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薊鎮的幾年裏，戚繼光完成了一部軍事著作——《練兵實紀》。在書中，戚繼光係統地提出了他的練兵理論。他認為，關於練兵，一要重視對士兵的平日訓練，二是要循序漸進，不能急於求成。他認為，士兵們應當重視平日裏的教場操練，把訓練當作真正臨陣抵敵一般來體驗，甚至平時不訓練的時候也要“一心想著殺賊，蓄養銳氣，軍容整齊”。練習之法，先練“伍法”，即隊伍之間的整合，其次練膽氣，再次練耳目，再次練手足，最後練營陣。首練伍法，看得出戚繼光對於軍紀的強調，而對於士兵的個人能力，卻是首重“膽氣”。這種理論說明戚繼光是一個非常重視精神訓練的將領。他練兵，不是練單純的武藝，而是要練就一種軍魂，一種氣魄。
薊州練兵收到的效果非常明顯。當隆慶六年（1572）汪道昆代表朝廷巡視薊鎮時，戚繼光在湯泉（今河北遵化縣北）組織了一次有十萬士兵參與的演習。演習規模之大，氣勢之偉，令親自觀看演習的戚繼光本人都深受感染，有“中心實屬恍惚”之嘆，相信“邊事真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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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北：朔風邊酒不成醉 落葉歸鴉無數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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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蒙古俺答汗與明廷講和，被封為順義王，宣府、大同以西邊疆相對來說比較平定。騷擾邊疆的隻是東部一些小部落。經常侵犯薊鎮一帶的是朵顏部的酋長董狐狸。然而，麵對軍容齊整的戚繼光部隊，董狐狸隻是一次一次地失敗，最後不得不在萬曆三年（1575）與明廷講和，雙方通貢互市。此後雖然偶爾會有一些戰事，但是，戚繼光與李成梁分別鎮守的薊州、遼東，始終固若金湯，保障了明廷東北邊境的安全，而薊州軍容之盛，也為諸邊之冠。據《明史》記載，薊州防備極其完善，敵人根本找不到漏洞，隻得轉而騷擾遼東。這樣，鎮守遼東的李成梁就經常打戰，似乎顯得“戰功卓著”。但比起戚繼光鎮守薊州時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威名來，那就實在算不得什麽了。
這樣的防禦一直持續到萬曆十一年（1583）戚繼光調離薊鎮。他調離薊鎮，是與張居正之死有關。張居正在萬曆十年（1582）死去，隨即便遭到神宗的清算，而凡與張居正往來密切的大臣，多半受到牽連。戚繼光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遺憾地離開了北部邊疆。清人編四庫全書，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戚繼光的詩文有這樣的評價：“詩亦伉健，近燕趙之音。”看來，薊鎮的近二十年歲月，畢竟給戚繼光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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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跡至粗而用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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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繼光在某些方麵更類似文人。例如，他在另一部軍事著作《紀效新書》的序言裏，大談“仁義”、“心”一類的儒學內容。他甚至認為兵法的根本也在於“人心”：“黃帝之法，根於幾微；湯武之兵，本諸仁義。幾微之所由起，仁義之所從出，在於吾心。是故跡至粗也，而用至神也。”像黃帝、成湯、周武王等人的用兵之法，都是本於人心。從這種理論來看戚繼光的實踐，他在剿倭時對脅從者的寬容，以及練兵時強調精神的力量，就很容易理解了。通過這樣的表述，戚繼光將被當時文人們形容為“粗跡”的軍事行動，升華成一種蘊含精微道理的行為。然而，戚繼光並不是一個誇誇其談的軍事理論家。他曾在《練兵實紀》一書中說過：“教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實用，是戚繼光軍事理論的根本原則。他在練兵時，特別反對花法，要士兵一定要摒棄一切花架子，要學會實戰的真本領，這樣才不會在戰場上吃虧。
晚明有一個戚繼光兵法的崇拜者，寫了一部《武備新書》，提出要製造“火龍捲地飛炮”，大概就是雕木為虎豹之形，以輪駕之，使口中出火，藏炮於腹，點火於馬尾，使其沖敵。這一“創意”被清代編纂四庫全書的學者大大嘲弄了一番，說“殆於兒戲”，跟小孩子玩兒似的。然而，這部書也題名為“戚繼光撰”，顯然是託名，另一方麵這也說明戚繼光在軍事理論上的聲名。戚繼光的軍事理論著作，迄今所見主要是《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在這些書裏，富含著這位愛國將領關於治軍、實戰等方麵的理論。
一、治軍。戚繼光治軍，首先提出一個軍隊職能的問題。針對明朝軍隊戰鬥力不強而搜括民脂民膏卻不遺餘力的怪現象，戚繼光提出士兵的首要職能是“保國安民”。他說：“兵是殺賊的東西；賊是殺百姓的東西。”士兵如果不願殺賊，反而禍害百姓，便也變成了賊。他經常用宋代嶽飛的嶽家軍來作榜樣，認為嶽家軍的“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的精神，就是保國安民的典範。
其次，戚繼光指出，處理好官兵關係是治軍的關鍵。他對將領們說，官與兵要同甘共苦，要身先士卒。所謂的身先士卒，“非獨臨陣身先，件件苦處要當身先”，也就是要求將領們能時時“吃苦在前”。戚繼光本人，也堅守與士兵同甘苦的原則。在浙江平倭時，有一次戚繼光行軍到樂清，恰逢大雨。當地的士紳請戚繼光入室避雨，戚繼光說：“上千士兵都露天站著，我怎麽可以獨自進屋避雨呢？”他雖然治軍嚴明，但是對士兵們卻非常愛護。他曾說過，自己的軍隊“暑行千裏，我不曾打一個兵五棍”。這種恩威並行的治軍方法，使得戚家軍能夠有良好的軍紀，也因此受到人民的歡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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薊州練兵收到的效果非常明顯。當隆慶六年（1572）汪道昆代表朝廷巡視薊鎮時，戚繼光在湯泉（今河北遵化縣北）組織了一次有十萬士兵參與的演習。演習規模之大，氣勢之偉，令親自觀看演習的戚繼光本人都深受感染，有“中心實屬恍惚”之嘆，相信“邊事真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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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北：朔風邊酒不成醉 落葉歸鴉無數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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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蒙古俺答汗與明廷講和，被封為順義王，宣府、大同以西邊疆相對來說比較平定。騷擾邊疆的隻是東部一些小部落。經常侵犯薊鎮一帶的是朵顏部的酋長董狐狸。然而，麵對軍容齊整的戚繼光部隊，董狐狸隻是一次一次地失敗，最後不得不在萬曆三年（1575）與明廷講和，雙方通貢互市。此後雖然偶爾會有一些戰事，但是，戚繼光與李成梁分別鎮守的薊州、遼東，始終固若金湯，保障了明廷東北邊境的安全，而薊州軍容之盛，也為諸邊之冠。據《明史》記載，薊州防備極其完善，敵人根本找不到漏洞，隻得轉而騷擾遼東。這樣，鎮守遼東的李成梁就經常打戰，似乎顯得“戰功卓著”。但比起戚繼光鎮守薊州時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威名來，那就實在算不得什麽了。
這樣的防禦一直持續到萬曆十一年（1583）戚繼光調離薊鎮。他調離薊鎮，是與張居正之死有關。張居正在萬曆十年（1582）死去，隨即便遭到神宗的清算，而凡與張居正往來密切的大臣，多半受到牽連。戚繼光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遺憾地離開了北部邊疆。清人編四庫全書，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戚繼光的詩文有這樣的評價：“詩亦伉健，近燕趙之音。”看來，薊鎮的近二十年歲月，畢竟給戚繼光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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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跡至粗而用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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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繼光在某些方麵更類似文人。例如，他在另一部軍事著作《紀效新書》的序言裏，大談“仁義”、“心”一類的儒學內容。他甚至認為兵法的根本也在於“人心”：“黃帝之法，根於幾微；湯武之兵，本諸仁義。幾微之所由起，仁義之所從出，在於吾心。是故跡至粗也，而用至神也。”像黃帝、成湯、周武王等人的用兵之法，都是本於人心。從這種理論來看戚繼光的實踐，他在剿倭時對脅從者的寬容，以及練兵時強調精神的力量，就很容易理解了。通過這樣的表述，戚繼光將被當時文人們形容為“粗跡”的軍事行動，升華成一種蘊含精微道理的行為。然而，戚繼光並不是一個誇誇其談的軍事理論家。他曾在《練兵實紀》一書中說過：“教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實用，是戚繼光軍事理論的根本原則。他在練兵時，特別反對花法，要士兵一定要摒棄一切花架子，要學會實戰的真本領，這樣才不會在戰場上吃虧。
晚明有一個戚繼光兵法的崇拜者，寫了一部《武備新書》，提出要製造“火龍捲地飛炮”，大概就是雕木為虎豹之形，以輪駕之，使口中出火，藏炮於腹，點火於馬尾，使其沖敵。這一“創意”被清代編纂四庫全書的學者大大嘲弄了一番，說“殆於兒戲”，跟小孩子玩兒似的。然而，這部書也題名為“戚繼光撰”，顯然是託名，另一方麵這也說明戚繼光在軍事理論上的聲名。戚繼光的軍事理論著作，迄今所見主要是《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在這些書裏，富含著這位愛國將領關於治軍、實戰等方麵的理論。
一、治軍。戚繼光治軍，首先提出一個軍隊職能的問題。針對明朝軍隊戰鬥力不強而搜括民脂民膏卻不遺餘力的怪現象，戚繼光提出士兵的首要職能是“保國安民”。他說：“兵是殺賊的東西；賊是殺百姓的東西。”士兵如果不願殺賊，反而禍害百姓，便也變成了賊。他經常用宋代嶽飛的嶽家軍來作榜樣，認為嶽家軍的“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的精神，就是保國安民的典範。
其次，戚繼光指出，處理好官兵關係是治軍的關鍵。他對將領們說，官與兵要同甘共苦，要身先士卒。所謂的身先士卒，“非獨臨陣身先，件件苦處要當身先”，也就是要求將領們能時時“吃苦在前”。戚繼光本人，也堅守與士兵同甘苦的原則。在浙江平倭時，有一次戚繼光行軍到樂清，恰逢大雨。當地的士紳請戚繼光入室避雨，戚繼光說：“上千士兵都露天站著，我怎麽可以獨自進屋避雨呢？”他雖然治軍嚴明，但是對士兵們卻非常愛護。他曾說過，自己的軍隊“暑行千裏，我不曾打一個兵五棍”。這種恩威並行的治軍方法，使得戚家軍能夠有良好的軍紀，也因此受到人民的歡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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