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中，他的頭腦也越來越發熱。在安徽，他在三級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
“我來安徽，主要看形勢，不是要大躍進嗎?究竟怎麽個躍法?怎麽進法?幹勁究竟有多大?幹勁表現在什麽地方?一看就得出一個概念：勁頭很大，各種作物生長都很好，我就看到了大躍進的形勢。亳縣的穀子長得很整齊，可以來個畝產千斤。臨泉的棉花可以來個畝產250斤皮棉。桐城的水稻搞得不錯，你和大家比賽，不要壓淮北，要壓湖北，壓湖南的醴陵，壓廣東的汕頭。汕頭、醴陵和湖北的幾個縣，是搞畝產1500斤的，你們來個全縣平均2000斤，蓋過他。這不是自滿，這是打擂台……第一個‘衛星’放出去，第二個就出來了。現在河南正同湖北爭，第一個衛星叫2000斤，第二個叫3000斤，第三個叫4000斤。大概過幾天還能出現5000斤。我看麥子5000斤的衛星可能出在你們安徽的阜陽。會不會出現萬斤畝?我看有可能。”
譚老闆講這些話的時候，是極其真誠的。下麵的三級幹部聽這些話的時候，也是真誠的。
譚老闆雖然有些異想天開，但他畢竟是接觸到一些實際的。因而即使他的講話充滿了革命浪漫主義色彩，有一些空想的成分，也還不像小知識分子的那種不切實際。山西省洪洞縣給中央的報告中稱：“……使小麥和穀子嫁接，讓每個麥穗有8寸到1尺長，每穗結籽500粒，如果每畝是250萬株，還可以產到89000斤，如果把小麥改良成一株多穗，或麥粒像石榴籽那樣大，產量就無法計量……”對此，譚老闆是將信將疑的，曾專門找有關科學家問過。得到的迴答是模稜兩可的。
他的頭腦發熱，也還是有些現實的。如果借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這句話，倒還比較合適。請看他在陝西西安幹部大會上的講話：
究竟什麽是共產主義呢?就是我剛講的：第一，吃要吃得很好，不是光吃飽。每頓都有葷，或者吃雞肉，或者吃豬肉，或者吃魚，或者吃雞蛋……當然，有些珍貴的食品，猴頭、燕窩、銀耳，能作為“各取所需”?還不能夠……
第二是穿。也應有盡有。各種花色，各種式樣都有，不是烏鴉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藍。將來普通的布是用來做工作服。工作之外，其餘時間都是綾羅綢緞，都是毛料呢絨……要發展養狐業，人民公社都飼養狐狸……才有狐皮大衣……也要養水獺、老虎，不養老虎，就沒有虎皮。餵豬還要給老虎吃。餵雞還要給狐狸吃……
第三是住。要跟現代化城市比，什麽是現代化?就是人民公社。北方有暖氣，南方有冷氣，都是高樓大廈，什麽電燈電話，自來水都不在話下。收音機、電視機也不在話下……
第四是交通。除了賽跑，凡是要走路的都有工具……飛機也是四通八達，每個縣都有飛機場……飛機太多了，在天空中要打架，天空中還要派交通警察，是不是說不能?那不，每個人都有一架飛機的時候，也不是太遠……
第五，每個人都要受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共產主義大體就是這幾條，吃穿住行加文化娛樂、科學院、體育，這些總起來就是共產主義!
這段被許多人引用過的講話，除了“天空中還要派交通警察”一段外，應該說還是比較實際的。
隻是目前的情景，不是靠“一大二公”實現的，反而是靠當時挨批判的“生產承包責任製”來實現的。
麵對這一切，他老人家怎能不感慨萬端?
麵對這一切，他怎麽能夠安然入眠?
譚老闆閉目躺在床上，幾十年所經曆的風風雨雨，不時湧上心頭。
他覺得，自己是個尊重事實並勇於承認錯誤、敢於承擔責任的人。這一點，黨內的同誌，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都有過評價。在“大躍進”的問題上，自己是有責任的，那麽，認識到“大躍進”的失誤，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
本來，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前，人們已看到了“浮誇風”、“共產風”的危害，包括毛澤東，也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
那段日子裏，譚老闆迴了一趟老家。
盡管譚老闆當了“大官”，家鄉人同他說話還是隨便一些，他了解的真實情況也就多了一些，因而認識到存在的問題也就更明確。在南方九省市農業會議上，他開始放“炮”了。
他說：“1958年的毛病，第一是刮‘共產風’。把桌椅板凳、簪子、耳環、銀元、房屋、牲畜直到雞鴨都共產了。這股風是武漢會議剎的車。第二是大兵團作戰。大兵團作戰否定了按勞分配，否定了評工記分，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實際上把勞動效率降低了。第三是浮誇風。
浮誇風是從1958年7月開始的，發展的最高峰是大煉鋼鐵。那時吹‘一天產300萬噸鋼’，這是不可想像的事。第四是放‘衛星’。你一個，我一個，毛病就出來了。第五是‘一平二調三收款’和以公社為單位的統一分配。這是挫傷群眾積極性的一個重要原因。二月的鄭州會議剎住了這個車。第六是‘拔白旗’。去年‘拔白旗’起了不少壞作用。現在看來，無例外地(當然不是說一個也沒有)，全國的紅旗縣沒有不出問題的。絕大多數的紅旗縣糧食最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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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安徽，主要看形勢，不是要大躍進嗎?究竟怎麽個躍法?怎麽進法?幹勁究竟有多大?幹勁表現在什麽地方?一看就得出一個概念：勁頭很大，各種作物生長都很好，我就看到了大躍進的形勢。亳縣的穀子長得很整齊，可以來個畝產千斤。臨泉的棉花可以來個畝產250斤皮棉。桐城的水稻搞得不錯，你和大家比賽，不要壓淮北，要壓湖北，壓湖南的醴陵，壓廣東的汕頭。汕頭、醴陵和湖北的幾個縣，是搞畝產1500斤的，你們來個全縣平均2000斤，蓋過他。這不是自滿，這是打擂台……第一個‘衛星’放出去，第二個就出來了。現在河南正同湖北爭，第一個衛星叫2000斤，第二個叫3000斤，第三個叫4000斤。大概過幾天還能出現5000斤。我看麥子5000斤的衛星可能出在你們安徽的阜陽。會不會出現萬斤畝?我看有可能。”
譚老闆講這些話的時候，是極其真誠的。下麵的三級幹部聽這些話的時候，也是真誠的。
譚老闆雖然有些異想天開，但他畢竟是接觸到一些實際的。因而即使他的講話充滿了革命浪漫主義色彩，有一些空想的成分，也還不像小知識分子的那種不切實際。山西省洪洞縣給中央的報告中稱：“……使小麥和穀子嫁接，讓每個麥穗有8寸到1尺長，每穗結籽500粒，如果每畝是250萬株，還可以產到89000斤，如果把小麥改良成一株多穗，或麥粒像石榴籽那樣大，產量就無法計量……”對此，譚老闆是將信將疑的，曾專門找有關科學家問過。得到的迴答是模稜兩可的。
他的頭腦發熱，也還是有些現實的。如果借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這句話，倒還比較合適。請看他在陝西西安幹部大會上的講話：
究竟什麽是共產主義呢?就是我剛講的：第一，吃要吃得很好，不是光吃飽。每頓都有葷，或者吃雞肉，或者吃豬肉，或者吃魚，或者吃雞蛋……當然，有些珍貴的食品，猴頭、燕窩、銀耳，能作為“各取所需”?還不能夠……
第二是穿。也應有盡有。各種花色，各種式樣都有，不是烏鴉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藍。將來普通的布是用來做工作服。工作之外，其餘時間都是綾羅綢緞，都是毛料呢絨……要發展養狐業，人民公社都飼養狐狸……才有狐皮大衣……也要養水獺、老虎，不養老虎，就沒有虎皮。餵豬還要給老虎吃。餵雞還要給狐狸吃……
第三是住。要跟現代化城市比，什麽是現代化?就是人民公社。北方有暖氣，南方有冷氣，都是高樓大廈，什麽電燈電話，自來水都不在話下。收音機、電視機也不在話下……
第四是交通。除了賽跑，凡是要走路的都有工具……飛機也是四通八達，每個縣都有飛機場……飛機太多了，在天空中要打架，天空中還要派交通警察，是不是說不能?那不，每個人都有一架飛機的時候，也不是太遠……
第五，每個人都要受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共產主義大體就是這幾條，吃穿住行加文化娛樂、科學院、體育，這些總起來就是共產主義!
這段被許多人引用過的講話，除了“天空中還要派交通警察”一段外，應該說還是比較實際的。
隻是目前的情景，不是靠“一大二公”實現的，反而是靠當時挨批判的“生產承包責任製”來實現的。
麵對這一切，他老人家怎能不感慨萬端?
麵對這一切，他怎麽能夠安然入眠?
譚老闆閉目躺在床上，幾十年所經曆的風風雨雨，不時湧上心頭。
他覺得，自己是個尊重事實並勇於承認錯誤、敢於承擔責任的人。這一點，黨內的同誌，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都有過評價。在“大躍進”的問題上，自己是有責任的，那麽，認識到“大躍進”的失誤，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
本來，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前，人們已看到了“浮誇風”、“共產風”的危害，包括毛澤東，也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
那段日子裏，譚老闆迴了一趟老家。
盡管譚老闆當了“大官”，家鄉人同他說話還是隨便一些，他了解的真實情況也就多了一些，因而認識到存在的問題也就更明確。在南方九省市農業會議上，他開始放“炮”了。
他說：“1958年的毛病，第一是刮‘共產風’。把桌椅板凳、簪子、耳環、銀元、房屋、牲畜直到雞鴨都共產了。這股風是武漢會議剎的車。第二是大兵團作戰。大兵團作戰否定了按勞分配，否定了評工記分，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實際上把勞動效率降低了。第三是浮誇風。
浮誇風是從1958年7月開始的，發展的最高峰是大煉鋼鐵。那時吹‘一天產300萬噸鋼’，這是不可想像的事。第四是放‘衛星’。你一個，我一個，毛病就出來了。第五是‘一平二調三收款’和以公社為單位的統一分配。這是挫傷群眾積極性的一個重要原因。二月的鄭州會議剎住了這個車。第六是‘拔白旗’。去年‘拔白旗’起了不少壞作用。現在看來，無例外地(當然不是說一個也沒有)，全國的紅旗縣沒有不出問題的。絕大多數的紅旗縣糧食最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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