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參加革命。”
那人也不多問什麽，就帶了陶漢章往山裏走。到了區蘇維埃，他們又和上級聯繫。很快得到答覆，叫把陶漢章送到永新縣去。——他就這樣參加了紅軍，成了紅六軍團的一員。
陶漢章見到的第一個領導人是任弼時。聽說他從馮玉祥的軍官學校出來，有些文化，就把他留在了機關。到政治部當幹事——那個幹事可不是怎麽好當的啊，既要當編劇，又要當演員，還要寫標語，作宣傳……
說實在的，陶漢章不想當政治幹部，想當軍事幹部。誰知軍事幹部沒有當成，卻在紅軍學校當起了教官。而當教官就要有教材，那時誰給我們的紅軍提供教材呀?
“還不是靠自己幹!”迴憶起那時候的日子，陶漢章很是興奮。“根據當時幹部的特點，我擬了一個講課提綱，叫軍事問答一百題。一邊總結，一邊教課。後來就成了我的第一本書。”
江西的條件相當艱苦，紅軍吃鹽都很困難，更不要說寫字用的紙了。當陶漢章的《軍事問答一百題》寫好以後，卻沒有紙張印刷。他就和同事們到外麵去找。找迴來的紙有紅的，有綠的，也有花的，也有一麵寫了字的。
陶漢章就是用這樣的紙油印出了他的第一本書。也正是這本花花綠綠的書，使不少紅軍戰士很快地成長起來。
對自己的這本著作，陶漢章很是愛惜。無論是行軍打仗，還是短暫的休整，他總是隨身帶著這本書。在長征路上，這本書已經磨爛了他還是捨不得扔掉。直到過草地時上級要求輕裝再輕裝，他才近不得已把它留在了草地……
如今，這本書是再也找不到了，說起來陶漢章將軍還很有點遺憾。
共產黨人寫的書在國民黨的陪都出版，半個世紀後才見到樣書
1936年，19歲的陶漢章經過長征以後，調到了十八集團軍隨營學校，他任學校支隊長兼軍事課教員。一天，政治部主任鄧小平找到當時的隨營學校校長韋國清，交給他一封信。
信是從重慶寄來的，署名是三聯書店鄒韜奮。信中說，希望能寫一本開展敵後遊擊戰的書。
韋國清把陶漢章找來，說：“你正在教軍事課，這本書就由你來寫吧。”陶漢章看完信，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把我們八路軍開展遊擊戰的經驗介紹到全國去，一定會有很大的收穫。
但是，那個時候要寫一本書絕非易事。紅軍打遊擊雖然有經驗，但這些實踐經驗要經過提煉概括才能變成教材。而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既要理論指導，又要有寫作才能的人來完成。
陶漢章連續幹了幾個晝夜，擬出了寫作提綱，徵求了一下意見後，寄到重慶的三聯書店。對方很快給予了答覆，並且說，寫完一章寄一章來。
於是陶漢章在隨營學校開始了緊張艱苦的寫作。自己打草稿，自己畫圖表，自己謄寫，自己校對。一連幹了三個月，從五台寫到榆次，再寫到交城、文水，最後在古城洪洞完成了這部17萬字的學術著作。
為了使這部書更加完整，書後附錄了我軍四位高級將領的短文：林彪的《抗戰經驗》、劉伯承的《我們在敵人後方的戰術應用》、肖克的《論平地遊擊戰》、郭化若的《遊擊戰爭戰術的基本方針》。
大約一個月後，陶漢章收到了重慶寄來的十分奇特的稿酬——一大捆郵票。
說來也不怪，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統治區和共產黨創建的根據地之間惟有郵票是可以通用的，郵票可以當作貨幣使用。
拿了稿費，戰友們要他請客。陶漢章揣著郵票到了洛川城，小館子老闆拿出最好的飯菜招待他們，臨走時掏出一卷郵票付帳，戰友們哈哈大笑。
稿費收了，客也請了，就是沒見到自己出的書是什麽模樣。後來，戰事繁忙，他也沒顧上去找這本書。
1994年，陶漢章在京參加黃埔軍校70周年紀念會，見到一位台灣來的老軍人，談起當年國共合作抗戰時的情景，老軍人說：“1938年，在湖南南嶽衡山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線各戰區的軍官學習八路軍的遊擊戰術，是你們的一本書，叫《遊擊戰術綱要》。”
陶漢章眼睛一亮，忙問：“還記得這本書是誰寫的嗎?”
“是陶劍青先生。”
“哦，鄙人是也。”
老軍人站起身，拱手道：“陶先生，你是我的老師。”
“不敢不敢。”……
後來，陶漢章托人在重慶的圖書館找到了這本本該在50年前見到的書。
朱德說：“陶漢章中狀元了，今天要喝‘狀元紅’!”
解放戰爭進行到1947年，戰略決戰就要開始了，在晉察冀軍區三縱當參謀長的陶漢章像許多將領一樣，正渴望著在這場活劇中扮演一個適當的角色——這正是好男兒建功立業的時候啊!
誰知命運沒有能使他成為一個戰功顯赫的將軍，倒使他向成為一軍事理論家邁進了一步。
有一天，軍區副政委羅瑞卿找到他，說：“現在解放戰爭發展相當快，我們急需參謀人才，想搞一個高級參謀班，想讓你去做這個事情。”
陶漢章在參謀長的位置上正幹得有滋有味，不願意離開，就對羅瑞卿說：“讓我考慮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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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也不多問什麽，就帶了陶漢章往山裏走。到了區蘇維埃，他們又和上級聯繫。很快得到答覆，叫把陶漢章送到永新縣去。——他就這樣參加了紅軍，成了紅六軍團的一員。
陶漢章見到的第一個領導人是任弼時。聽說他從馮玉祥的軍官學校出來，有些文化，就把他留在了機關。到政治部當幹事——那個幹事可不是怎麽好當的啊，既要當編劇，又要當演員，還要寫標語，作宣傳……
說實在的，陶漢章不想當政治幹部，想當軍事幹部。誰知軍事幹部沒有當成，卻在紅軍學校當起了教官。而當教官就要有教材，那時誰給我們的紅軍提供教材呀?
“還不是靠自己幹!”迴憶起那時候的日子，陶漢章很是興奮。“根據當時幹部的特點，我擬了一個講課提綱，叫軍事問答一百題。一邊總結，一邊教課。後來就成了我的第一本書。”
江西的條件相當艱苦，紅軍吃鹽都很困難，更不要說寫字用的紙了。當陶漢章的《軍事問答一百題》寫好以後，卻沒有紙張印刷。他就和同事們到外麵去找。找迴來的紙有紅的，有綠的，也有花的，也有一麵寫了字的。
陶漢章就是用這樣的紙油印出了他的第一本書。也正是這本花花綠綠的書，使不少紅軍戰士很快地成長起來。
對自己的這本著作，陶漢章很是愛惜。無論是行軍打仗，還是短暫的休整，他總是隨身帶著這本書。在長征路上，這本書已經磨爛了他還是捨不得扔掉。直到過草地時上級要求輕裝再輕裝，他才近不得已把它留在了草地……
如今，這本書是再也找不到了，說起來陶漢章將軍還很有點遺憾。
共產黨人寫的書在國民黨的陪都出版，半個世紀後才見到樣書
1936年，19歲的陶漢章經過長征以後，調到了十八集團軍隨營學校，他任學校支隊長兼軍事課教員。一天，政治部主任鄧小平找到當時的隨營學校校長韋國清，交給他一封信。
信是從重慶寄來的，署名是三聯書店鄒韜奮。信中說，希望能寫一本開展敵後遊擊戰的書。
韋國清把陶漢章找來，說：“你正在教軍事課，這本書就由你來寫吧。”陶漢章看完信，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把我們八路軍開展遊擊戰的經驗介紹到全國去，一定會有很大的收穫。
但是，那個時候要寫一本書絕非易事。紅軍打遊擊雖然有經驗，但這些實踐經驗要經過提煉概括才能變成教材。而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既要理論指導，又要有寫作才能的人來完成。
陶漢章連續幹了幾個晝夜，擬出了寫作提綱，徵求了一下意見後，寄到重慶的三聯書店。對方很快給予了答覆，並且說，寫完一章寄一章來。
於是陶漢章在隨營學校開始了緊張艱苦的寫作。自己打草稿，自己畫圖表，自己謄寫，自己校對。一連幹了三個月，從五台寫到榆次，再寫到交城、文水，最後在古城洪洞完成了這部17萬字的學術著作。
為了使這部書更加完整，書後附錄了我軍四位高級將領的短文：林彪的《抗戰經驗》、劉伯承的《我們在敵人後方的戰術應用》、肖克的《論平地遊擊戰》、郭化若的《遊擊戰爭戰術的基本方針》。
大約一個月後，陶漢章收到了重慶寄來的十分奇特的稿酬——一大捆郵票。
說來也不怪，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統治區和共產黨創建的根據地之間惟有郵票是可以通用的，郵票可以當作貨幣使用。
拿了稿費，戰友們要他請客。陶漢章揣著郵票到了洛川城，小館子老闆拿出最好的飯菜招待他們，臨走時掏出一卷郵票付帳，戰友們哈哈大笑。
稿費收了，客也請了，就是沒見到自己出的書是什麽模樣。後來，戰事繁忙，他也沒顧上去找這本書。
1994年，陶漢章在京參加黃埔軍校70周年紀念會，見到一位台灣來的老軍人，談起當年國共合作抗戰時的情景，老軍人說：“1938年，在湖南南嶽衡山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線各戰區的軍官學習八路軍的遊擊戰術，是你們的一本書，叫《遊擊戰術綱要》。”
陶漢章眼睛一亮，忙問：“還記得這本書是誰寫的嗎?”
“是陶劍青先生。”
“哦，鄙人是也。”
老軍人站起身，拱手道：“陶先生，你是我的老師。”
“不敢不敢。”……
後來，陶漢章托人在重慶的圖書館找到了這本本該在50年前見到的書。
朱德說：“陶漢章中狀元了，今天要喝‘狀元紅’!”
解放戰爭進行到1947年，戰略決戰就要開始了，在晉察冀軍區三縱當參謀長的陶漢章像許多將領一樣，正渴望著在這場活劇中扮演一個適當的角色——這正是好男兒建功立業的時候啊!
誰知命運沒有能使他成為一個戰功顯赫的將軍，倒使他向成為一軍事理論家邁進了一步。
有一天，軍區副政委羅瑞卿找到他，說：“現在解放戰爭發展相當快，我們急需參謀人才，想搞一個高級參謀班，想讓你去做這個事情。”
陶漢章在參謀長的位置上正幹得有滋有味，不願意離開，就對羅瑞卿說：“讓我考慮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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