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氏家境並不富裕。嚴嵩自幼聰穎，其父嚴淮傾其所有供他讀書。經過多年苦讀，嚴嵩終於在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進士，並隨之以《雨後觀芍藥詩》入選翰林院為庶吉士（明製，選新進士中擅長文學與書法者擔任庶吉士，繼續學習，並練習政事），這年嚴嵩剛剛二十六歲。正德二年（1507），嚴嵩庶吉士結業，被授為翰林院編修。他終於實現了父祖的夙願，躋（ji）身於翰林之列，找到了晉升的階梯。
嚴嵩少年得誌，一片錦繡前程似乎已在他的麵前展現。但是，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親相繼去世，他不得不迴鄉守製，中斷了官場生涯。按照封建禮製，子孫守製三年即可（實際不足三年，僅二十七個月），而嚴嵩卻在家一呆就是八年。原來，借守製為名，他在家鄉的鈐山讀起書來。正當壯年，嚴嵩何以退隱鈐山，閑居八年呢？這還得與正德年間特殊的政治環境聯繫起來。
武宗朱厚照好逸樂，建豹房，遊宣府，終日為所欲為，縱情享樂，是個典型的荒嬉無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給宦官劉瑾提供了擅權之機，使得明代正德年間的宦官之禍愈演愈烈，許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打擊和迫害。
嚴嵩退隱鈐山，正是仔細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後才做出的決定。作為新科翰林，如果他與閹黨抗衡，無異於螳臂擋車，自取滅亡。如果出仕，則必須投靠閹黨，而這是為讀書人所不恥的。嚴嵩退隱鈐山，也與明代的黨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其時當權的宦官劉瑾是陝西人，閣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們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員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人大多受到打擊和排擠。尤其是閣臣焦芳，對江西人格外排擠。原來，焦芳曾為侍講九年，後遷學士時，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華的諷刺：“焦芳也做了學士嗎？”焦芳遂對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稱：“他日毋得濫用江西人。”嚴嵩籍係江西，而且位卑權小，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絲毫沒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機會。正因如此，嚴嵩才審時度勢，借丁憂之機，託辭稱病。
正德三年，嚴嵩在鈐山之麓修建堂舍，取名“鈐山堂”，過起了隱居生活，以詩文自娛。在此期間，嚴嵩“銳意名山大川，攬勝尋幽，著述日富”。嚴嵩在文學方麵頗有造詣，其詩文有清雅之名。時人李夢陽曾說：“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為最。”何良俊稱：“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嚴嵩的文學造詣在後世的史書中很少被人提及，這與嚴嵩身負“奸臣”的罵名有關。但是，因人廢文並不可取，他在詩文方麵的成就還是值得肯定的。嚴嵩還寫得一手好字，傳說北京老字號醬菜店“六必居”三個字就是他的墨寶。
在歸隱期間，嚴嵩還廣結名流，跟李夢陽、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這些人不僅學問淵博，而且還都曾是敢與閹黨作鬥爭的仁人誌士，頗有名望。嚴嵩與他們把酒論詩，剖經析義，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學聲望，也擴大了社會影響。正德七年（1512），嚴嵩還應袁州府太守之請，修《袁州府誌》。嚴嵩經過三年努力，於正德九年（1514）將《袁州府誌》纂修完畢。該誌體例頗有獨到之處，嚴嵩因之聲望日隆。
鈐山隱居的八年，對嚴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義。避居鈐山，嚴嵩能夠明哲保身，遠離政治鬥爭。在此期間，嚴嵩潛心讀書，埋頭詩作，其文學素養大為長進，這對他複出後能夠縱橫官場、詩文奏對得到皇帝歡心大有裨益。同時，嚴嵩通過八年的韜光養晦，也為自己贏得了清譽，此時的他已不再隻是個新科進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學聲望和社會影響力的人物。這為他重返仕途積累了充足的資本。
正德後期，政局變化很大，劉瑾被誅，焦芳削官，朝廷中當政的主要是楊廷和、費宏等人。他們都是南人，也多屬於正人君子，與嚴嵩還多少有些交情。在嚴嵩看來，已經等到了出山的時機。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嚴嵩應詔複職，啟程赴京，重返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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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禮議得恩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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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嵩像隻獵鷹一樣，睜大雙眼，尋找能在官場飛黃騰達的機會。功夫不負有心人，機會終於從天而降。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照駕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繼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小皇帝繼位時年方十五歲，卻城府很深，非常有主見。他為了追崇自己的本生父母，與廷臣們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禮議”之爭。這場爭論曆時二十多年，是明朝曆史上的大事，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罕見的。
明世宗之所以掀起這場爭鬥，表麵上看是因為他為其父的封號、祭祀典禮和稱宗入廟等問題，與大臣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而“禮議”之爭的實質，首先在於世宗以藩王入繼大統，追封沒有做過皇帝的興獻王為皇帝，目的是維護自己繼承皇位的合法性，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繼承其堂兄武宗，而是來自他父親這一脈的血緣關係，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其次，這也是世宗與前朝老臣之間的一場權力鬥爭。世宗借“禮議”之爭，把楊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輔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現日後他們恃功自傲的局麵。世宗的剛愎自用、刻薄寡恩在明朝皇帝中也算得上是表現比較突出的一個。“禮議”之爭以明世宗的勝利而結束，許多朝臣因為禮議之爭，或喪命，或下獄，或遭貶，而嚴嵩卻是“禮議”之爭中的少數幾個受惠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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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嵩少年得誌，一片錦繡前程似乎已在他的麵前展現。但是，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親相繼去世，他不得不迴鄉守製，中斷了官場生涯。按照封建禮製，子孫守製三年即可（實際不足三年，僅二十七個月），而嚴嵩卻在家一呆就是八年。原來，借守製為名，他在家鄉的鈐山讀起書來。正當壯年，嚴嵩何以退隱鈐山，閑居八年呢？這還得與正德年間特殊的政治環境聯繫起來。
武宗朱厚照好逸樂，建豹房，遊宣府，終日為所欲為，縱情享樂，是個典型的荒嬉無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給宦官劉瑾提供了擅權之機，使得明代正德年間的宦官之禍愈演愈烈，許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打擊和迫害。
嚴嵩退隱鈐山，正是仔細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後才做出的決定。作為新科翰林，如果他與閹黨抗衡，無異於螳臂擋車，自取滅亡。如果出仕，則必須投靠閹黨，而這是為讀書人所不恥的。嚴嵩退隱鈐山，也與明代的黨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其時當權的宦官劉瑾是陝西人，閣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們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員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人大多受到打擊和排擠。尤其是閣臣焦芳，對江西人格外排擠。原來，焦芳曾為侍講九年，後遷學士時，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華的諷刺：“焦芳也做了學士嗎？”焦芳遂對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稱：“他日毋得濫用江西人。”嚴嵩籍係江西，而且位卑權小，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絲毫沒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機會。正因如此，嚴嵩才審時度勢，借丁憂之機，託辭稱病。
正德三年，嚴嵩在鈐山之麓修建堂舍，取名“鈐山堂”，過起了隱居生活，以詩文自娛。在此期間，嚴嵩“銳意名山大川，攬勝尋幽，著述日富”。嚴嵩在文學方麵頗有造詣，其詩文有清雅之名。時人李夢陽曾說：“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為最。”何良俊稱：“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嚴嵩的文學造詣在後世的史書中很少被人提及，這與嚴嵩身負“奸臣”的罵名有關。但是，因人廢文並不可取，他在詩文方麵的成就還是值得肯定的。嚴嵩還寫得一手好字，傳說北京老字號醬菜店“六必居”三個字就是他的墨寶。
在歸隱期間，嚴嵩還廣結名流，跟李夢陽、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這些人不僅學問淵博，而且還都曾是敢與閹黨作鬥爭的仁人誌士，頗有名望。嚴嵩與他們把酒論詩，剖經析義，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學聲望，也擴大了社會影響。正德七年（1512），嚴嵩還應袁州府太守之請，修《袁州府誌》。嚴嵩經過三年努力，於正德九年（1514）將《袁州府誌》纂修完畢。該誌體例頗有獨到之處，嚴嵩因之聲望日隆。
鈐山隱居的八年，對嚴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義。避居鈐山，嚴嵩能夠明哲保身，遠離政治鬥爭。在此期間，嚴嵩潛心讀書，埋頭詩作，其文學素養大為長進，這對他複出後能夠縱橫官場、詩文奏對得到皇帝歡心大有裨益。同時，嚴嵩通過八年的韜光養晦，也為自己贏得了清譽，此時的他已不再隻是個新科進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學聲望和社會影響力的人物。這為他重返仕途積累了充足的資本。
正德後期，政局變化很大，劉瑾被誅，焦芳削官，朝廷中當政的主要是楊廷和、費宏等人。他們都是南人，也多屬於正人君子，與嚴嵩還多少有些交情。在嚴嵩看來，已經等到了出山的時機。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嚴嵩應詔複職，啟程赴京，重返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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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禮議得恩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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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嵩像隻獵鷹一樣，睜大雙眼，尋找能在官場飛黃騰達的機會。功夫不負有心人，機會終於從天而降。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照駕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繼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小皇帝繼位時年方十五歲，卻城府很深，非常有主見。他為了追崇自己的本生父母，與廷臣們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禮議”之爭。這場爭論曆時二十多年，是明朝曆史上的大事，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罕見的。
明世宗之所以掀起這場爭鬥，表麵上看是因為他為其父的封號、祭祀典禮和稱宗入廟等問題，與大臣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而“禮議”之爭的實質，首先在於世宗以藩王入繼大統，追封沒有做過皇帝的興獻王為皇帝，目的是維護自己繼承皇位的合法性，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繼承其堂兄武宗，而是來自他父親這一脈的血緣關係，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其次，這也是世宗與前朝老臣之間的一場權力鬥爭。世宗借“禮議”之爭，把楊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輔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現日後他們恃功自傲的局麵。世宗的剛愎自用、刻薄寡恩在明朝皇帝中也算得上是表現比較突出的一個。“禮議”之爭以明世宗的勝利而結束，許多朝臣因為禮議之爭，或喪命，或下獄，或遭貶，而嚴嵩卻是“禮議”之爭中的少數幾個受惠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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