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在迤西用兵半載，鎮壓了雲南迴民起義和各種形式的反抗鬥爭，先後處死或懲治的迴民達1000餘名。通過這次用兵，雲南的封建統治得到加強。道光帝以林則徐著有“勞織 ”，加以“太子太保”的頭銜，並賞戴花翎，這年年底和1849年2至5月，林則徐又派兵鎮壓了鄧川州倮倮族和騰越廳山地少數民族的反抗鬥爭。 但是， 人民的起義和反抗是用武力征服不了的，林則徐自己也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他曾說 ：“在鄙意期為一勞永逸之計，但恐無久要長治之方。”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正是沒落的封建地主階級性在他身上的反映。實際上還不到10年，隨著中國近代第一次農民反帝反封建高潮——太平天國革命的到來， 1855年以後， 雲南便形成以大理為中心的迴民大起義和以彌渡為中心的彝族大起義，把林則徐苦心彌合的封建統治秩序化為過眼煙雲了。
林則徐在陝甘、雲貴活動期間，仍然關心時局，尋求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的方案。早在林則徐謫戍伊犁期間，銀貴錢賤的趨勢已在日益加劇，朝廷議論紛紛，束手無策。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雖然沒有公開宣布清政府鴉片禁令的取消，但在英、美等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庇護和清朝統治集團的放縱下，鴉片走私貿易以更大的規模發展起來。它給中國社會造成的直接經濟惡果，便是銀貴錢賤問題的日趨嚴重。銀貴錢賤， 影響到勞動人民生活狀況的惡化， 也造成“稅金不能入庫，國家瀕於破產 ”。實際上已經放棄禁菸政策的清朝政府，為了擺脫財政枯竭的窘境，除了巧立名目向勞動人民轉嫁這個老辦法之外，也不得不籌劃對策遏止銀貴錢賤，或從其他渠道擴大銀源。
林則徐不敢像領導禁菸運動那樣，理直氣壯地堅持禁菸了，這反映戰後中國封建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從對抗走向結合的政局，給地主階級改革派、抵抗派沒有留下多少迴旋的餘地。
嚴禁鴉片既已成為官場禁忌，挽救銀荒危機的方案，隻能求諸於治標。當時提出的改革方案，重大的有兩項。 其一是實行“錢銀兼用 ”，“貴錢濟銀 ”。其基本點是擴大用錢之路，以調劑白銀的不足，並壓低銀價。各地疆吏討論的結果，這一方案被擱置不用。
其二是開銀礦，增加銀源。這本來也是地主階級抵抗派在鴉片戰爭前就已提出的主張。當時，封建統治集團曾以種種藉口抵製和反對，其中一大理由，便是開礦容易“聚眾藏奸 ”。林則徐在雲貴總督任上，從開闢銀源的觀點出發主張大力開採銀礦。
至於開採方式，林則徐主張“招集商民，聽其朋資夥辦，成則加獎，歇亦不追 ”。除集資朋開新礦外，他還主張整頓老廠，“不得因廣采新山， 而轉置舊廠於不問 ”。為了鼓勵商民開礦冶煉，林則徐還擬訂了4條章程：寬鉛禁，減浮費，杜詐偽，嚴法令。
林則徐鼓勵商民“朋資夥辦 ”，開採銀礦，目的在於解決銀源問題，並不是提倡在銀礦業中發展資本主義。依靠合法商民開採銀礦，對解決銀貴錢賤危機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林則徐允許商民集資開採銀礦的進步意義，在於反映了他“富國富民”的愛國願望。
林則徐身處僻遠的西北、西南邊疆，對東南海疆和西陲邊境的前途命運時刻懸念，表現了高尚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精神。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在東南地區突出地表現在英國侵略者圖謀強入福州、廣州城居住和由此引起的人民反入城鬥爭。林則徐調任陝西巡撫之時，友人王慶雲自北京向他報告福州人民反英鬥爭的情況，並激憤地指出福州“已成腥臊之窟，其失策總在使之入城 ”。廣州人民反對英人入城的鬥爭，在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前就已開始，林則徐在涼州、西寧督辦“番務”之時，友人曾寫信向他報告廣州人民反入城鬥爭的梗概。
“無端風雨驚花落，更起樓台待月明 ”，這是林則徐在陝西時書贈邱景湘的一副對聯，可以說，這正是林則徐受譴後尋求救國救時方案，盼望祖國獨立富強的心境的寫照。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的過程已經開始，對外妥協反動政治勢力盤踞朝廷，期望清廷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事實上已成了泡影，林則徐“更起樓台待月明”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被嚴峻的現實所粉碎了。
林則徐從迤西返迴昆明後，“半載馳驅， 力疲心瘁 ”，到了秋天，他的身體“愈形疲憊 ”，本想請假醫調 ， 又因雲南前富民縣知縣廣和赴都察院控告，“撫、府、縣一概牽連 ”，連林則徐“亦複不免 ”，道光帝將該察發交林則徐審辦，因此“弗能擺脫 ”。
鄭夫人死後，因迷信於“山向不利 ”，不能遽葬之說，棺柩暫時沒有運迴福州。夏至以來，林則徐舊疾不時舉發，頭目眩暈，萎頓異常，於1849年7月3日上奏請假醫治。9日，將製篆交雲南巡撫程□采兼署，“鍵戶醫調 ”。8月5日，以病情加劇， 奏請開缺迴鄉調治。9月10日，道光帝下旨準其病免。10月12日，接旨卸任。下旬，林則徐在長子汝舟等陪侍下，帶著鄭夫人的棺柩，離開昆明。11月21日，從鎮遠“買舟順流而下，泛棹荊湖 ”，經長沙，向福州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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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在陝甘、雲貴活動期間，仍然關心時局，尋求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的方案。早在林則徐謫戍伊犁期間，銀貴錢賤的趨勢已在日益加劇，朝廷議論紛紛，束手無策。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雖然沒有公開宣布清政府鴉片禁令的取消，但在英、美等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庇護和清朝統治集團的放縱下，鴉片走私貿易以更大的規模發展起來。它給中國社會造成的直接經濟惡果，便是銀貴錢賤問題的日趨嚴重。銀貴錢賤， 影響到勞動人民生活狀況的惡化， 也造成“稅金不能入庫，國家瀕於破產 ”。實際上已經放棄禁菸政策的清朝政府，為了擺脫財政枯竭的窘境，除了巧立名目向勞動人民轉嫁這個老辦法之外，也不得不籌劃對策遏止銀貴錢賤，或從其他渠道擴大銀源。
林則徐不敢像領導禁菸運動那樣，理直氣壯地堅持禁菸了，這反映戰後中國封建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從對抗走向結合的政局，給地主階級改革派、抵抗派沒有留下多少迴旋的餘地。
嚴禁鴉片既已成為官場禁忌，挽救銀荒危機的方案，隻能求諸於治標。當時提出的改革方案，重大的有兩項。 其一是實行“錢銀兼用 ”，“貴錢濟銀 ”。其基本點是擴大用錢之路，以調劑白銀的不足，並壓低銀價。各地疆吏討論的結果，這一方案被擱置不用。
其二是開銀礦，增加銀源。這本來也是地主階級抵抗派在鴉片戰爭前就已提出的主張。當時，封建統治集團曾以種種藉口抵製和反對，其中一大理由，便是開礦容易“聚眾藏奸 ”。林則徐在雲貴總督任上，從開闢銀源的觀點出發主張大力開採銀礦。
至於開採方式，林則徐主張“招集商民，聽其朋資夥辦，成則加獎，歇亦不追 ”。除集資朋開新礦外，他還主張整頓老廠，“不得因廣采新山， 而轉置舊廠於不問 ”。為了鼓勵商民開礦冶煉，林則徐還擬訂了4條章程：寬鉛禁，減浮費，杜詐偽，嚴法令。
林則徐鼓勵商民“朋資夥辦 ”，開採銀礦，目的在於解決銀源問題，並不是提倡在銀礦業中發展資本主義。依靠合法商民開採銀礦，對解決銀貴錢賤危機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林則徐允許商民集資開採銀礦的進步意義，在於反映了他“富國富民”的愛國願望。
林則徐身處僻遠的西北、西南邊疆，對東南海疆和西陲邊境的前途命運時刻懸念，表現了高尚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精神。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在東南地區突出地表現在英國侵略者圖謀強入福州、廣州城居住和由此引起的人民反入城鬥爭。林則徐調任陝西巡撫之時，友人王慶雲自北京向他報告福州人民反英鬥爭的情況，並激憤地指出福州“已成腥臊之窟，其失策總在使之入城 ”。廣州人民反對英人入城的鬥爭，在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前就已開始，林則徐在涼州、西寧督辦“番務”之時，友人曾寫信向他報告廣州人民反入城鬥爭的梗概。
“無端風雨驚花落，更起樓台待月明 ”，這是林則徐在陝西時書贈邱景湘的一副對聯，可以說，這正是林則徐受譴後尋求救國救時方案，盼望祖國獨立富強的心境的寫照。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的過程已經開始，對外妥協反動政治勢力盤踞朝廷，期望清廷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事實上已成了泡影，林則徐“更起樓台待月明”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被嚴峻的現實所粉碎了。
林則徐從迤西返迴昆明後，“半載馳驅， 力疲心瘁 ”，到了秋天，他的身體“愈形疲憊 ”，本想請假醫調 ， 又因雲南前富民縣知縣廣和赴都察院控告，“撫、府、縣一概牽連 ”，連林則徐“亦複不免 ”，道光帝將該察發交林則徐審辦，因此“弗能擺脫 ”。
鄭夫人死後，因迷信於“山向不利 ”，不能遽葬之說，棺柩暫時沒有運迴福州。夏至以來，林則徐舊疾不時舉發，頭目眩暈，萎頓異常，於1849年7月3日上奏請假醫治。9日，將製篆交雲南巡撫程□采兼署，“鍵戶醫調 ”。8月5日，以病情加劇， 奏請開缺迴鄉調治。9月10日，道光帝下旨準其病免。10月12日，接旨卸任。下旬，林則徐在長子汝舟等陪侍下，帶著鄭夫人的棺柩，離開昆明。11月21日，從鎮遠“買舟順流而下，泛棹荊湖 ”，經長沙，向福州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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