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戚繼光的治軍理論中,“練將”是極重要的一個環節。他認為,一個優秀的將領,必須是德、才、識、藝兼備,而以德為先。沒有德的將領,就是沒有“將心”的將領,最後可能會墮落成“驕將”。將領必須具有知識,文武兼備。因此,他提出要加強對各地武學的儒學教育,讓學生們在嫻習武藝的同時,能有更好的識見。
二、關於戰爭。戚繼光非常重視戰爭中的給養問題。他認為,保證足夠的軍用物資的供應,是保持軍隊在戰爭中主動性的首要條件。為此,他在平時的行軍中,要求每隊都必須有常備的夥頭軍、行軍用的鍋。每個士兵在行軍中都必須帶上幹糧和行裝。一旦作戰,要做到件件齊備,“一器不乏”。其次,戚繼光重視“行軍快速”。在對敵作戰中,軍隊必須靈活應變,攻敵之無備,出敵之不意。戚繼光要求軍隊要能在最短的時間裏接受調動,集結最優勢的兵力,迅速殲滅敵人。《明史》稱戚繼光作戰“飆(biāo)發電舉,屢摧大寇”,就說明了戚家軍具有高度的機動性。再次,戚繼光非常重視戰爭中的武器。例如,在浙江沿海平倭的那一階段,戚繼光特別重視火器的運用;在鎮守薊州的時候,由於蒙古騎兵移動迅速以及北風的原因,戚繼光明白火器的使用相對受到限製,就特別強調要發展車兵。他說,與蒙古軍隊作戰,當以車兵為正兵,依託戰車,結成車營,以抵擋蒙古騎兵的衝擊,而步兵則以戰車為掩護,同時可以保護戰車,騎兵作為奇兵可以抄襲敵人的後路。這樣,麵對敵人騎兵的衝擊,車兵們可以結車為險,儼若一座移動的小城,各兵種協同作戰。此外,戚繼光特別重視兵器之間的搭配使用。例如,要對付倭寇的鋒利倭刀,要多使用狼筅(xiǎn)、大棒、長槍等長兵器;對於火器,他改變以前火器笨重的毛病,在規格、口徑、鉛彈大小、彈藥分量上都做了明確的規定,使火器成為戚家軍用以克敵致勝的重要武器。
戚繼光的軍事思想,在後來的軍事實踐中曾起過巨大的作用。據說,在戚繼光離開薊鎮後的數十年中,“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他所訓練出來的南兵,在萬曆年間的援朝戰爭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當時的總兵李如鬆就說,平壤大捷所用的戰法,“乃戚將軍《紀效新書》,本是禦倭之法,所以全勝”。清代曾國藩的湘軍,就是“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按戚繼光的募兵製度、訓練思想、軍隊紀律、作戰戰術而組建的。據說,太平天國起義軍的後期軍事領袖李秀成也非常推崇戚繼光,案頭常存一部《紀效新書》。
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軍事家,晚年卻被朝廷棄用。在萬曆十一年從薊州調往廣東之後,戚繼光數度萌發歸隱的念頭。沒有首輔張居正的照顧,戚繼光或許自感政治上也沒有什麽前途,倒有了“鳥盡弓藏”的想法了。這時期,他的詩文中有“君恩自是優功狗,世事渾如看紙鳶”一句,自況“功狗”,很難說他沒有“狡兔死,走狗烹”的牢騷。萬曆十三年(1585)冬天,戚繼光告老,得到神宗的批準,迴到了山東老家。在老家,戚繼光所能做的,也就像所有的致仕官僚一樣,修家廟,整理文集,再做點慈善事業,以此來排遣晚年的寂寞。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戚繼光在家鄉病逝,年六十。死前,他在奉於家廟的一篇祝文中寫道:“遊子三十年行間,先後南北水陸大小百餘戰,未嚐遭一劫。”三十年的軍事生涯,在戚繼光的筆下,如此的輕鬆,但又似乎格外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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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範中義:《戚繼光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2)範中義、仝晰綱:《明代倭寇史略》,中華書局,2004年
(3)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中華書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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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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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為官的十餘年,就像一幕大劇,混合著各種各樣的元素:監軍、紅夷大炮、孤城抗敵、尚方寶劍、擅殺、勤王、反間、見駕被擒、下獄、磔死(磔,zhé,指古代一種分裂肢體的酷刑)、奇冤。一個人完不成一幕大劇,在主角袁崇煥身邊,崇禎皇帝、努爾哈赤、皇太極、毛文龍、滿桂、祖大壽、錢龍錫等人紛紛配合出場,而演出的背景則是後金與明廷之間的交戰以及明末黨爭。
無疑,這是一幕大悲劇,以袁崇煥被磔死結尾,伴隨著明廷東北防務的一蹶不振。然而,悲劇的主角在明朝末年一直沒有得到過同情。據說,崇禎十四年(1641)時有一個叫梁非馨的人,上疏白袁崇煥之冤,朝廷有賜葬之舉。但是,此事很少為人所知。據清代學者全祖望的考證,南明弘光帝、永曆帝都曾有昭雪袁崇煥之意。永曆帝還追諡袁崇煥為“襄湣”。不過,南明小朝廷僻居一地,影響不大。直到清朝編修《明史》,編修者檢閱《清太宗實錄》,才發現袁崇煥被冤殺的背後,竟有著清太宗皇太極的反間計。
幹隆四十七年(1782),幹隆皇帝給軍機大臣下諭旨說:“我昨天批閱《明史》,發現明朝袁崇煥督師薊、遼,雖然是與我朝為敵,但卻能忠於所事。那時明朝主暗政昏,不能讓他盡其忠誠,以致身遭重刑,深可憫惻。”隨後,幹隆皇帝命廣東巡撫查尋袁崇煥後裔,加以撫恤。至此,袁崇煥的冤屈才漸漸為人所知。民國初年,北京建袁督師廟,廟內正中塑袁崇煥石刻像,石刻像上懸袁崇煥手跡“聽雨”一額。梁啓超先生首開袁崇煥研究之學,稱袁崇煥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千古軍人模範”。此後,袁崇煥的形象漸趨偉大。今天,對袁崇煥的研究已經涉及其各個方麵,包括袁崇煥的籍貫、後裔、軍事業績、議和、殺毛文龍、詩文、文物故跡等。這些研究成果,豐富了我們對袁崇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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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戰爭。戚繼光非常重視戰爭中的給養問題。他認為,保證足夠的軍用物資的供應,是保持軍隊在戰爭中主動性的首要條件。為此,他在平時的行軍中,要求每隊都必須有常備的夥頭軍、行軍用的鍋。每個士兵在行軍中都必須帶上幹糧和行裝。一旦作戰,要做到件件齊備,“一器不乏”。其次,戚繼光重視“行軍快速”。在對敵作戰中,軍隊必須靈活應變,攻敵之無備,出敵之不意。戚繼光要求軍隊要能在最短的時間裏接受調動,集結最優勢的兵力,迅速殲滅敵人。《明史》稱戚繼光作戰“飆(biāo)發電舉,屢摧大寇”,就說明了戚家軍具有高度的機動性。再次,戚繼光非常重視戰爭中的武器。例如,在浙江沿海平倭的那一階段,戚繼光特別重視火器的運用;在鎮守薊州的時候,由於蒙古騎兵移動迅速以及北風的原因,戚繼光明白火器的使用相對受到限製,就特別強調要發展車兵。他說,與蒙古軍隊作戰,當以車兵為正兵,依託戰車,結成車營,以抵擋蒙古騎兵的衝擊,而步兵則以戰車為掩護,同時可以保護戰車,騎兵作為奇兵可以抄襲敵人的後路。這樣,麵對敵人騎兵的衝擊,車兵們可以結車為險,儼若一座移動的小城,各兵種協同作戰。此外,戚繼光特別重視兵器之間的搭配使用。例如,要對付倭寇的鋒利倭刀,要多使用狼筅(xiǎn)、大棒、長槍等長兵器;對於火器,他改變以前火器笨重的毛病,在規格、口徑、鉛彈大小、彈藥分量上都做了明確的規定,使火器成為戚家軍用以克敵致勝的重要武器。
戚繼光的軍事思想,在後來的軍事實踐中曾起過巨大的作用。據說,在戚繼光離開薊鎮後的數十年中,“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他所訓練出來的南兵,在萬曆年間的援朝戰爭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當時的總兵李如鬆就說,平壤大捷所用的戰法,“乃戚將軍《紀效新書》,本是禦倭之法,所以全勝”。清代曾國藩的湘軍,就是“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按戚繼光的募兵製度、訓練思想、軍隊紀律、作戰戰術而組建的。據說,太平天國起義軍的後期軍事領袖李秀成也非常推崇戚繼光,案頭常存一部《紀效新書》。
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軍事家,晚年卻被朝廷棄用。在萬曆十一年從薊州調往廣東之後,戚繼光數度萌發歸隱的念頭。沒有首輔張居正的照顧,戚繼光或許自感政治上也沒有什麽前途,倒有了“鳥盡弓藏”的想法了。這時期,他的詩文中有“君恩自是優功狗,世事渾如看紙鳶”一句,自況“功狗”,很難說他沒有“狡兔死,走狗烹”的牢騷。萬曆十三年(1585)冬天,戚繼光告老,得到神宗的批準,迴到了山東老家。在老家,戚繼光所能做的,也就像所有的致仕官僚一樣,修家廟,整理文集,再做點慈善事業,以此來排遣晚年的寂寞。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戚繼光在家鄉病逝,年六十。死前,他在奉於家廟的一篇祝文中寫道:“遊子三十年行間,先後南北水陸大小百餘戰,未嚐遭一劫。”三十年的軍事生涯,在戚繼光的筆下,如此的輕鬆,但又似乎格外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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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範中義:《戚繼光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2)範中義、仝晰綱:《明代倭寇史略》,中華書局,2004年
(3)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中華書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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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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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為官的十餘年,就像一幕大劇,混合著各種各樣的元素:監軍、紅夷大炮、孤城抗敵、尚方寶劍、擅殺、勤王、反間、見駕被擒、下獄、磔死(磔,zhé,指古代一種分裂肢體的酷刑)、奇冤。一個人完不成一幕大劇,在主角袁崇煥身邊,崇禎皇帝、努爾哈赤、皇太極、毛文龍、滿桂、祖大壽、錢龍錫等人紛紛配合出場,而演出的背景則是後金與明廷之間的交戰以及明末黨爭。
無疑,這是一幕大悲劇,以袁崇煥被磔死結尾,伴隨著明廷東北防務的一蹶不振。然而,悲劇的主角在明朝末年一直沒有得到過同情。據說,崇禎十四年(1641)時有一個叫梁非馨的人,上疏白袁崇煥之冤,朝廷有賜葬之舉。但是,此事很少為人所知。據清代學者全祖望的考證,南明弘光帝、永曆帝都曾有昭雪袁崇煥之意。永曆帝還追諡袁崇煥為“襄湣”。不過,南明小朝廷僻居一地,影響不大。直到清朝編修《明史》,編修者檢閱《清太宗實錄》,才發現袁崇煥被冤殺的背後,竟有著清太宗皇太極的反間計。
幹隆四十七年(1782),幹隆皇帝給軍機大臣下諭旨說:“我昨天批閱《明史》,發現明朝袁崇煥督師薊、遼,雖然是與我朝為敵,但卻能忠於所事。那時明朝主暗政昏,不能讓他盡其忠誠,以致身遭重刑,深可憫惻。”隨後,幹隆皇帝命廣東巡撫查尋袁崇煥後裔,加以撫恤。至此,袁崇煥的冤屈才漸漸為人所知。民國初年,北京建袁督師廟,廟內正中塑袁崇煥石刻像,石刻像上懸袁崇煥手跡“聽雨”一額。梁啓超先生首開袁崇煥研究之學,稱袁崇煥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千古軍人模範”。此後,袁崇煥的形象漸趨偉大。今天,對袁崇煥的研究已經涉及其各個方麵,包括袁崇煥的籍貫、後裔、軍事業績、議和、殺毛文龍、詩文、文物故跡等。這些研究成果,豐富了我們對袁崇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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