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口頭匯報，就是不能給別人聽的。內容自然是針對江青一夥的。
他說，現在他們(江青一夥)插手軍隊，搞第二武裝。在安徽、江蘇、山東等地搞“飛地”(即搞所謂農場、生產基地)，要警惕他們搞“東南武裝割據”。
他還告訴兩位老帥，那些人雖然想插手軍隊，但軍隊團以下是穩定的，他們的手也不是那麽容易插進來的。但是部隊確也有少數投機分子，跟“四人幫”很緊，還有一些同誌是思想糊塗，以為“四人幫”就是正確路線，跟著他們跑……
粟裕告訴鄧小平和葉劍英，有一些領導同誌腦子不清醒，熱衷拉山頭搞派性，拉一些人，打一些人，搞得不好會把這一些人壓到“四人幫”那邊去。
在匯報過程中，鄧小平和葉劍英都聽得很認真，他們不時還問一些問題，而粟裕的迴答令他們比較滿意。
在不久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兩位軍委領導的講話中都引用了粟裕的一些觀點和材料……
有些老同誌說，粟裕不愧是粟裕，他盡叫林彪江青一夥碰“軟釘子”。
(本書中寫粟裕大將的幾篇文字得到了《粟裕傳》編寫組朱楹等同誌的幫助，特此致謝。)
寧折不彎張經武
從統戰部到中南海，僅有一路之隔，張經武走進紅牆，又走出了紅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了。
“文革”期間統戰部發生了一起“檔案事件”，有人誣陷他支持搶檔案……
“我怎麽是劉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是毛澤東派我去西藏的!”
他和專案組的人大吵大鬧，堅持不肯低下高貴的頭顱。
張經武這個名字，對當今的年輕人來說，已經是很陌生了。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曾經顯赫一時，作過“封疆大吏”——中央政府駐西藏代表，後來又任共和國主席辦公室主任。不用我們過多敘述，隻要先看看下麵這份張經武親筆寫的簡曆就可以知道他當初是怎樣一個人物——
1933年2月，工農紅軍學校政治營營長，證明人葉劍英。
1933年夏，軍委軍事教導團團長，證明人周恩來。
1933年秋，軍委直轄第三師師長，證明人周恩來。
1934年春，廣昌基地司令員，證明人朱德。
1934年夏，軍委第五局副局長，證明人劉伯承。
1934年9月，軍委直轄教導師師長，證明人何長工。
1934年12月，軍委縱隊參謀長，證明人王首道。
1937年10月，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員，證明人黎玉。
1942年6月，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副司令員，證明人肖勁光。
1942年10月，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參謀長，證明人賀龍。
1945年9月，晉綏軍區參謀長，證明人賀龍。
1946年2月，北平執行部組長，參謀長，證明人葉劍英。
1947年8月，西北軍區參謀長，證明人賀龍。
1949年6月，西安警備司令部司令員，證明人賀龍。
1949年11月，西南軍區副參謀長，證明人賀龍。
1950年6月，軍委人民武裝部部長，證明人聶榮臻。
1950年9月，軍委辦公廳主任，證明人聶榮臻。
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證明人毛澤東。
1952年3月，中共西藏工委書記，證明人鄧小平。
1955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室主任，證明人毛澤東。
如果說這些簡曆都是“死的”的，還不能使你對張經武有一個形象的認識的話，那麽請看兩則小故事，你就會感覺到他是怎樣一個人了——
在山東時，張經武有一匹棗紅色的戰馬。一次和敵人遭遇，他被突然出現的一夥敵人圍住了，拚殺中他負了傷，是這匹戰馬把他從亂陣中馱了出來。從此，他對這匹馬就像對自己的戰友一樣，精心飼養，百般愛護。要是馬兒生了病，他也會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來憐愛它。甚至親手為它拌料、飲水……他說，這匹馬對我有恩啊!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
這匹馬跟著他從山東到了晉綏。
在1942年那極其困難的日子裏，人都沒有好吃的，更何況馬?恰在這時，棗紅馬像是知道人們的困難，不吃也不喝。張經武找了獸醫，多方調治，它就是不張口。終於在一個北風唿嘯的夜晚，馬兒嗚咽著去了。
他好不悲傷。坐在屋裏，什麽也幹不下去。這時有人說：“這匹馬死了，正好解解饞。”張經武一拍桌子吼道：“誰敢!”
第二天，他和警衛員一起，把棗紅馬安葬在黃土高原上。
——他就是這樣一個很重感情的人。
另一件事足以說明他性格裏的另一麵。
1956年，陳毅率中央代表團到西藏，坐車前往日喀則的一個公園時，突然發生了車禍。路有砍伐過的樹墩子，被落下的樹葉覆蓋，前麵的車底盤高，過去時沒有事，陳毅坐的吉姆車底盤低，撞在一個樹墩子上，陳老總哎喲一聲，卻沒有傷著;同車的班禪的堪廳主任計晉美沒有吭聲卻翻了個大跟頭;同車的副師長韓林撞了車頂棚……
消息傳到了派車的蘭州軍區，這就成了一件大事——這不是拿陳老總生命開玩笑嗎!還有人懷疑司機是不是有什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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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現在他們(江青一夥)插手軍隊，搞第二武裝。在安徽、江蘇、山東等地搞“飛地”(即搞所謂農場、生產基地)，要警惕他們搞“東南武裝割據”。
他還告訴兩位老帥，那些人雖然想插手軍隊，但軍隊團以下是穩定的，他們的手也不是那麽容易插進來的。但是部隊確也有少數投機分子，跟“四人幫”很緊，還有一些同誌是思想糊塗，以為“四人幫”就是正確路線，跟著他們跑……
粟裕告訴鄧小平和葉劍英，有一些領導同誌腦子不清醒，熱衷拉山頭搞派性，拉一些人，打一些人，搞得不好會把這一些人壓到“四人幫”那邊去。
在匯報過程中，鄧小平和葉劍英都聽得很認真，他們不時還問一些問題，而粟裕的迴答令他們比較滿意。
在不久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兩位軍委領導的講話中都引用了粟裕的一些觀點和材料……
有些老同誌說，粟裕不愧是粟裕，他盡叫林彪江青一夥碰“軟釘子”。
(本書中寫粟裕大將的幾篇文字得到了《粟裕傳》編寫組朱楹等同誌的幫助，特此致謝。)
寧折不彎張經武
從統戰部到中南海，僅有一路之隔，張經武走進紅牆，又走出了紅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了。
“文革”期間統戰部發生了一起“檔案事件”，有人誣陷他支持搶檔案……
“我怎麽是劉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是毛澤東派我去西藏的!”
他和專案組的人大吵大鬧，堅持不肯低下高貴的頭顱。
張經武這個名字，對當今的年輕人來說，已經是很陌生了。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曾經顯赫一時，作過“封疆大吏”——中央政府駐西藏代表，後來又任共和國主席辦公室主任。不用我們過多敘述，隻要先看看下麵這份張經武親筆寫的簡曆就可以知道他當初是怎樣一個人物——
1933年2月，工農紅軍學校政治營營長，證明人葉劍英。
1933年夏，軍委軍事教導團團長，證明人周恩來。
1933年秋，軍委直轄第三師師長，證明人周恩來。
1934年春，廣昌基地司令員，證明人朱德。
1934年夏，軍委第五局副局長，證明人劉伯承。
1934年9月，軍委直轄教導師師長，證明人何長工。
1934年12月，軍委縱隊參謀長，證明人王首道。
1937年10月，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員，證明人黎玉。
1942年6月，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副司令員，證明人肖勁光。
1942年10月，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參謀長，證明人賀龍。
1945年9月，晉綏軍區參謀長，證明人賀龍。
1946年2月，北平執行部組長，參謀長，證明人葉劍英。
1947年8月，西北軍區參謀長，證明人賀龍。
1949年6月，西安警備司令部司令員，證明人賀龍。
1949年11月，西南軍區副參謀長，證明人賀龍。
1950年6月，軍委人民武裝部部長，證明人聶榮臻。
1950年9月，軍委辦公廳主任，證明人聶榮臻。
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證明人毛澤東。
1952年3月，中共西藏工委書記，證明人鄧小平。
1955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室主任，證明人毛澤東。
如果說這些簡曆都是“死的”的，還不能使你對張經武有一個形象的認識的話，那麽請看兩則小故事，你就會感覺到他是怎樣一個人了——
在山東時，張經武有一匹棗紅色的戰馬。一次和敵人遭遇，他被突然出現的一夥敵人圍住了，拚殺中他負了傷，是這匹戰馬把他從亂陣中馱了出來。從此，他對這匹馬就像對自己的戰友一樣，精心飼養，百般愛護。要是馬兒生了病，他也會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來憐愛它。甚至親手為它拌料、飲水……他說，這匹馬對我有恩啊!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
這匹馬跟著他從山東到了晉綏。
在1942年那極其困難的日子裏，人都沒有好吃的，更何況馬?恰在這時，棗紅馬像是知道人們的困難，不吃也不喝。張經武找了獸醫，多方調治，它就是不張口。終於在一個北風唿嘯的夜晚，馬兒嗚咽著去了。
他好不悲傷。坐在屋裏，什麽也幹不下去。這時有人說：“這匹馬死了，正好解解饞。”張經武一拍桌子吼道：“誰敢!”
第二天，他和警衛員一起，把棗紅馬安葬在黃土高原上。
——他就是這樣一個很重感情的人。
另一件事足以說明他性格裏的另一麵。
1956年，陳毅率中央代表團到西藏，坐車前往日喀則的一個公園時，突然發生了車禍。路有砍伐過的樹墩子，被落下的樹葉覆蓋，前麵的車底盤高，過去時沒有事，陳毅坐的吉姆車底盤低，撞在一個樹墩子上，陳老總哎喲一聲，卻沒有傷著;同車的班禪的堪廳主任計晉美沒有吭聲卻翻了個大跟頭;同車的副師長韓林撞了車頂棚……
消息傳到了派車的蘭州軍區，這就成了一件大事——這不是拿陳老總生命開玩笑嗎!還有人懷疑司機是不是有什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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