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9年的春天，譚老闆敢講這樣的話，已經是難能可貴了。但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不文過飾非，勇於自我批評。
他說：這些問題，教訓是深刻的，我應該負責。因為中央書記處分工我管農業，我沒管好。雖然大躍進了，可是過了五關斬了六將，最後走了一個麥城。
這些話，是當著許許多多幹部的麵講的。所以，有的同誌說：這些話，隻有他譚老闆敢講，也隻有他才能講得出來。
譚老闆帶著許許多多的材料，到廬山參加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廬山會議。本來，會議的主題是糾正已經認識到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錯誤。但因彭德懷等同誌對“左”傾問題的批評，引發了所謂的反“右傾”。致使應該總結經驗教訓的時機錯過了。
廬山的雲霧，並沒能使我們的同誌清醒過來，倒是後來的所謂“天災人禍”，使不少共產黨人逐步清醒了——盡管人們對20世紀60年代初的調整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有的認為是由於嚴重的自然災害，有的認為是蘇聯撕毀協議，還有的認為是“大躍進”破壞了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但畢竟是開始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了。
1961年年初，毛澤東開始重新提倡調查研究。他明明白白地說：今年要搞個實事求是年。大興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現在發現的材料表明，毛澤東的注意力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農村工作上的。要不，他怎麽能親自派出3個工作組，分別到浙江、湖南和廣東農村去調查呢!
毛澤東往農村跑，別的中央領導同誌也往農村跑。劉少奇帶工作組在湖南農村跑了44天，住在潮濕的土屋裏聽鄉親們講心裏話。周恩來則到了河北省的邯鄲地區，就食堂問題、供給製問題進行專題調查。朱德用1個多月的時間跑了四川、河南、陝西3省。陳雲在上海市青浦縣小蒸人民公社進行調查……
作為分管農業口工作的譚老闆這次到了河南省新鄉的七裏營公社的留莊，直接抓一個村子、一個公社的整風整社。他輕車簡從，一副農村幹部打扮。進村的時候，來迎接他們的幹部，誤把警衛沈鳳雲當作了首長，而把他當作隨從。人們爭著為胖胖的老沈提包的時候，老沈哭笑不得，說：“那才是譚副總理!”
譚老闆說：“有什麽好接的，我們自己來就是了，又不是來做客!”
他吃住在農村，認真了解實際情況，深刻反省，思想上的震動很大。在這次蹲點結束時，他有個總結，請聽他是怎麽說的——
“‘左’主要是從1958年開始的。如過早地實行公社一級所有製，刮‘共產風’，搞亂了農村所有製，把社會主義誤認為共產主義，把按勞分配誤認為按需分配，沒有正確執行按勞分配原則。在流通領域中，過早地對小商小販、合作商店實行了過渡。”“在農村方麵所犯‘左’傾錯誤的實質，是掠奪了農民，剝奪了勞動者。”“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採取贖買政策，剝奪的隻是官僚資產階級。……我們對農民、對勞動者，怎麽能採取隻是剝奪的辦法呢?這種錯誤是極危險的，發展下去要斷送革命。”
譚老闆再次解剖自己，作認真的自我批評。不怕臉上發燒，不怕丟威信，坦坦蕩蕩，光明磊落。他的話是這樣講的：
“‘五風’主要來自上邊，來自中央各部門，來自中央做具體工作的同誌，我就是其中之一。大家再看看我在1958年寫的論夏季大豐收的文章，在鄭州農業書記會上的總結，在河南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以及1959年在鄭州談爭取小麥大豐收的問題和棉花現場會議上的講話，都有‘共產風’、浮誇風的瞎指揮，而浮誇風尤為突出。所以說，我們中央負責具體工作的同誌應該負主要責任。”
譚老闆曾經說過，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我們才對1958年以來的“左”的錯誤有了係統全麵的認識。在這次空前的盛會上，他認真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寫出了書麵檢討，並親自送給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請他批交“七千人大會”。
鄧小平很快作了批示，認為中央承擔責任就可以了，不必在大會上作書麵檢討了。
譚老闆覺得，總書記說中央承擔責任就可以，並不等於說自己的錯誤就可以閉口不提了。他先在農業口的分會上作了檢討，又把稿子在農林水利口各部的黨員科長以上幹部中傳達。
該檢討的檢討了，該自我批評的自我批評了。但譚老闆並不因此而完事，他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中國的農業到底應該走怎樣的一條發展道路?怎樣的政策才更適合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
如果按照“七千人大會”的思路發展下去，譚老闆或許能夠進一步探討清楚這個問題，然而，20世紀60年代後期，“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理論愈來愈占上風，譚老闆不可能脫離開當時的環境和條件來思考這些問題，更何況他是一個緊跟毛澤東、崇拜毛澤東的人呢!
自從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譚老闆對中國農村的關注也愈來愈多。
現在，他經過實地考察，親身體驗，實實在在地看到了中國農業的希望之光，怎能不由衷地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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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這些問題，教訓是深刻的，我應該負責。因為中央書記處分工我管農業，我沒管好。雖然大躍進了，可是過了五關斬了六將，最後走了一個麥城。
這些話，是當著許許多多幹部的麵講的。所以，有的同誌說：這些話，隻有他譚老闆敢講，也隻有他才能講得出來。
譚老闆帶著許許多多的材料，到廬山參加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廬山會議。本來，會議的主題是糾正已經認識到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錯誤。但因彭德懷等同誌對“左”傾問題的批評，引發了所謂的反“右傾”。致使應該總結經驗教訓的時機錯過了。
廬山的雲霧，並沒能使我們的同誌清醒過來，倒是後來的所謂“天災人禍”，使不少共產黨人逐步清醒了——盡管人們對20世紀60年代初的調整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有的認為是由於嚴重的自然災害，有的認為是蘇聯撕毀協議，還有的認為是“大躍進”破壞了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但畢竟是開始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了。
1961年年初，毛澤東開始重新提倡調查研究。他明明白白地說：今年要搞個實事求是年。大興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現在發現的材料表明，毛澤東的注意力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農村工作上的。要不，他怎麽能親自派出3個工作組，分別到浙江、湖南和廣東農村去調查呢!
毛澤東往農村跑，別的中央領導同誌也往農村跑。劉少奇帶工作組在湖南農村跑了44天，住在潮濕的土屋裏聽鄉親們講心裏話。周恩來則到了河北省的邯鄲地區，就食堂問題、供給製問題進行專題調查。朱德用1個多月的時間跑了四川、河南、陝西3省。陳雲在上海市青浦縣小蒸人民公社進行調查……
作為分管農業口工作的譚老闆這次到了河南省新鄉的七裏營公社的留莊，直接抓一個村子、一個公社的整風整社。他輕車簡從，一副農村幹部打扮。進村的時候，來迎接他們的幹部，誤把警衛沈鳳雲當作了首長，而把他當作隨從。人們爭著為胖胖的老沈提包的時候，老沈哭笑不得，說：“那才是譚副總理!”
譚老闆說：“有什麽好接的，我們自己來就是了，又不是來做客!”
他吃住在農村，認真了解實際情況，深刻反省，思想上的震動很大。在這次蹲點結束時，他有個總結，請聽他是怎麽說的——
“‘左’主要是從1958年開始的。如過早地實行公社一級所有製，刮‘共產風’，搞亂了農村所有製，把社會主義誤認為共產主義，把按勞分配誤認為按需分配，沒有正確執行按勞分配原則。在流通領域中，過早地對小商小販、合作商店實行了過渡。”“在農村方麵所犯‘左’傾錯誤的實質，是掠奪了農民，剝奪了勞動者。”“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採取贖買政策，剝奪的隻是官僚資產階級。……我們對農民、對勞動者，怎麽能採取隻是剝奪的辦法呢?這種錯誤是極危險的，發展下去要斷送革命。”
譚老闆再次解剖自己，作認真的自我批評。不怕臉上發燒，不怕丟威信，坦坦蕩蕩，光明磊落。他的話是這樣講的：
“‘五風’主要來自上邊，來自中央各部門，來自中央做具體工作的同誌，我就是其中之一。大家再看看我在1958年寫的論夏季大豐收的文章，在鄭州農業書記會上的總結，在河南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以及1959年在鄭州談爭取小麥大豐收的問題和棉花現場會議上的講話，都有‘共產風’、浮誇風的瞎指揮，而浮誇風尤為突出。所以說，我們中央負責具體工作的同誌應該負主要責任。”
譚老闆曾經說過，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我們才對1958年以來的“左”的錯誤有了係統全麵的認識。在這次空前的盛會上，他認真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寫出了書麵檢討，並親自送給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請他批交“七千人大會”。
鄧小平很快作了批示，認為中央承擔責任就可以了，不必在大會上作書麵檢討了。
譚老闆覺得，總書記說中央承擔責任就可以，並不等於說自己的錯誤就可以閉口不提了。他先在農業口的分會上作了檢討，又把稿子在農林水利口各部的黨員科長以上幹部中傳達。
該檢討的檢討了，該自我批評的自我批評了。但譚老闆並不因此而完事，他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中國的農業到底應該走怎樣的一條發展道路?怎樣的政策才更適合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
如果按照“七千人大會”的思路發展下去，譚老闆或許能夠進一步探討清楚這個問題，然而，20世紀60年代後期，“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理論愈來愈占上風，譚老闆不可能脫離開當時的環境和條件來思考這些問題，更何況他是一個緊跟毛澤東、崇拜毛澤東的人呢!
自從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譚老闆對中國農村的關注也愈來愈多。
現在，他經過實地考察，親身體驗，實實在在地看到了中國農業的希望之光，怎能不由衷地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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