為它是工人為自己的權利而舉行起義的預演，是他們最終獲得解放的序曲。作為一名成熟但並不總是十分敏銳的觀察家，勒龐目睹了1870年成立的第三共和國的審判、那些走馬燈一般的政府更迭，以及為了統治群眾而藉助於蠱惑人心的努力（有時也確實奏效了）。尤其重要的是，對不久之後便要動筆的著作十分有利，勒龐親眼目睹了那個優柔寡斷而又好戰的煽動家布朗熱將軍迅速取得潛在勢力的過程，他在1886年7月14日，就像那位"馬背上的人"一樣，騎著自己那匹名為"突尼西亞"的戰馬闖進了曆史。
勒龐在全書中隻提到了布朗熱兩次，一次提到他的名字，另一次隻是間接的暗示，英譯本的譯者因為拿不準讀者是否記得那段曆史，認為有必要加上一條指名道姓的注釋。後麵這個暗示表明，勒龐本人作為一個即使說不上心驚膽戰也可說是十分沮喪的保守派，對群體及其社會心理學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對發生在自己麵前事情的觀察上的。勒龐這樣寫道：
群體很容易做出劊子手的行動，同樣也很容易慷慨赴義（這種有關矛盾心理的論述令弗洛伊德感到親切）。正是群體，為每一種信仰的勝利而不惜血流成河（然後勒龐又補充了與我們的目的十分相符的話）。若想了解群體在這方麵能幹出什麽事情，不必迴顧英雄主義的時代。他們在起義中從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以前，一位突然名聲大噪的將軍，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上萬人，隻要他一聲令下，他們就會為他的事業犧牲性命。（見本書第1卷第2章第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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