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總是有它的兩麵性。袁崇煥的豐功偉績及曠世奇冤背後，也有其性格的因素。從一介書生，迅速崛起為邊疆重臣，說明袁崇煥有著非凡的軍事才能和敢做敢為的性格。在一個自命不凡而多疑的崇禎皇帝看來，袁崇煥的才能是值得重用的，也同樣是需要防範的。所以，當明末政治盛行虛矯愛國之氣，而又不敢相信袁崇煥不會通敵時，袁崇煥就必死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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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做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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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1584—1630），字元素，東莞人。據一些學者的考證，袁崇煥大約在三歲左右便離開東莞來到廣西藤縣的蓮塘村生活。二十年後，袁崇煥迴過東莞一次，寫下《登賢書後迴東莞謁墓》。所謂“登賢書”，即中了舉人。大概中舉之後，袁崇煥例當衣錦還鄉，迴東莞謁祖墓。詩中說：“少小辭鄉國，飄零二十年。”不過，袁崇煥中進士的年齡似乎不小。他是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中進士，隨後被授予福建邵武縣知縣一職。這一年，袁崇煥已經三十六歲了。知縣的職位雖小，但卻很有可能被選為位卑權重的禦史或給事中，可以幹一番事業。看來，袁崇煥的前途一片光明。
袁崇煥雖是一介書生，卻不願做一個腐儒。他對於軍事的興趣，似乎遠遠超過了按部就班地升官的願望。在明末社會中，談論兵事是一件非常時髦的事情。據說，天啟年間浙江鄉試中策論的題目就是關於“遼東兵事”的。像陳子龍、徐孚遠等鬆江名士，都是喜歡談論兵法的。
袁崇煥做官的那一年，明朝軍隊與後金軍隊在薩爾滸發生了一場重大戰役。明朝調集全國的精銳部隊共約十萬人，而後金亦集八旗精銳共六萬人。決戰的結果是：明朝將領陣亡三百一十多人，兵士陣亡四萬五千八百餘人，損失戰馬二萬八千匹；後金傷亡僅數百人。一貫自大的明王朝，終於感受到來自東北的巨大壓力。內閣首輔方從哲請求皇帝召開九卿科道會議，共圖良策，以圖保衛遼東。遠在前線的經略楊鎬，也作為戰敗的主要責任者被逮進了詔獄。袁崇煥這時正在北京參加會試，自然受到這種情勢的感染。他中進士後雖然遠赴東南的福建邵武縣任職，但依舊關心軍事問題。據說，袁崇煥“為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每次遇到退伍的將校或者老兵，都要向他們請教邊塞的形勢。所以，袁崇煥也始終“以邊才自許”。
天啟元年（1621），東北的戰事更趨惡化：瀋陽、遼陽相繼失守，遼東盡失。天啟二年（1622），身為地方官的袁崇煥按慣例朝覲，即向朝廷述職。禦史侯恂知曉袁崇煥的軍事才能，便請求朝廷對袁崇煥破格錄用，於是袁崇煥被升為兵部職方司主事。兵部職方司“掌輿圖、軍製、城隍、鎮戍、簡練、征討之事”，主事是正六品的官員。從七品的地方官，升為六品的京官，而且是在負責軍事的兵部任職，袁崇煥自然欣喜。不久，廣寧衛（今遼寧北寧）失陷。群臣討論是否要退守山海關（今河北秦皇島東北）。袁崇煥便單槍匹馬跑到山海關，勘探了幾天形勢。在京群臣還都說袁主事不知去了哪裏的時候，袁崇煥卻已從山海關迴來。這次遠行，使袁崇煥對於山海關的形勢有了深刻的理解。他說：“隻要給我軍馬錢糧，我一人就足夠擔當守關之任。”相較袖手空談的一幫文臣，袁崇煥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氣魄和膽量，也贏得了大家的讚許。他的軍事才能逐漸為廷臣們所接受，再一次得到提升，升為僉事，監關外軍。不久，經略王在晉派袁崇煥出關，充當駐守在廣寧中前所（山海關東北麵三十五裏處）的參將周守廉的監軍。
充當關外明軍的監軍，袁崇煥的軍事生涯正式開始了。在這一段時間，他有幾件事情是應當值得人們注意的：一是他不畏艱險的膽量；二是他主守寧遠（今遼寧興城）的戰略眼光；三是他果於用法的性格。當時，經略王在晉派袁崇煥去廣寧前屯衛負責安置流離失所的遼人。廣寧前屯衛在廣寧中前所東北麵，距山海關約二十五公裏左右，其間荊棘叢生，虎豹出沒。袁崇煥在接到命令之後，立即乘夜出發，淩晨入城，駐防將士們“莫不壯其膽”，深為佩服。王在晉對袁崇煥也是更為倚重，將他提升為寧前兵備僉事。
但是，袁崇煥卻認為王在晉“無遠略”，在一些戰略性的問題上與王在晉有分歧，對王的命令也不盡遵行。當時，負責東北防務的軍事領導是經略王在晉、薊督王象幹。王象幹的想法是，安撫蒙古，以捍東陲。王在晉的想法則是，專守山海關，而守山海關的措施，是在山海關東北麵不遠的八裏舖再修一座城池，派四萬人防守，作為山海關的屏障。麵對王在晉這種一味收縮防守的策略，力圖在遼東戰事中有所作為的袁崇煥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寫報告給首輔葉向高說，王在晉這樣的做法，無疑是棄十三山（今遼寧錦縣東北）的十幾萬難民於不顧。他要求朝廷在寧遠設防，進可以據錦州，作為十三山難民之聲援，退可以據守寧遠城。朝廷對此猶豫不決，遂派大學士孫承宗巡視邊關，解決此事。孫承宗到達山海關，即命王象幹派兵援助十三山難民，而王象幹認為山海關守軍新敗之後，無力再戰，隻派了三千人前往援助。王在晉也坐視不救，遂使十三山的十餘萬難民僅有六千人脫逃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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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做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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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1584—1630），字元素，東莞人。據一些學者的考證，袁崇煥大約在三歲左右便離開東莞來到廣西藤縣的蓮塘村生活。二十年後，袁崇煥迴過東莞一次，寫下《登賢書後迴東莞謁墓》。所謂“登賢書”，即中了舉人。大概中舉之後，袁崇煥例當衣錦還鄉，迴東莞謁祖墓。詩中說：“少小辭鄉國，飄零二十年。”不過，袁崇煥中進士的年齡似乎不小。他是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中進士，隨後被授予福建邵武縣知縣一職。這一年，袁崇煥已經三十六歲了。知縣的職位雖小，但卻很有可能被選為位卑權重的禦史或給事中，可以幹一番事業。看來，袁崇煥的前途一片光明。
袁崇煥雖是一介書生，卻不願做一個腐儒。他對於軍事的興趣，似乎遠遠超過了按部就班地升官的願望。在明末社會中，談論兵事是一件非常時髦的事情。據說，天啟年間浙江鄉試中策論的題目就是關於“遼東兵事”的。像陳子龍、徐孚遠等鬆江名士，都是喜歡談論兵法的。
袁崇煥做官的那一年，明朝軍隊與後金軍隊在薩爾滸發生了一場重大戰役。明朝調集全國的精銳部隊共約十萬人，而後金亦集八旗精銳共六萬人。決戰的結果是：明朝將領陣亡三百一十多人，兵士陣亡四萬五千八百餘人，損失戰馬二萬八千匹；後金傷亡僅數百人。一貫自大的明王朝，終於感受到來自東北的巨大壓力。內閣首輔方從哲請求皇帝召開九卿科道會議，共圖良策，以圖保衛遼東。遠在前線的經略楊鎬，也作為戰敗的主要責任者被逮進了詔獄。袁崇煥這時正在北京參加會試，自然受到這種情勢的感染。他中進士後雖然遠赴東南的福建邵武縣任職，但依舊關心軍事問題。據說，袁崇煥“為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每次遇到退伍的將校或者老兵，都要向他們請教邊塞的形勢。所以，袁崇煥也始終“以邊才自許”。
天啟元年（1621），東北的戰事更趨惡化：瀋陽、遼陽相繼失守，遼東盡失。天啟二年（1622），身為地方官的袁崇煥按慣例朝覲，即向朝廷述職。禦史侯恂知曉袁崇煥的軍事才能，便請求朝廷對袁崇煥破格錄用，於是袁崇煥被升為兵部職方司主事。兵部職方司“掌輿圖、軍製、城隍、鎮戍、簡練、征討之事”，主事是正六品的官員。從七品的地方官，升為六品的京官，而且是在負責軍事的兵部任職，袁崇煥自然欣喜。不久，廣寧衛（今遼寧北寧）失陷。群臣討論是否要退守山海關（今河北秦皇島東北）。袁崇煥便單槍匹馬跑到山海關，勘探了幾天形勢。在京群臣還都說袁主事不知去了哪裏的時候，袁崇煥卻已從山海關迴來。這次遠行，使袁崇煥對於山海關的形勢有了深刻的理解。他說：“隻要給我軍馬錢糧，我一人就足夠擔當守關之任。”相較袖手空談的一幫文臣，袁崇煥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氣魄和膽量，也贏得了大家的讚許。他的軍事才能逐漸為廷臣們所接受，再一次得到提升，升為僉事，監關外軍。不久，經略王在晉派袁崇煥出關，充當駐守在廣寧中前所（山海關東北麵三十五裏處）的參將周守廉的監軍。
充當關外明軍的監軍，袁崇煥的軍事生涯正式開始了。在這一段時間，他有幾件事情是應當值得人們注意的：一是他不畏艱險的膽量；二是他主守寧遠（今遼寧興城）的戰略眼光；三是他果於用法的性格。當時，經略王在晉派袁崇煥去廣寧前屯衛負責安置流離失所的遼人。廣寧前屯衛在廣寧中前所東北麵，距山海關約二十五公裏左右，其間荊棘叢生，虎豹出沒。袁崇煥在接到命令之後，立即乘夜出發，淩晨入城，駐防將士們“莫不壯其膽”，深為佩服。王在晉對袁崇煥也是更為倚重，將他提升為寧前兵備僉事。
但是，袁崇煥卻認為王在晉“無遠略”，在一些戰略性的問題上與王在晉有分歧，對王的命令也不盡遵行。當時，負責東北防務的軍事領導是經略王在晉、薊督王象幹。王象幹的想法是，安撫蒙古，以捍東陲。王在晉的想法則是，專守山海關，而守山海關的措施，是在山海關東北麵不遠的八裏舖再修一座城池，派四萬人防守，作為山海關的屏障。麵對王在晉這種一味收縮防守的策略，力圖在遼東戰事中有所作為的袁崇煥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寫報告給首輔葉向高說，王在晉這樣的做法，無疑是棄十三山（今遼寧錦縣東北）的十幾萬難民於不顧。他要求朝廷在寧遠設防，進可以據錦州，作為十三山難民之聲援，退可以據守寧遠城。朝廷對此猶豫不決，遂派大學士孫承宗巡視邊關，解決此事。孫承宗到達山海關，即命王象幹派兵援助十三山難民，而王象幹認為山海關守軍新敗之後，無力再戰，隻派了三千人前往援助。王在晉也坐視不救，遂使十三山的十餘萬難民僅有六千人脫逃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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